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永远无法得到宽恕”——“731”老兵筱冢良雄自述

　　现年83岁的筱冢良雄静静地坐在一座老寺庙的木制台阶上，用手指着寺庙内由一座宽恕女神守护着的一个小墓穴。那是他选定身后安息的地方。除了恼人的知了叫个不停，这座位于东京以东100公里处小村八日市场的寺庙十分安静。

　　“我已经选好地方（墓地），”这名试图用一生反思的日军老兵2004年9月接受美联社记者专访时说。他强调，自己在“731”部队的日子依然是心底无法结束的折磨。

　　无法宽恕

　　二十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作为日本“731”部队少年班的一员，筱冢参与了也许是当时世界上最残忍、也是最先进的生物武器研究。

　　筱冢在“731”部队做细菌研究辅助工作，刷洗培养细菌的器皿、准备活体解剖人体的用具以及把培养好的鼠疫、霍乱、伤寒等细菌投入中国河流的源头等。

　　根据最为保守的估计，命丧“731”部队之手的遇害者数以千计。不少历史学家相信，实际遇害人数至少超过25万。

　　然而，很长时间里，日本政府一直否认“731”部队的存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2002年8月27日才认定“731”部队等侵华日军在中国发动细菌战、残害中国人民这一事实，承认这支部队的活动“完全不人道”并造成“极大”苦难，但法院还是裁定日本政府没有法律义务赔偿受害者。

　　美联社记者评论说，在许多亚洲国家的关注之下，日本政府却从未正视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仍是深深影响日本与邻国关系的一道伤痕。

　　不过，也有像筱冢那样的日本老兵，对自己的过去充满愧疚，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他愿意用一生赎罪。筱冢为中国受害者作证，并且写了一本书揭露“731”部队，表示要把这些事实呈现给在校学生。

　　筱冢1998年原打算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和平论坛上发言，但美加移民调查官以他曾经是战犯为由禁止入境。

　　“我按照吩咐做事。如果我不服从命令可能被（日军）杀害，”筱冢说，“但是，我们的所作所为实在恐怖，我本应该拒绝去做，即使那意味着我要死。”

　　“但是我做了，我永远不会得到宽恕，”他说。

　　散播细菌

　　1939年2月，日本战争机器正在肆虐中国，身着陆军航空兵军服的征兵者来到筱冢所在的乡下高中，向报名者承诺，给他们一个美好的未来。如果参军，他们日后会得到奖学金，可能到医院或航空部门工作，可以到处旅行……

　　“我们都应征了，”筱冢回忆说，“看上去是个好机会。”他通过了测试，“我想所有人都通过了，”他说，“那很简单。”

　　那年，筱冢年仅15岁，家境贫寒。

　　两个月后，筱冢加入日本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即“731”部队。他与一批新兵一同来到哈尔滨市平房镇，那就是日军“731”总部所在地。“当时的想法是，我们负责向士兵提供安全的饮用水，”筱冢说。

　　作为少年班一员，筱冢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一间教室内度过。他在那里学习基础医学、卫生知识和细菌扩散。

　　1940年春天，筱冢被分派一些打杂的活。“我们部队正在培养跳蚤，让它们染上鼠疫，”他说，“我的任务是观察他们让活老鼠身上长跳蚤。”

　　那是一项简单的任务，携带跳蚤的老鼠被关进放有麦子的笼子里。当老鼠死掉，跳蚤就会本能地离开老鼠尸体，然后在设置好的红灯引导下，通过浴缸，进入连接着排水沟的玻璃管。“以后跳蚤再怎么样就不管了，”筱冢说。但是，就在他得到新任务时，大批中国人死于鼠疫。根据中国受害者代表2002年在东京地方法院提出的诉状，日军飞机1940年10月4日在浙江衢州上空撒下带有感染鼠疫跳蚤的麦子。

　　尽管衢州民众焚烧了不少带有病菌的物质，但当年年底衢州仍有几十人死于鼠疫。由于一名铁路工人受到感染，鼠疫扩散至浙江义乌，造成300多人死亡，周边地区也有数以百计的人死于鼠疫。1941年11月，“731”部队还向湖南常德投放了棉花、谷物等感染物质，导致两次鼠疫暴发，总共造成7643人死亡。“我从来没有问过自己为什么这么做，”筱冢说，“没人问，我们没有时间去思考我们在做什么……中国人所说的是真话，在我脑海里这点毫无疑问。”

