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首次战略对话坦诚深入交换意见(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8月02日15:27 汉网

8月1日，首次中美战略对话在北京举行。

　　8月1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右）与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左）在对话前握手。

　　据新华社电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与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1日开始在北京举行为期2天的首次中美战略对话，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与地区问题坦诚、深入地交换了意见。

　　双方一致认为，对话是有益的、建设性的，增进了相互理解。双方重申，中美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中美保持和扩大合作，对促进当前和今后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美双方将积极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加强对话，增进互信，发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推动两国建设性合作关系不断发展。

　　此次对话是根据去年11月胡锦涛主席和布什总统在智利圣地亚哥达成的共识举行的。双方商定数月后在美国举行第二次战略对话。

　　据报道，这次对话议题将涉及台海、军事、能源、反恐和贸易等问题，并会就中美元首今年互访进行磋商。此间国际问题专家指出，美方还可能会就北京比较反感的年度军力报告，向中方作出解释，并听取中方观点。

　　意义战略对话增信释疑

　　8月1日，中美首次战略对话在北京举行。美国常务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和中国外交部常务副部长戴秉国坐在一起，就双方共同关心的敏感问题和国际重大问题进行对话，既“求实”也“务虚”。在中美关系错综复杂、美国对华关注异常升温的敏感时刻，这种战略对话可谓十分及时、意义重大，不仅开创了中美关系的新气象，而且有可能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指引航向。

　　战略对话并非盟国“专利”

　　所谓战略对话，是指国与国之间就最关切的双边和超越双边的战略性问题进行坦诚交流和直接沟通，以减少误判，增信释疑，划定准则，明晰目标，确保双边关系长期平稳发展。能否开展战略对话及战略对话的水平和成效如何，是检验两国关系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

　　长期以来，受冷战思维的影响，美国及西方不少人士固执地认为，战略对话是盟国之间的“专利”，非盟国之间尤其像中美这样的“潜在竞争对手”之间搞战略对话，双方虚与委蛇，是谈不出什么名堂的。令人欣慰的是，美国决策层没有被这种杂音所左右，而是很快呼应了中方的提议，并积极落实和认真应对。这至少传递出两个积极信息：第一，美国对华决策者们开始从战略上和心理上接受中国迅速发展的现实，并深入思考如何与一个新型的大国长期共处；第二，美国愿意同中国就超越双边的全球重大战略性问题坦诚交换意见。

　　减少误判规避冲突

　　中美战略对话的实质在于，两国以开放的胸襟和理性的姿态，在两国之间创建一个新型交流平台，构筑一个长期共处框架。因此，它不同于冷战时期美苏间的战略对话，不以削弱对手为主旨；不同于美国与盟国间的战略对话，不以针对第三方为目标；也不同于中美历史上进行的战略对话，不全然是“外来威胁推动型”和“危机反应型”。

　　中美战略对话的新意在于，它是在全球化使双方相互依赖程度加深、反恐反核扩散使双方合作领域拓宽、“深度交往”使双边关系更具理性的新时代背景下，围绕“崛起大国与现存超级大国如何和平共处”这一中心议题，就双方核心利益和现实关切，展开的基于战略合作、增信释疑、求同化异的新型战略对话，旨在规避冲突、控制摩擦、减少误判，实现共生共处、共同安全与共同发展。

　　共谱两国历史新篇章

　　这样一个大题目显然不能靠一次战略对话来解决，也无法仅凭战略对话渠道来解决。实际上，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近30年来，双方已经搭建了包括商贸联合委员会、防务磋商、人权对话、反恐合作、能源政策对话等在内的好多种交流平台和交流机制。

　　战略对话是对这些平台和机制的有益补充和深化，同时也具有对更高层的双边对话即首脑会晤创造良好氛围的功能。我们期待中美首次战略对话取得成功，同时更期待以战略对话为标志的各种对话机制能切实发挥功效，最终使中美之间实现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模式，两国共同谱写历史新篇章。

　　将大幅增加沟通度

　　有专家指出，定期高层对话机制的建立，将填补中美定期政治对话的空白，使中美关系特别是双边政治关系不再停留在原来的“危机处理或应对”的模式上。

　　这次高层对话使中美间的沟通度大幅增加。当然，在中美两个国情不同的国家之间建立全面、有效的沟通机制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它同时还将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中美两国都有自己的核心利益，使得在很多大大小小的问题上有不同的立场。但世界历史证明，沟通机制对中美这样的大国是至关重要的，对世界也是重要的。中美关系永远不能期望出现任何一劳永逸的方案。有问题，同时有强有力的沟通机制，不断在沟通中解决问题，保持彼此间的信任，这才是真正稳定的大国关系应有的常态。（本报北京消息）

