所谓“日本”

　　日前，日本明仁天皇夫妇在太平洋战争时期著名的塞班岛上进行凭吊活动。当年在这一小岛上的日军，由于知道必将失败，全部从悬崖跳下自杀，这也成为二战震惊一时的事件。

　　可想而知各大媒体对此行的不满，尽管明仁天皇着意淡化了此行的姿态，而且在28日突然增加了一项向当年遇难朝鲜人祭奠的活动，以缓解当地朝鲜居民的抗议。

　　毫无疑问，明仁天皇此行具有强烈的政治内涵，和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靖国神社参拜事件掺杂在一起，使得亚洲其他国家对于日本反复无常的言行充满巨大的困惑。

　　不过，如果抛开当下急切的政治判断，从这些事件当中，我们其实也可以感受日本这个国家复杂的政治历史及思想背景———举步四顾，但又自负傲慢；是民主宪政国家，但又任狭隘的国家民族主义暗流涌动。

　　这些互相矛盾冲突的侧面，不光要在当下的政治利益角斗中观察，更要从其历史之中耐心找寻一些观念的发展脉络。惟其如此，方可辨识其行为的逻辑。

　　明治时期的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被誉为是日本的伏尔泰，他在1885年发表的《脱亚论》，基本奠定了日本直到今天的思想主轴。书中，他将日本的维新运动定位为：亲近西方文明，努力摆脱与中国、朝鲜等亚洲国家的关系，进而成就自己的“强国”梦想。

　　在日本近代思想脉络中，尽管“自由民权论”是和“国权论”一样，也是一条重要的思想线索，而且也出现了如号称“东洋卢梭”的中江兆民等激进的民权思想家，但是狭隘的国家主义却一直是日本的意识中轴。

　　明治时期重要的主要报人德富苏峰早年曾是一位激进的平民主义者，但是在甲午战争前后，他却转变成一位侵略的国权论者，在日俄战争后，他更是主张，以皇室中心主义作为日本的国体。

　　在明治时期，关于国体的争论贯穿前后，“如何立宪”、“天皇到底何为”这些问题，都是当时争论不休的问题。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正式颁布。不过，以天皇为中心的君主主义和立宪其实是有冲突的。当时一位著名的思想家美浓部达吉就认为，统治权属于法人的国家，天皇只不过是一个代表机关，这也被称为是“天皇机关说”。

　　虽然另外也有一些激进的社会主义及民主主义者，要求自由、平等、博爱的目标，但是最终演变成为1910年著名的以谋杀天皇为目标的“大逆事件”，其中被杀害的幸德秋水，在监狱里写下《基督抹煞论》，以最激进的态度要求破除天皇无上的神话。

　　以此来看，整个日本的近代思想发展过程，其实都是在以天皇为核心的君主主义与西方现代民主制度，以及国家主义和自由民权之间来回摇摆。

　　日本的战败，使得国家主义的这一路思想发展受到遏制。1946年1月1日，裕仁天皇发表《人间宣言》，正式否定了天皇的神格。而美国在战后日本的一系列制度设置，也从外部压制了后者强烈的扩张意识。这种扩张意识既来自于日本以“脱亚入欧”为目标的现代化冲动，也来自于“万世一系”天皇统治的宗教意识，正是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下，才产生了日后的“宣布皇道于世界”的理论，进而发展出“东亚共荣”的种种理论变形。

　　在今天的日本，天皇虽然降格为人，但是具有强烈的精神指引作用，仍不时地唤起日本某些右翼人士的前现代幻象，而以明治维新以来奠定的“脱亚论”的现代化目标，则使得它始终无法摆脱在亚洲其他国家面前虚幻的优越感。正是在这种种的精神矛盾当中，日本今时今世，特别是在亚洲其他国家的心目中，成就了一副傲慢且又反复无常的样子。

　　也许，“过去的总不会过去”，在现代化的途上寻求与传统的平衡，这本无可厚非。事实上，亚洲古国如中国、印度，都在做着同样的努力。但平衡不是以“一元”的历史意识投机多元的“全球化”时代，更不是以“西洋”的傲慢对峙“东洋”的崛起。须知“正常化”不在于丢弃一部“和平宪法”，乃在于修正错位的自我认知。

　　作者：成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