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华鸦片战争揭秘 用毒烟将中国变为附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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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在线报道：中国人均知中英两次鸦片战争，但殊不知，在英国逐渐从中国的殖民舞台上退去之后，日本接替其成为对华鸦片输入的最大东家。日本军方断言，“中国只要有40％的吸毒者，那它必将永远是日本的附属国。”

　　山西天镇：烟毒最深

　　周山仁这次来到了一个方言不太好懂的偏僻地方。

　　他从山西省大同出发，坐车三个多小时到达大同市天镇县。大同位于山西的最北边，而天镇又在大同的最北边，这里是从河北进入山西的必经之路。

　　天镇以北二三十里有座山叫盘山，是山西的天然屏障，抗日战争爆发前为防止日军进入山西，阎锡山在盘山修了国防工程，如今这里依然能看见大大小小的被用作机枪阵地、迫击炮阵地的山洞。

　　周山仁来到这里是为了了解当地在抗日战争时期种植鸦片的事情。这位山西大学历史系的老师最近接受了《山西抗战口述史》的研究任务。这部由山西省社科院历史所主持的研究项目试图把1500位亲身经历过抗日战争的老红军、老干部、普通百姓的故事以口述的方式记录下来。

　　周山仁选中了天镇县大屯的老干部李福生作为采访对象。当时只有十几岁的李福生依然记得：从天镇县到阳高县漫山遍野都是花，大凡是比较好一点的土地都是红红白白的罂粟花。

　　天镇的土地大都是坡地，只有少量的水浇地，而这些水浇地在当时几乎全被用来种植“大烟”。1908年清政府在全国施行禁烟运动，这个运动在山西做的最好，当时还是全国“模范省”，在日军入侵前，山西已经没有人种鸦片了。日军进入山西后，当地政权“中空”，加之其推行“以战养战”的政策，开始鼓励、默许老百姓种植鸦片。

　　“日本人来了8年，我们就种了8年大烟，”李福生说；另一位浮沱店村村民吴宪银记得，日本人来的第二年就开始少量种植鸦片，“到第三年就大了”。

　　老百姓知道种鸦片不好，也知道吸鸦片不好，但是当时种一亩鸦片相当于种10亩、20亩玉米、谷子的收入。

　　为了加强对鸦片的价格垄断，日本对鸦片实行专卖，并有专门收购鸦片的机构。

　　李福生记得当时日本人对中国人种植鸦片并不征收费用，只收大烟。李高是当时李福生所种鸦片的收购者，李福生回忆说当时李高雇200多人割大烟，一担就有一百来斤。

　　不过种植鸦片并未给当地人带来生活质量的改变，吴宪银当时每天的伙食情况就是三餐黑豆。很多人开始吸食大烟。

　　“日本人只收一部分，剩下的由自己卖自己吃，”李福生说。当地吸食大烟的大概有1／5到1／4。吴宪银说，“种烟就抽烟，我当时就抽烟，好像自己就是坏人。”那时还是不到20岁的小姑娘，如今已经80岁的侯大女老太太在旁边插话：“我那烟吃得好呢！”

　　当地人告诉周山仁，那时候倾家荡产的人特别多，特别是一些中农、富农的地主家庭。除此之外，种植鸦片的另一个害处就是破坏土地。直到今天，天镇因为土地贫瘠，庄稼很难种，因此，依靠大同丰富的煤炭资源，跑运输成为当地人的主要收入来源。

　　李福生清楚记得，虽然日本人鼓励种植鸦片，但“人家不吃大烟”。据说是怕影响军队的战斗力。当年，日军在天镇曾经杀了2000多老百姓，提起往事，吴宪银禁不住哭起来。

　　据近日公开的研究显示，山西省是日军侵华时期整个华北受烟毒之害最严重的省份，吸毒人数超过20万，约占整个华北吸毒人数的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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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行山曾成烟山毒海 山西吸毒者超过20万

　　国际在线报道，在近日于山西太原召开的“抗日根据地与太行精神”全国研讨会上，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青年学者张基辉对侵华日军在太行抗日根据地鸦片毒化战的研究引起了与会者的广泛关注。

