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时代》周刊选出全球17名医疗英雄人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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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1月07日01:15 信息时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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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是令人痛心的“自然灾害年”，也是对人类救死扶伤精神的特别考验阶段。南亚海啸导致24万人丧生；危地马拉爆发洪水卷走数百人的生命；数场飓风袭击美国，遇难人数已达数千；10月印巴克什米尔大地震，8万条鲜活的生命瞬间消失；现在，又有笼罩全球的禽流感疫情…… 这种种灾难都令全球都痛心疾首，但在与这些苦难斗争的艰难过程中，我们身边也
每年都有600万儿童以及更多的成年人无谓地失去生命。要想挽救生命，普通人能做什么？其实，你不必变成比尔·盖茨，动辄对灾区捐赠十亿美元巨资；你也不必像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和老布什那样，化敌为友地携手为灾民筹集援助。任何人都可以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并真真切切地实现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所说的：“我们因为受而过生活，却因为施而有人生。” 卢旺达兴建诊所的医生、在乌干达无路可言的地方驾驶摩托车送药的有心人、在柬埔寨难民营对抗肺结核的生还者、在尼日利亚保守的村庄宣扬防艾滋病信息的强奸受害者、在洪都拉斯教导母亲卫生的营养师，以及潜入缅甸照顾当地村民的“背包医生”，这些无名英雄都默默为无数徘徊于生死边缘的人送暖。两位来自中国的医学专家———发现深圳野味带非典病毒的香港大学微生物学专家管轶，以及中国艾滋病防治标志性人物之一桂希恩教授也入选《时代》周刊“医疗英雄人物”。世界各地的爱心人士都在尽其所能地向需要的人提供帮助，你也可以伸出友爱之手。 真相使者 卡碧蒂·伊沙亚 13岁的尼日利亚姑娘伊沙亚被叔叔强奸，并染上了艾滋病。但她并没有放弃自己，2000年她创建了艾滋病服务队，在尼日利亚宣传艾滋病知识，提高人们对艾滋病的正确认识。 伊沙亚生长在尼日利亚一个小村庄，13岁那年，亲戚带她搬迁到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居住，她获得了上学的机会，伊沙亚的人生开始绚烂起来。可是噩梦也在突然之间降临，伊沙亚被叔叔强奸了，她逃回了家乡的小村庄，事情变得更糟糕，伊沙亚被查出来患了艾滋病，当大家得知她患病，地狱之门从此敞开。伊沙亚说：“无论我走到哪儿都有人对我指指点点。有一天我去超市，那条街上的人居然因为我的到来而转眼间散去无影踪。”就连伊沙亚的家人也抛弃了她，伊沙亚只得搬到村庄荒郊一所被废弃的房屋居住。 但是坚强的伊沙亚没有放弃自己，她甚至选择帮助别人。1999年，18岁的伊沙亚成为一名艾滋病救助团体的志愿者。2000年，伊沙亚创建了自己的救助团体“生命的希望”，“我走进学校、走进健康中心，我和那些罹患艾滋病的人倾心交谈。”伊沙亚收留那些快死的艾滋病患者到自己家住，她很艰难地尽力养活这些人，“我成为他们的爸爸妈妈，我是他们的一切，这一切都很艰难。” 但是，事情越来越糟糕。2002年，尼日利亚成立了非洲第一个艾滋病救治中心，总统奥卢塞贡·奥巴桑乔接见了一批艾滋病患者，其中就有伊沙亚。数星期后，伊沙亚突然发现，总统拥抱她的照片出现在全国各地的海报、报纸、户外宣传栏上。谣言随之而来，人们传言总统早就资助了伊沙亚50万奈拉(尼日利亚货币)。乞丐层层包围了伊沙亚的住所，曾经对她避之不及的亲戚居然登门拜访向她借钱，家里甚至3次被不认识的人闯进搜刮财物，其实这个时候的伊沙亚穷得连自己都很难养活。 最后，伊沙亚不得不再一次逃跑，她跑到了更远的地方，但伊沙亚没有放弃救助艾滋病患者的愿望。她开了一家小小的发廊为生，每天都会抽出数小时宣传预防艾滋病的信息。