　　观察

　　中美高层7月“高调”往来

　　凸显谋求共同利益强烈愿望

　　7月10日至11日，两天之内布什政府4位内阁成员相继访华，这在贸易摩擦升温、美国国内有关中国军事、能源等“威胁论”甚嚣尘上之际，尤其引人注目。

　　中方对美国同样高度重视。胡锦涛、温家宝会见美国国务卿赖斯，温家宝会见了参加商贸联委会的美国商务部长古铁雷斯等美国官员。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出席并共同主持商贸联委会。

　　双方对在政治、经济、贸易等一系列议题上取得的共识和成果表示满意。赖斯还表示，美国不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威胁”，为美国国内炒得火热的“中国威胁论”降温。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室主任绍峰指出，两国高官“高调”交往，“恰恰体现了中美关系现阶段发展的状态”。两国经贸关系的深入发展往往伴随着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双方需要在把握大局的基础上，寻求妥协，寻求共赢。

　　他说，中国有发展对美关系的真诚愿望。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发展，综合国力上升，美国不能漠视。美国需要在联合国、区域合作、反恐等一系列问题上与中国合作。正如双方反复强调的那样，两国在很多方面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这正是两国发展关系的基础。

　　从经济上看，过去20多年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已成为世界第三大进口市场和亚洲第一大进口市场。中美两国已经互为重要经贸伙伴。美国现在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然而，近一个时期以来，从人民币汇率到纺织品，从知识产权保护到贸易逆差问题，美国一些人在一些问题上试图向中国施加压力。绍峰分析说，美国总统换届时中美关系总会出现波动。美国议员最近在人民币汇率、纺织品等经贸问题上提了很多议案，这不一定符合美国整体利益。但美国政府从整体利益出发，希望维持与中国的良好关系。（据新华社电）

　　人物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

　　戴秉国，男，1941年3月生，贵州省人，四川大学毕业。1966－196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苏欧司科员；1969－1973年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使馆随员；1973－1989年外交部苏欧司科员、副处长、处长、副司长、司长；1989－1991年驻匈牙利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1991－1994年外交部部长助理；1994－1995年外交部副部长；1995－1997年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1997－2003年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2003年至今，外交部负责常务工作的副部长。已婚，有一子。

　　美国务院二号人物佐利克

　　对于中国来说，佐利克是一个熟悉的名字。在我国进行加入世贸组织（WTO）谈判时，他作为美国贸易代表，全权负责处理美国在世贸中的一切活动以及其他多边和双边的贸易谈判，是美国的最高谈判代表。

　　佐利克今年51岁，1981年毕业于哈佛大学，获哈佛法学院法学博士学位和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政策硕士学位。1985年，他开始登上政治舞台，进入里根政府的财政部做法律顾问。在此期间，佐利克获得了财政部长、里根政府核心人物詹姆士·贝克的青睐，成为贝克的头号助手。此后，佐利克在仕途上青云直上。老布什1989年当上美国总统后，贝克成为执掌大权的国务卿，而佐利克也在财政部和国务院身兼数职，并成为老布什最重要的私人顾问之一。

　　今年1月，美国务卿赖斯选中佐利克出任副国务卿，做国务院二号人物。

　　经济谈判高手

　　佐利克是经济谈判高手。他在华尔街和美国企业界有很高的声望，他与美国金融界和跨国公司都有广泛的联系。此前，作为美国贸易代表，佐利克直接向布什总统负责，全权负责美国在世贸中的一切活动，再加上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WTO的贡献，佐利克最终赢得了“贸易沙皇”的称号。

　　虽然佐利克被普遍认为是一名现实主义者，但仍然有一些特征显示他是一名新保守主义者。（本报北京消息）

　　背景

　　“战略对话”的来龙去脉

　　中美高层对话机制是在2004年11月在智利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会议期间，由国家主席胡锦涛向美国总统布什提出，并获得布什的赞同而推动的。同年12月，中国副外长戴秉国访美期间，同当时的国务卿鲍威尔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会谈时再次敲定，双方每半年轮流在两国首都举行一次战略对话。

　　相较之下，美国方面的态度一直略显保守。出于所谓的“盟国的感受”，布什政府尽量避免采用“战略”两字，而是称这一机制为“全球对话”或“资深级别会谈”。不过无论怎样冠名，战略意义却是此次对话的最大看点。身为国务院二号人物，佐利克7月30日在香港接受采访时就一语道破天机：“我们讨论的将是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战略议题。”

　　“战略对话”这个概念本身，就和以往中美之间的外交接触有所区别。专家认为，战略对话的起点高、范围广，是双方以互信沟通为目的、着眼全局的战略话题为内容，并且拥有固定机制的高级别外交模式。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中心主任张敏谦7月28日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举办的“中美战略对话”研讨会上表示，战略对话是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避免冲突的有效方式，“它将开创中美关系最前沿的领域”。（本报北京消息）