　　山西吸毒者超过20万

　　太行抗日根据地横跨晋冀豫三省边界，1937年全面抗战发生后，日本大力推行“鸦片毒化政策”，其中华北地区是其着力重点。

　　而以晋、冀、豫三省为依托的太行抗日根据地此时也深受烟毒之影响。张基辉告诉记者，“上至80余岁的老叟，下至2岁的幼儿都成为‘毒化政策’受害者。新生的太行根据地从建立初期就生活在晋冀豫三省‘烟山毒海’的恶劣环境中”。

　　张基辉指出，1937年11月日军进入山西后，便开始大肆在晋北、晋中、晋西南各地的占领区和铁路沿线种植鸦片。

　　1940年日军在白晋路沿线制定《春耕办法》，该办法规定铁路沿线十里以内，禁止种植五谷，只准种植大烟和棉花。1942年仅太谷县烟田的面积就高达6000亩。

　　山西是当时整个华北受“毒化政策”影响最严重的省份，吸毒者人数超过了20万，约占整个华北吸毒人数的50％。抗战期间，中共曾对太谷平川吸毒者进行了统计：“粗略计算占人口总数44％（战前吸毒人口总数占25％）；”长治地区“敌占领的随便一个镇子，每天可销售料面一千多元；”而潞城县老百姓打官司，则首先要管法院的法警一顿烟面方可。当时敌占区吸食毒品的现象也非常普遍，吸毒者包括了社会各阶层，甚至还有寺院的和尚。

　　由于太行抗日根据地横跨三省，张基辉也比较了另外两省的鸦片毒化情况，发现：河北省自日军侵占后烟毒问题愈加突出，石家庄、井（陉）矿区一带吸毒者众多，土膏行店，触目皆是。根据资料显示：1939年日军在河北就收购鸦片562000两，如果以平均每亩地产鸦片20两计算，估计当年河北省种植鸦片的土地面积至少为28100亩。

　　河南日军从河北大量输入海洛因等毒品后强迫沦陷区民众吸食，并逼令强卖，“以图毒化民众，减弱我抗战力量。”

　　烟毒攻势危害甚广

　　针对侵华日军烟毒攻势对太行根据地的危害，张基辉进行了深入研究。

　　首先就是对太行根据地的人力资源造成了破坏。抗日战争时期，以太行根据地太谷县为例，该县温家庄、彭温庄、岳家庄、马兰、后庄、前庄等六个村“共有吸毒者157人，其中16－23岁的占1.9%,24－36岁的占43％。36－50岁的占43.3％，50岁以上者占11.4％。”通过对该县吸毒者年龄比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23－50的青壮年的比例占到了88％以上。这样的吸毒年龄比例不仅出现在太谷县，其他各地“瘾君子”中青壮年劳动力的人数也都超过了半数。

　　张基辉分析认为，这些青壮年本可以成为太行根据地农业生产主要的劳动力和抗日战争的重要力量，但吸食鸦片后却变得无所事事，丧失了劳动能力，致使土地大量荒芜，农业生产受到阻碍，兵源质量也大受影响。“太行根据地青壮年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已影响了根据地的发展和壮大”。

　　烟毒泛滥也严重损害了太行根据地正常的社会秩序。根据1943年潞城县政府的调查结果表明：在该县游击区的42起小偷案件中，就有28起是由于吸毒引起的，占所有案件的66.7％。

　　更为严重的是，毒品的贩卖和吸食威胁着根据地的政治和军事工作。张基辉告诉记者，从表面看，毒贩是为了获取更高的地方差价利润而进行贩毒的，但大多数来自敌占区的毒贩则是另有任务。这些人往往受托于伪政府之命，一方面通过贩毒的方式“盗回我区有用物资”，另一方面毒贩在毒品贩运过程中有意收集根据地内大量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况并汇报于敌人。

　　太行根据地内很多的吸毒者最初都是“安善良民”，有的甚至曾积极参加抗日，但吸食毒品后却被日军和伪军所利用。吸毒者中有的专门为敌人搜集根据地的情报，有的直接成了“汉奸”，有的甚至在根据地四处“放毒”，也因此成了抗日政权打击的主要对象。因此“许多吸毒与贩毒品者，几于汉奸敌探不能分离”。