而伊沙亚以前的“生命的希望”救助中心的患者需要她，他们不断地写信给伊沙亚，希望她回家。“他们确实需要我，虽然尼日利亚已经展开对抗艾滋病的战争，但那是在大城市，而边远山区的人们更需要帮助，事实上根本没有任何团体没有人来帮助他们。我不能对此坐视不理，我要说出这个事实。” 假药克星 多拉·阿昆伊尼 阿昆伊尼是尼日利亚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她上任之前该国药品80%为假药，阿昆伊尼大幅整顿药品市场，消除了假药泛滥的情况，因此也屡次遭受不法分子突袭。 三年前的一天，阿昆伊尼和家人乘坐轿车行驶在尼日利亚某条幽静的小路上，突然子弹从某处急速飞来。“车后方挡风玻璃被子弹击碎，子弹穿过头巾擦伤我的额头。”阿昆伊尼回忆说，“应该是药品商人袭击了我。”她所说的药品商人并不贩卖海洛因等毒品，他们做的是轻则无效重则致死的假药生意，身为尼日利亚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的阿昆伊尼自然成为这伙人的眼中钉肉中刺。 2001年阿昆伊尼接管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职位之前，假药问题在尼日利亚很严重，市面上出售的药品80%成分不足。有些是药物所含的活性成分低于标签上所注释的；有些药物过期了重新贴上生产日期标签照样出售；还有些药掺入了无用的乳糖和粉末。这些假药中有的成为了毒药，1990年超过100名尼日利亚儿童死于服用止痛药，因为假药商用有毒的乙烯乙二醇代替了止痛药中的有效成分丙二醇；2003年，假冒的肾上腺素导致数十名手术中的病人无可挽救；而阿昆伊尼的姐姐也是死于服用了假的胰岛素。 阿昆伊尼上任后的第一步行动是收拢机场和海港进口药物的权限，她限定只有两个机场和两个海港可以进口药物，食品药品监督局派专人看守。监督局还列出了19个向尼日利亚进口假药的亚洲公司名单，禁止从这19个公司进口药物。 然后阿昆伊尼将炮口回转对准国内的假药商，她指挥了800次突袭假药制造厂行动，90次抽检市面药物行动。“我们胜利了，现在尼日利亚生产的药品已经被其他西非国家接受，尼日利亚跨国药物生产商也在逐渐复苏中。” 阿昆伊尼所做的这一切无疑让假药制造商恨透了她。前文所提到的狙击事件只是经常发生在她生活中的意外事件之一。食品药品监督局的官员们也像阿昆伊尼一样经常受到骚扰。明年阿昆伊尼的第一任局长工作到期，可以想象，阿昆伊尼的家人不希望她接受下一个五年任期。但是51岁的阿昆伊尼非常坚定，她说：“既然老天给了我为大家做事的机会，老天也会保佑我的。” 禽流感猎人 管轶 管轶是香港大学微生物学副教授，他在国际上首先发现并证实SARS冠状病毒为“非典型肺炎”病原体。去年底，他领导数十名科学家研制出全球首支禽流感快速测试剂。 如果没有非典(SARS)和禽流感这两种人类最恐慌的病毒出现，他恐怕还只是一个烟不离手、性格冲动的实验室研究人员。 早在2003年5月非典爆发时，管轶率先在实验室确定带有类似非典的冠状病毒，并在深圳出售的果子狸、貉及獾身上找到非典病毒。那段时间，管轶每个星期都会到广州与深圳的野生动物市场收集样本，并且确认非典病毒会再次爆发。在他和当地医务人员的促请下，广东卫生局与农业局翌年初宰杀了所有果子狸，遏止疫症扩散。管轶对此只是淡淡地表示：“希望我的努力能继续拯救世界，免受这种疫症威胁。” 如果说是当机立断的性格令管轶成功防止非典病毒的第二轮爆发，那么在与禽流感的斗争中，他显示出了常人所不具备的坚持不懈的精神。在短短5年时间中，管轶凭借他在中国内地的网络，成功采集了10万只禽类样本，这一数字超过了全世界任何专家的采集范围。于是在2003年末，也就是第一波禽流感在东南亚爆发后，管轶立刻跃身为全球独一无二的“人类病毒预警系统”。 人们难以想象，完成这种工作需要经历多么脏乱、艰难的收集过程。管轶的同伴们需要说服禽贩，从臭气熏天的死禽身上获取血液和粪便，取样研究。就这样，管轶和同伴们成功找出超过250个H5N1禽流感病毒品种，正如他所说：“我们必须知道动物体内有什么，才能知道人类可能传染什么。” 管轶生于江西省宁都县的一户贫困家庭，但自小勤奋好学的他16岁时就被江西医学院录取，21岁就获取中国医学科学院儿科研究硕士，并在香港攻读博士期间应邀为世界流感研究中心工作。这个江西客家人的骄傲，如今已经跻身全球最具声望的流感病毒专家之列。面对目前情况严重的禽流感疫情，管轶已经和同伴们再次踏上了征程。 抗艾先锋 桂希恩 桂希恩教授在1999年撰写调查报告揭示中国河南蔡县艾滋村情况，及时遏制了疫情。