　　活体解剖

　　回到教室，筱冢开始学习培养伤寒、霍乱、炭疽、痢疾等细菌。1942年，他又获得新任务，帮助准备活体解剖感染炭疽的人。

　　“731”部队故意让被关押者感染上细菌，以便他们能够研究细菌发育情况和生物武器威力。他们还从这些感染者身上提取细菌样本，培育更多细菌。

　　“第一次，我的腿颤抖得厉害，我几乎都站不住了，”筱冢说。他认识那名躺在手术台上的人。“我以前见过他几次，”筱冢说，“他看上去像一名知识分子，还不到30岁。但是那次，他被带到解剖室。由于感染鼠疫，他浑身发黑，仿佛变了一个人。他已经接近死亡边缘。”

　　在解剖室内，筱冢用板刷把受害者清洗干净，从前胸到后背，然后给他擦干。另外一人用听诊器确认他还活着。然后，筱冢还要帮助下刀者取走受害者的内脏器官。“我们被告知，在器官发生变化，影响到研究之前把它们取出至关重要，”筱冢说，“那间屋子没有钟表，但我估计手术持续了4个小时。我没忘记在那里的感觉。”

　　筱冢参加过至少3次活体解剖。“我们叫受害者‘马路它’（即原木），”他说，“我们不希望想起他们是人。我们不愿承认自己在夺取生命。所以，我们让自己深信，我们所做的事情就像砍树。当在那个国家（中国）看到某个人，你就不能走动。你的大脑会一片空白，恐惧大举袭来。”

　　那时，筱冢20岁。次年，他正式编入军队。

　　“我又成为人”

　　战争1945年8月结束，筱冢当时是日军医疗队一等兵。

　　日本宣布战败后的混乱中，筱冢与自己的长官走散。中国解放战争期间，筱冢被人民解放军俘虏。

　　筱冢放弃与许多得到宽大处理的日本兵一起遣返。他孤独，并且被人遗忘。筱冢说，自己当时无处可去。“但（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纳了我，”他说，“他们对我很好，我也乐于为他们服务。”

　　6年后，筱冢在“731”部队的经历被披露出来。他被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1956年获释回国。

　　筱冢说，在受拘禁期间，他有着美好的回忆。“那座改造所十分宽大和舒适，”他说，“我们吃得比卫兵还好。他们给我们看电影，放音乐。我们还获许做运动。那真比在平房镇的日子好多了。”

　　就是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筱冢开始反思自己在“731”部队的所作所为。“我又成为人，”他说，“如果他们严酷对待我，我应该下地狱。但他们把我当作人。我必须把他们当作人，我也开始把那些受害者当作人。”

　　筱冢说，尽管他开始对自己在“731”部队的经历撒了谎，只说自己研究新疫苗，但渐渐地也吐露了真相。“我不认为自己所说的对他们有多大用，但他们对我宽大处理，把我送回家，”筱冢说。

　　“也是受害者”

　　每天都有几十名与筱冢一同接受过改造的友人来到八日市场村的这座寺庙。筱冢的家距离寺庙不远，他们在附近为侵华日军杀害的中国受害者立了一座石碑。“我们向中国人民表达无限的感激和最深的歉意，”石碑上刻着这样的文字。

　　1956年，1109名日本战俘获释回国，其中包括一些“731”部队老兵。

　　美联社在报道中说，那些“731”部队的建立者和领导者得以免予起诉，是因为他们用研究资料与美国政府作了交换。后来，其中一人还成了日本医学界的突出人物，其他人到厚生省工作。

　　回到日本后，由于已经无家可归，筱冢在地方政府谋了一个职务，直到退休。

　　尽管他经常想讲述自己的经历，“但没人想听我说，”筱冢说，“日本人更想把自己当作战争受害者。甚至一名和平运动参与者曾对我说，把日本当作侵略者没好处。”

　　“但我不能让这段历史残留在黑暗中，”筱冢说。

　　就在筱冢建立石碑的1997年，他为180名起诉日本政府要求赔偿的中国受害者作证。法庭拒绝了中国受害者的赔偿要求，他们再次上诉。

　　筱冢打算，只要健康允许，他还会出席部分听证会。

　　近年来，筱冢数次来到中国，并应邀再次来到平房“731”部队遗址，对遗址作现场鉴证。“中国人对我非常宽厚，”他说，“他们告诉我，我也是受害者。”庄北宁（新华社供本报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