　　毒品也扰乱了根据地的经济秩序。尽管太行根据地对于毒品贩运和买卖查禁的十分严格，但是根据地内的少数商贩，甚至是返家的“荣誉军人”为了高额利润而不顾政府禁令，暗中贩运、藏匿和买卖毒品。据1942年《新华日报》报道：林北任村奸商走私贩毒十分猖獗，该村市场上私藏鸦片等毒品的商号竟占全部商号的二分之一，个别商号藏毒达数两之多；壶关秦家庄的个别商人也利用商业贷款专做“出入口贸易”，出口的是粮食，进口的是烟土。

　　鸦片毒化还伴随着日伪军的金融战。对于毒品的种植、吸食和贩运，日伪政府以名目繁多的烟毒税进行征收。而且吸食毒品还导致当地百姓的口袋进一步被掏空，据计算，仅晋中地区一年至少要在购食毒品方面花费2000万元。日军大肆在占领区种毒、贩毒的目的不单单是为了消除国民的“精神抵抗”，另外的目的就是吸收大量法币出口，破坏根据地的经济稳定。

　　更为严重的是，鸦片毒化还导致太行根据地农村破产的恶果。

　　“在仅仅维持生计的小农经济中，吸食烟毒所耗的巨额财富是农家乃至庞大农村的重大经济损失，农村经济处于濒临危机的境地。”1944年太行根据地对榆次3个村进行了统计：“因毒化影响而破产之农户，占全村户数15％－20％。”太谷大商人杜润芝在“抗战后大抽料子，将13座铺房、四五座大买卖皆卖光，并且把3个老婆都卖了，现在连吃饭都吃不饱”。

　　张基辉认为，敌占区的广大农村在“毒化政策”的影响下，原先许多的商人、地主相继破产，而很多富农、中农、贫农吸食毒品后有的倾家荡产，有的沦落为流民，有的则暴死街头。庞大的吸食鸦片队伍的存在，使得相当数量的农村人口，尤其是劳动力的身体素质呈现出一种令人沮丧的状态。处于此种状况下的农村经济要求得正常的发展无疑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

　　日本军方曾断言：“中国只要有40％的吸毒者，那它必将永远是日本的附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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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毒流向全中国 女人炸弹和鸦片占领满洲

　　国际在线报道 “从上世纪初开始，日本对中国毒品输出的数量和规模逐渐取代了英国”，从事这一研究的学者张基辉说。

　　沦陷区：日毒水银泄地

　　1907年，清政府与英国订立了《中英禁烟条约》，英国政府承诺逐年减少对华输入鸦片数量。到1917年4月，英国官方已经完全停止向中国输入鸦片。对清末禁烟运动的兴起，日本政府则极尽阻扰破坏之能事（比如在日租界进行鸦片的生产和提纯）。

　　厦门大学中国海关史研究所副主任连心豪认为，如果说台湾鸦片专卖制度是日本对华鸦片战争的第一次战役，那么对清末禁烟运动的破坏及后来对全中国的鸦片毒化政策则可以看作日本对华鸦片战争的第二次战役。

　　日本军方历来认为，中华民族“是个鸦片中毒很深而不能自拔的民族”，并且断言：“中国只要有40％的吸毒者，那它必将永远是日本的附属国。”

　　连心豪介绍，“9·18”事变前，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负责政治事务的第四课将鸦片作为征服中国一种特殊的武器，设计了一套侵略东北、华北乃至全中国的鸦片政策。关东军将从前日本浪人分散、小本经营的贩毒活动，发展为关东军直接控制、支持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毒品战争。

　　1915年侵占东北的日军设立“戒烟部”，仿效台湾总督府的做法，将鸦片输入改成由关东都督府直接经营的专卖制，当年贩卖鸦片的纯收益一跃为前一年的11倍，两年后的1917年则超过了530万日元。

　　关东军向满洲倾销的毒品不但有鸦片，还有吗啡、金丹、海洛因等精制毒品，大多以奉天为集散地，毒品来源于国际贩毒集团、热河、朝鲜和台湾地区。

　　1924年11月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三次国际鸦片会议上，声名狼藉的英国和日本以“生产的英国”和“秘密贩卖的日本”，被视为鸦片问题上的双恶。会议集中围绕日本人在中国进行的秘密贩毒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面对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日本的对华贩毒活动不但没有丝毫收敛，反而更加变本加厉。有组织的军事贩毒活动，使关东军很快赚足了发动侵华战争的军费。据资料显示，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军费，几乎全部来自其贩毒网。