他的结论揭示了艾滋病在中国的一个重要传播途径是血液传播，对中国的艾滋病防治工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桂希恩，68岁，武汉人，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个世纪80年代末被国家卫生部授予“白求恩式的医务工作者”称号。2004年，温家宝对桂希恩登门拜访，并赞扬他是“好医生”。 1999年夏天，桂希恩的一位来自河南上蔡的学生告诉他一件事，说村里很多人得了一种怪病，发烧、拉肚子，怎么也治不好，还有一些人已死于这种“怪病”，向老师请教这到底是什么病。多年养成的职业敏感驱使桂希恩要去实地“看一看”。 “难道是它来了？”看了几例“怪病”后，桂希恩大吃一惊！他想到了1981年他在美国进修学习时，他的美国老师曾给他讲授过当年发现的一种人类新型传染病——艾滋病。当时人们认为该病是通过同性恋性行为来传播的，桂希恩记得自己还很自信地对老师说：“在我的有生之年，中国不会有这种传染病，因为中国的传统道德与西方不同。”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他在河南上蔡县文楼村抽了5个人的血样带回武汉，结果发现其中两人为艾滋病毒感染者。几天后，他再次北上，这次抽了20个文楼村民的血样，结果发现10人为艾滋病毒感染者。一周后，他第三次来到文楼村，把抽血的范围扩大到了50多人，这一次，他不仅发现了更多的艾滋病毒感染者，而且在其中还发现了儿童的身影。当进一步了解到，那些成人艾滋病毒感染者因为贫困都有过卖血的经历时，这位曾获得过全国“白求恩奖章”称号的专家忍不住流泪了…… 在长达4年的“地下”工作后，艾滋病高发区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艾滋病高发区就这样被发现。桂希恩发现艾滋病高发区，不仅揭示了中国艾滋病感染者之众，而且还揭示了艾滋病在中国一个重要的传播途径———血液传播。这对中国防治艾滋病工作产生了巨大影响。 聆听者 阿沛及拉尼·班夫妇 致力于将贫困国家儿童死亡率降低到75%。 就像许多伟大的医学突破一样，班夫妇关于如何将发展中国家儿童死亡率降低到75%的研究成果，也来自于一个看似荒谬天真的前提。阿沛说：“我们决定先听听患者想说什么。”在今天，医生采用这样的态度对待患者绝对是理所当然，但是在1986年，在班夫妇怀揣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硕士毕业证书回到印度中部贫穷落后的家乡的那一年，阿沛的这句话在人们看来仿如天方夜谭。 55岁的阿沛和54岁的拉尼决定追随圣雄甘地为穷人服务的原则生活工作，他们还建立服务于公众健康的社群团体。班夫妇在一个破旧的仓库里建立起自己的实验室，然后以邻近的两个村庄为试验对象，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当我们和妈妈们交谈，发现她们对于性方面的知识仅仅只知道避孕，而且92%的已婚妇女都有妇科病。”阿沛说。 1989年，班夫妇在杂志上定期刊登医学科普知识。阿沛说：“两年不到的时间内，社会对妇女健康的认识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以前人们只单纯关心女性的生殖能力，后来则建立了对妇女整个生殖系统健康的关注。这是我们第一次认识到同患者交流沟通的强大作用。” 受到鼓舞的班夫妇开始更多地聆听病患者的声音，研究新办法帮助患者，直到有一天一个突然事件的发生让班夫妇开始专注于儿童死亡率问题。“一个部落妇女抱着一个很小的男婴来找我们，我们让他躺在我们的床上休息，没想到，这个小婴儿居然就在床上死去了。”男婴的死震撼了班夫妇，他们决定攻克这个几乎被医学界抛弃的难题：发展中国家高举不下的儿童死亡率。班夫妇发现当地医疗机构的工作人员缺乏基本知识，于是他们开始广泛地对医疗人员进行基本训练。到2003年，班夫妇已经将当地的婴儿死亡率降低到原来的1/4。班夫妇的育儿基本知识已经在印度、尼泊尔、孟加拉、巴基斯坦等国推广开来。 营养学家 维基·阿尔瓦拉多 洪都拉斯姑娘阿尔瓦拉多独特的经历，使她有能力去解决自己国家营养学教育落后的难题。 在洪都拉斯，营养好的婴儿跟其他国家那些营养好的婴儿没什么两样——圆嘟嘟、活泼、机灵。在洪都拉斯的乡村地区，现在还有另一种办法可以辨认他们：在维基·阿尔瓦拉多的健康饮食记录表上寻找有蓝色别针的名字。有蓝色别针的是那些能够得到公平机会的孩子。 对于洪都拉斯很多孩子来说，公平机会是如此地遥不可及。