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不一样的伦敦人

　　早报专稿

　　当我到达和罗素广场只隔着几条街的办公室时，时间是周四（7日）上午10点，没什么异常的。我停好自行车，查收邮件，和接待员问好。“一切都好吗？”显然是的。

　　“我们被袭击了，”艺术版编辑说，“难道你没听说？”于是我出门，骑上自行车往

西边的爆炸现场赶。可是，一切看起来都不正常地正常。被堵在路上的一排排汽车依旧不耐烦地摁着喇叭，女人们依旧坐在街旁咖啡店的椅子上，身边是婴儿车。在距离爆炸现场Tavistock广场大约几百米的地方，警方的封锁线让我止了步。身边有很多身穿职业装的男男女女，大家都在看热闹，彼此交换着最新消息，没一个人显得恐慌。

　　救援人员抬着伤员们迅速而又有条不紊地从旁观人群中离开。“哦，”一位西装男士说，“我猜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不过谢天谢地，这事算是结束了。”他身旁的女士表示同意：“至少不是爱尔兰共和军干的。”回到办公室，我就等着焦虑的家人朋友们来询问我是否安全的慰问电话———但一个也没等到。事实上，惟一对我表示了“关怀”的是一位美国朋友，她的电邮好歹让我感到了温暖：“谢天谢地，你还活着！”直到下午3点，我给妈妈打了个电话：“嗨，你就不为我担心吗？”

　　“哦，亲爱的，我估计你就不会出事。”这是我从母亲那里得到的回答。

　　在网络这个虚拟世界里，美国人要比英国人显得有人情味儿多了。Google的网站上多了一个对死者表示哀悼的黑色缎带装饰，NationalReviewOnline伤感地怀想起丘吉尔。而英国呢？英国的博客上正热火朝天地讨论着“红军”利物浦和它的球星杰拉德。

　　伦敦爆炸的第二天，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差异得到了更大体现。纽约地铁上是荷枪实弹的警察，而绝大多数伦敦人则理所当然地又坐上了地铁，甚至连到处可见的警察们看起来也神情轻松。“这路被封了，要是到对面那个街区该走哪条路最近？”我问一名正在WoburnPlace巡逻的警察。“我也不知道，亲爱的，这边我也不熟。”他冲我咧嘴一笑。

　　不能说经历了“7·7”爆炸的伦敦人已经再次表现出60年前勇敢承受纳粹轰炸的无畏精神———那是无谓的褒奖。我们既不是英雄也不是胆小鬼，我们只是与众不同罢了。王靓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