　　大特务土肥原贤二曾说，他在满洲的成功只靠三件武器：女人、炸弹和鸦片。

　　“七·七事变”后，日军以天津日租界作为制毒、贩毒的基地，向华东、华南的上海、香港等地大肆走私贩卖鸦片、吗啡、海洛因等毒品。

　　随着日军侵华步伐的进展，鸦片、吗啡等毒品就像水银泄地，流向中国的每个角落。正如美国代表富勒在国联第21届禁烟会议上的演说，“无论何时，只要日本势力所侵之地，随踵而至者，辄为私贩毒品之现象。”1943年9月21日美国国务院禁烟备忘录也指出：“自1936年以来，全球只有一个国家，其领导人鼓励种植鸦片及制造烟毒以供吸食和其他用途，这个国家就是日本。日军入侵之处，即伴随着鸦片交易……这些地方公开销售鸦片和提炼物，其机构受到了日本军方的庇护。”

　　虽然日本从一开始就把鸦片作为侵略中国的手段之一，但为了顾及当时日本的“国际品质和地位”，侵华日军开始对外宣称实行鸦片“渐禁”政策。

　　比如伪满地区1932年公布的鸦片法中规定“不准吸食鸦片，但是非成年的瘾君子在治疗必要时不受本法限制”。并设立专卖机构，指定批发与零售商，颁发烟馆营业执照和个人吸烟许可证等。但这与其说是鸦片的“渐禁”，还不如说是承认鸦片合法。

　　1939年以后日本干脆扔掉了这块“遮羞布”，公开鼓励和强制鸦片的种植、收购与销售。鸦片“渐禁”政策也使鸦片的产供销具有了明显的计划性和垄断性。

　　把触角伸到国统区

　　除了在沦陷区全面推行其鸦片毒化政策之外，侵华日军还把触角伸到了国统区。

　　“日本为将毒化政策推进到国统区是煞费苦心的。”研究侵华日军走私活动的吉林省教育学院政史系副教授齐春风将其做法概括为：

　　一是在临近国统区的地带广种烟毒,以期达到“近墨者黑”、近烟者毒的效果。据当时国民党特务机构的情报记载，在绥远沦陷区，日伪也大种鸦片，每到收获季节，引诱附近陕北神木、府谷及晋西北河曲等地穷苦人民前去收割，形成黄河各渡口人们成群结队狂入敌区的局面。日军还在接近国统区的地带设立大型制毒工厂。像日伪在河南省博爱县大辛庄设立的名为“中和记”的大毒品公司，该公司每天可生产红丸5000袋，每袋1万余粒，行销豫北十余县及晋南各县，每天即可收入5000万元。

　　齐春风认为，日军强迫民众在敌我交界地带广种罂粟，一方面将烟毒伺机运入国统区，另一方面在两区之间划出一条无粮地带及毒化地带，以贯彻对大后方的经济封锁，使大后方的物资抢购工作不易奏效。强迫改种的地域，类皆敌我势力接触的游击区，不许种粮，沦陷区又大闹粮荒，且严厉取缔粮食搬运，该无粮地区的居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不得不到国统区来抢购粮食，由此加重大后方的粮食供应紧张的状况，也正遂日伪的心愿。

　　为了把毒品打入国统区，日本还采取廉价出售毒品的方法。在日军的“让利”售毒政策下，贩卖烟毒的利润有时高达成本的6倍以上。引得奸商们趋之若骛，把大后方的许多地方搞得乌烟瘴气。

　　当时重庆《新华日报》曾报道了“沦陷后的洛阳竟和西安交通”的奇怪现象：豫湘桂战后不久，新沦陷的洛阳竟很快与西安恢复了传统的商货流通，成群的走私商携带着美国援助中国稳定物价的黄金到洛阳。金价在西安一两值2万～3万元，在洛阳3倍半于此，运到北平，便值4～5倍的高价了。而回程内运的货物最主要的便是轻巧易带而又价值高昂的“白面”了。

