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票舞弊大案频发直击监管软肋

　　近几年来，作为在老百姓心中有着崇高声望的娱乐与慈善公益事业，我国彩票业取得长足发展，令人心动的大奖回报极大地调动起广大群众的参与热情。然而，彩票舞弊前赴后继，继武汉、陕西等地彩票事件之后，贵阳再爆彩票舞弊大案，又一次牵动了人们的神经，给彩票事业的发展投下了沉重的阴影。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直击彩票监管漏洞和法制软肋，亟待从体制和法制上防微杜渐。

　　大案频发未有穷期

　　贵阳市中级法院日前对贵州首例彩票舞弊案作出终审宣判，贵州亚世华广告策划有限公司董事长、被告人张荣桥等5名被告人被以非法经营罪分别判处1至2年不等有期徒刑，并处人民币30万元至322万元不等的罚金。

　　这家公司除董事长张荣桥外，总经理周敬安、技术总监叶小民及业务部经理张荣东均加入到稳赚不赔的活动中。这些被告人在多次彩票发行中，相互勾结，通过采取违法购买部分彩票刮出入围奖，然后叫亲戚朋友进行二次抽奖的办法，多次抽走金额高达数十万元至上百万元的一、二、三等奖。据查，被告人张荣桥作案次数最多，达到了9次，共计价值332万元。

　　据了解，从2001年起至今，自湖北武汉彩票舞弊案开始，可谓大案频发未有穷期。深圳市一家投资发展公司在同年12月至2002年11月间，在广东、浙江、甘肃、辽宁等地17个城市承销彩票时，通过有组织地安排相关人员在奖袋上做记号、安排人看奖球、挂奖袋等手段将大奖摸回。据统计，这家公司在这系列作弊案中，摸中大奖金额达5800余万元。

　　无需多言，西安宝马彩票案更是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目光。此案的戏剧性无疑将人们对彩票的关注度推到了空前。据案件始作俑者杨永明交代，四个宝马彩票大奖得主中前三个得主都是“托儿”，其聘请的孙承贵也是作案同伙，负责中奖彩票的兑奖和保管工作。在每次“二次抽奖”前，他都会把装有宝马车大奖的信封拿出来，只有同伙才能抽到宝马车。但在刘亮抽奖那次，杨永明调包过程中拿错了信封，才使刘亮幸运地摸得宝马车。若非事件的偶然性，此案是否会暴露则不得而知了。

　　公证成为“障目秀”

　　这些彩票舞弊大案的始作俑者何以能在众目睽睽之下浑水摸鱼，瞒天过海？有关人士指出，每次彩票发行均有公证人员参与公证，莫让公证成为不法分子的“表演秀”。

　　2003年10月，张荣桥所在公司协助贵阳市民政局发行价值4800万元的彩票。张荣桥事前在与福利彩票中心、公证处人员装大奖信封袋时，分别在一个特等奖和一个一等奖的信封袋上做了记号，之后他们违法购买了价值20万元的彩票刮中两张入围奖票，张荣桥又通过他人抽走一个60万元的特等奖和一个15万元的一等奖，上税后总获赃款60万元。

　　据悉，西安宝马彩票案发后，陕西榆林市3个县4名公证员因在杨永明经营彩票期间没有认真履行职责被查处。这4人分别是府谷县公证处副主任王晓林、公证员曹向成，靖边县公证员陈煜和定边县公证处主任张洲源。据查，2004年2月10日，杨永明等人在府谷县举办的即开型体彩销售活动中，府谷县公证处副主任王晓林、公证员曹向成为销售现场公证员，由于两人没有认真负责审查现场中奖人的身份证明，致使此次活动中的两个10万元(现金)大奖、一个1万元大奖，共21万元全部被杨永明等人骗得。

　　办案人员指出，不法分子多次作案并频频得手并非偶然，公证人员必须切实维护公证的公信力，真正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来。

　　新华社记者　戴劲松　刘海　何云江

　　短评

　　彩票监管岂能“牛栏关猫”？

　　大部分彩票案件虽已尘埃落定，但有关专家指出，彩票舞弊案之所以前赴后继，其深层原因还在于监管流于形式、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等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不法分子趋利避害、铤而走险就不可避免了。

　　按照《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与销售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从事福利彩票发行、销售以及参与彩票规则设计和生产的人员，必须保守相关秘密，且不得直接或间接购买福利彩票”。贵州彩票案中，被告人多次通过做记号掌握了大奖所在位置，暴露出彩票监管、发行上存在诸多漏洞，给了作案者以可乘之机。

　　据了解，相关彩票法规滞后，法律层面上缺乏有力的惩罚机制也是案件不绝的重要原因。现行彩票管理的调整依据主要是《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公证暂行条例》、《公证程序规则》等几部法规。这些法规对彩票制作、发行、兑奖等具体程序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彩票发行的形式和程序，不同阶段发行的规模和所形成的资源配置的合理性，更公平、更低成本的发彩规则及开奖程序等，都亟待立法加以确定。同时，要建立相应的惩罚机制，明确不法行为的违法成本，使不法者望而却步。

　　有关人士指出，公益彩票被认为是“微笑的纳税女神”和“无痛的税收”，如果在体制和利益格局上调整好，是国家和彩民之福，反之则可能成为诱人堕落的陷阱。

　　戴刘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