　　目标逐步建立“战略互信”

　　美国国务卿赖斯今年上任不久便于3月、7月两度访华，中国国务委员唐家璇正在美国访问，两国元首9月将实现年内互访，中美的密集交流体现出两国关系确实处在“30年来最好的时期”。不过，布什总统本人近日却评价说：“中美关系良好而复杂。”

　　正是因为这份复杂，使中国成了美国国会近期的热门议题。“到处都有人在谈论中国。”来自新泽西的民主党众议员罗斯·浩特近日接受访问时说。以美中工作小组为例，许多国会议员出于对中国议题的强烈兴趣，自发成立了这个小组。

　　美国无法掩藏其对中国日益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源自对中国飞速发展的不安，以及对自身应付未来挑战的危机感。目前，国会对中国所持的态度两极分化，提倡合作者有，高喊“对抗”者也不乏其人。难怪本年度的《中国军力报告》一经出台，就被美国舆论评为“矛盾交织的产物”。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杨洁勉将其归结为“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的疑虑心态。“归根结底，中美间依然缺乏战略互信。”这也正是中美战略对话所要达成的目标。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徐辉副教授认为，中美双方应在对话中明确各自的核心利益，以及各自的主要关切，在增进了解的过程中逐步建立互信。（本报北京消息）

　　资料中美五大对话渠道

　　8月1日举行的中美高层对话，是两国建交以来首次在主管外交事务的高层官员之间建立的定期会谈机制。此前，两国主要有以下几种沟通渠道：

　　一、两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之间的高层接触与热线电话

　　在高层接触方面，预计今年胡锦涛主席和布什总统将有至少6次不同场合的会面。去年，两国外长的会面多达17次。

　　在热线电话方面，中美两国元首的互通电话线路于1998年建成，两国领导人曾多次通过电话就重大国际议题进行直接交流。两国外长的直通电话线路虽然在去年11月才开始安装，但双方外长之间的频繁电话往来已成佳话。这些对中美双方增进理解、防止突发事件导致错误决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中美军方国防部副部长级别的年度防务磋商机制

　　该机制始于1997年，由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佩里提出，受中国驻前南使馆被炸事件以及南海撞机事件的影响曾两度中断，到2002年12月重启。如今，中美年度防务磋商机制已步入正常轨道，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熊光楷和美国国防部副部长费思在北京与华盛顿两地轮流主持。

　　2005年，两国军方又建立了一个新的军事交流管道，即“中美国防部政策会谈”，由中国国防部外事办公室主任与美国国防部主管亚太事务的副国防部长帮办主持。该会谈又被称作“功能性”会谈，双方直接就两军合作中的实质性问题进行磋商。

　　三、双方接触最多、渠道最通畅的“经贸管道”

　　中美负责经贸问题的官员经常进行事务性往来。两国1983年就成立了中美商贸联委会。联委会每年举行1次，对过去一年的经贸往来进行回顾，并对未来一年进行展望。2003年底，中美商贸联委会的级别被提升，吴仪副总理担任中方主席；由于美方不设副总理职位，美方主席由商务部长和贸易代表共同担任。

　　四、中国全国人大与美国众议院间的交流机制

　　1999年，中国全国人大与美国众议院开始进行定期交流与互访，迄今已举行了6轮会晤，第7轮会晤已于昨日在京举行。2004年，中国全国人大与美参议院决定成立“中国全国人大—美国参议院议会小组”，双方每年各派遣12名资深议员参加会议，地点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这种两国间立法机构的对话，对消除美国国会议员有关中国的隔膜和偏见，起到了很好的沟通作用。

　　五、中美智库和学者进行的“第二管道”沟通

　　学术界在美国对华政策制定过程中影响很大，许多美国智库被称为“影子政府”、“影子内阁”。因此，中美学者之间的交流往往对促进两国政府的接触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在中美关系出现大的波折、政府间谈判不畅通时，学术界人士往往非常活跃地穿梭于两国间，既维护中美之间的接触，又向两国政府传递相关信息。（本报北京消息）

　　链接全国人大与美众院交流机制第七次会谈在京举行

　　据新华社电中国全国人大与美国国会众议院交流机制第七轮会谈8月1日在京举行。此轮会谈由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人大中美交流小组主席姜恩柱和美国国会众议员、美中议会交流小组主席唐纳德·曼祖洛共同主持。

　　双方重点就中美关系、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地区和国际问题以及两国议会机制化交流等深入交换了意见，取得了许多共识。

中美首次战略对话坦诚 深入交换意见(组图)

中美首次战略对话坦诚深入交换意见(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