　　齐春风研究发现，为达到使国统区民众神不知鬼不觉地中毒的目的，日本还颇费心思地制造了多种含毒物品。含毒香烟就是其中的一种。日本在青岛、天津、北平等地专门设立发售纸烟及盘纸的公司，每隔一两月即运到河南纸烟3000箱,该纸烟据报“刺激性极大”。果然，后来发现河南等省民众因吸食此等香烟而致病、致死的事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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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在线报道1944年3月初，位于汪伪政权控制区的日本侵华毒化机构——华中宏济善堂于各大报刊分别刊登解散启事，结束了它在中国5年的荼毒生涯。

　　因日人败降时，销匿了宏济善堂相关资料，这所在当时中国颇有“影响”的毒化机构为为何自行解散成了不解之案，南京大学历史系的曹大臣博士经过对尘封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原始档案的搜集和整理，发现此事和当时的“清毒运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华中宏济善堂关闭之谜

　　据曹大臣介绍，1943年底，日本政府推出所谓“对华外交新政策”，表示要“尊重”中国主权，重视汪伪政府。此时，部分汪伪人员开始意识到日本气数已尽，竞相另觅新路，这就使沦陷区长期受抑压的民心士气有了呼吸空间，也给中共利用日伪矛盾，领导人民抗日清毒创造了有利时机。

　　当时汪伪宣传部部长林柏生想利用民众仇恨烟毒的心理，收回鸦片公卖权。1943年冬，林通过手下在“中央大学”找到厉恩虞、王嘉谟等学生骨干，联系发动反烟毒运动。

　　厉、王两人均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秘密团体“青年救国社”成员，二人随即向当时中共南京工委书记舒诚做了汇报。舒诚指示，反烟毒运动既要利用林作为掩护，又不能为林所利用，要注意隐蔽，避免暴露。

　　华中宏济善堂是1939年4月在侵华日军配合下由日本特务里见甫所建。据曹大臣博士介绍，宏济善堂秉承日本兴亚院和大使馆之命，全权管理汪伪辖区内的鸦片业务及行政，成为日本毒化政策由伪满向华南波及的一个重要关节点。也因此成为反烟毒运动的主要打击对象。

　　1943年12月17日晚，厉恩虞、王嘉谟动员了200多名学生到夫子庙打烟馆，“在打烟馆时，还遇到日本宪兵队，王嘉谟被日本宪兵在头上砍了一刀，受了伤。以后学生把林柏生的牌子搬了出来，说是林柏生叫干的，才避免了更大的冲突”。第二天，以“青年救国社”为核心，厉、王组织了一场规模更大的行动。此后声势越来越大

　　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当时《宏济善堂呈报各地特业商店被青少年团捣毁情形》中记载：“南京、上海、芜湖、南通各零售商及各戒烟所呈报损失数量共计中储券1332万元。而停业期内，每月营业上所受损失，约计零售商每日每家500元、戒烟所每日每家300元，尚未计算在内。”

　　在沦陷区“清毒运动”的声讨中，损失惨重的华中宏济善堂于1944年3月初宣布自动关闭。

　　抗日根据地的禁毒斗争

　　据曹大臣介绍，抗战时期，沦陷区民众、中国共产党、国民政府等分别采取不同形式，共同对日展开了一场生动激烈的反毒化战，“在这个特殊战场，中日两国进行了另一种生死较量”。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青年学者张基辉向记者介绍了中共在太行抗日根据地的禁毒斗争。

　　当时根据地采取了内外结合的禁毒措施。外线禁毒：主要是由岗哨、税卡、公安局检查站等边防机构完成，这些边防机构集中设立在同游击区的交界地主或者各县通敌区的要路，它们的主要任务是“稽查过往货物”，对毒品贩运进行查禁。

　　内线禁毒：由辖下各区的地方税务局、公安局、工商局、各县政府及其它政府部门执行。1940年6月党中央强调“要遵照法令处置毒贩，没收毒品，枪毙毒犯。”为了使根据地禁毒斗争规范化、制度化，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于1942年12月1日颁布了《晋冀鲁豫边区查获烟土暂行办法》（试行），使太行根据地“禁止毒品贩售”的政策最终以边区政府法令的形式确立，各地县的查毒工作有了法律依据，禁毒工作逐步走向规范。

　　各县司法科在处理烟土案时，对于初吸毒者予以批判教育并帮助戒毒；对于屡教不改的吸毒者轻则罚款，重则判处有期徒刑；对于贩毒数量较少者判处有期徒刑，对经常贩毒或贩毒数量较大者则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

　　据张基辉介绍，当时在太行根据地毒贩贩毒手法非常隐蔽，手段多种多样：有的是将烟毒藏在带有夹层的藤筐底部，有的藏在挖空的石磨中，有的将毒品藏入驴耳内，有的是“将锡筒装入料面藏入自己的肛门内”，有的是“将大包料面伪装在南瓜内”，更有甚者将婴孩的内脏掏空，藏毒品于内……

　　地域广阔而地理环境复杂的太行根据地在面对行踪诡秘，隐蔽较深的毒贩和吸毒者时，如果单纯依靠边防机构和政府机关的查禁，显然是不能最有效的肃清根据地之毒祸，因此根据地积极发动群众禁毒。军事性的群众组织在地方政府的带领下，深入第一线直接参与禁毒工作。

　　“应该说，太行根据地在抗日战争期间的巩固、发展和壮大是与同‘毒化政策’斗争分不开的”，张基辉说。

　　当然，由于历史原因，日本鸦片毒化遗害的彻底消除则是解放之后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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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先驱导报评论：奴化经济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侵略和殖民的一个核心目的是将被殖民国家原有的政治经济文化摧毁，并最终确立其　为本国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附庸。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的中国战场上，也一直在奉行这一原则。有的时候，摧毁一个民族原有的政治经济文化不容易，但是将它变成自己的附庸，方式方法则要多样得多。

　　目前发现的许多日军逼迫中国人种植鸦片，则是这种奴化思想在占领区经济上的体现。

　　在东北、山西等地，都发现了侵略者奴化经济的证据。这些证据只能证明一件事情，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作为被侵略国，所受到的伤害是全方位的。

　　大量种植和吸食鸦片对于一个民族的伤害，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就知道了。这些鸦片销往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和世界国家，对于大众的身体和精神损害，日本早在19世纪就亲身体验到了。问题在于，在侵略战争这种特定的集体伤害中，鸦片又成为了日本征服中国的工具。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奴化经济是一个国家殖民的重要手段，它不仅让侵略者从这种经济方式中获得利益，让被侵略国从经济上单一化，并且依赖于完全没有道德的产物，从而在长时间的麻木中失去抵抗意志和自身价值标准，从而成为一个战争工具的生产基地，甚至是军国主义享乐的工具来源。这种行为，与暴力伤害一样，都是在许多年之后，会在被侵略民族的肌体上，留下沉重的疤痕。

　　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日子里，越来越多的历史真相被发现出来。这些真相的残酷，证明日军当年并不简单地摧毁生命，更以摧毁道德，摧毁意志为乐。那块大东亚的共荣圈，实际上是军国主义荣而他人俱损的野蛮规划。在刺刀下生长的鸦片，其实是当年日本侵略者寄予厚望的殖民工具，他的杀伤力是全方位的。

　　日军强迫中国种植的鸦片，除了在中国本地强行推销之外，也运向世界其他国家。这种本来在世界各国都受到严格禁止的商品，成为了战争中特殊的奴化经济产物，其毒害程度，无疑也是全球性的。鸦片种植之后，不但有消费者，还有上瘾者，更进而有以货币换取鸦片，并成为侵略机器的经济来源者，这些鸦片的消费结果，不但毁灭了自己，也毁灭了仅存的国际道德，更在日本国家历史上，增添一条新的罪恶。

　　全人类都一致认同的毒品，在战争中就成为了侵略者的宠儿。奴化经济和虐杀战俘、埋藏化学武器一样，都具备恶劣的延伸效应。因此，战争的罪恶不仅仅在于杀戮生命，更在于颠覆理性和良知。奴化经济，只是将他国人民掠为奴隶的手段，而鸦片在土壤里生长，却是对殖民和侵略的最大讽刺。这是我们今天翻开肥沃的黑土地，去寻找鸦片的残余的理由。周庆安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5（来源：国际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