其实他们的要求不高，所谓的公平机会指的也就是能够把胃填满而已。但在这里，高达40%未满5岁的孩子都在挨饿，严重营养不良。在最贫穷的村庄，数字更是升至70%。洪都拉斯并不是唯一一个不能喂饱孩子的国家。实际上，洪都拉斯有能力做得更好。只有2%得洪都拉斯家庭穷到难以保证一天三餐，而其他人只是不知道该如何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而已。 阿尔瓦拉多决意要改变这一切。阿尔瓦拉多是土生土长的洪都拉斯人，学习的是护理专业，后来在美国的内布拉斯加州大学获得营养学硕士学位。洪都拉斯人对营养学认识严重不足，而阿尔瓦拉多的学识使她完全有资格成为改变这些现状的人。1999年，阿尔瓦拉多获得了这个机会。 那年，为了提高儿童福利，洪都拉斯卫生部正在美国国际发展机构(USAID)的资助下开展一项“引导性项目”——好好利用村庄资源，不要只是走马观花。阿尔瓦拉接受了USAID的邀请，成为一名儿童营养咨询师。她强调新项目必须包括食物处理、卫生学和进餐安排方面的全面指导，这是势在必行的。她把课程整理好，派遣了一支保健员队伍深入洪都拉斯农村去把营养知识传授给当地村民。 反应相当热烈。当指导员到达一个村庄时，那里的妈妈们便蜂拥而出。当他们到达下一个村庄时，不仅当地的居民参加培训，就连附近地区的人也跑过来了。后来，当工作人员返回帮助儿童周期性称体重、量身高时，所有家庭都在那里，一家也没少。 虽然阿尔瓦拉多不知道妈妈们在家里从哪门营养学课程开始练习，但很明显，她们现在做的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现年55岁的阿尔瓦拉多报告说：“卫生诊所里的人开始说，‘我们在那些镇里并没有看到很多生病的孩子。’虽然没有营养不良引发的疾病，但他们也会把孩子带去注射疫苗和做体检。” 为了防止妈妈们一旦看到孩子的健康状况好了便失去动力的情形出现，阿尔瓦拉多开始在每个地区置入她的别针记录表。那些身高体重达标的孩子将会得到蓝色别针，反之就会得到红色别针。阿尔瓦拉多说：“妈妈们都可以看到了生活的目标，她们说，‘我不想自己的孩子得到红色别针，我想他快点长大。’” 是的，孩子们正在慢慢地长大。洪都拉斯3万社区中，2000个社区都有定期的营养学项目。有句话说，“失败是成功之母”，感谢来自国际社会的鼎力帮助，现在这个项目正在不断扩展到其他地区。看来能够把援助资金用得其所的父母才是聪明的父母，而聪明的父母拥有保护孩子的工具。 开心医生 素克·添姆 添姆医生是治疗肺结核方面的专家公正地对待每一个病人无论多贫穷和危险。 48岁的添姆总是一副笑嘻嘻的表情。唯一能让添姆严肃起来的事情就是诊治病人，不管病人多么贫穷，不管病情多么严重，添姆都会全力以赴。 1992年，添姆从柬泰边境的难民营回到柬埔寨国内，两年后，他和来自美国哈佛大学的研究员安妮医生、美国人布莱恩·海地共同创建了柬埔寨健康委员会。从合作初始，他们就将工作目标定为征服肺结核病，当时，全球每年大约200万人死于肺结核，而柬埔寨是肺结核病发高危地区，每10万柬埔寨人中就有508人患病。一般情况下，肺结核病人经过6到8个月的治疗基本可以痊愈，但是肺结核病人的悲剧在于，一旦治疗被中断，原先的病情就会转化成多重抗药性结核病，病情变得更复杂治疗费用也更昂贵。添姆早在难民营的时候就很清楚肺结核的这个症结，所以他的决定是，万万不可中断病人的诊治。但在难民营很难做到这一点，难民的基本生存尚且难以保证，他们又怎么坚持治病。这成为添姆心中难言的伤痛。 所以，当添姆和伙伴建立健康委员会后，他下定决心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健康委员会出台一个怪规则，只要病人和委员会签约保证一定坚持完成治疗，所有的药物就免费给病人。刚开始的时候世界健康组织质疑添姆和安妮的设想，不过事实证明添姆和安妮是正确的。柬埔寨健康委员会对肺结核的治愈率高达95%~95%。2004年底，5000名肺结核病人健康地走出委员会。 添姆说：“我在集中营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懂得了什么叫尊严，懂得如何判断一个人的真正价值。”在教育被中断30年之后，今天夏天添姆终于获得了医生资格。他大笑着说，如果人们愿意，可以开始称呼他为添姆医生了。 儿童救星 布斯·布赫姆比 布赫姆比是斯威士兰儿童营养行动网络的负责人，她不仅试图改变人们对艾滋病的错误看法，而且帮助本国的妇女和儿童怎样对抗这种疾病。 偏见与耻辱至今依然是非洲对抗艾滋病的最大阻碍。在这里，从小村庄到总统办公室，到处都可以找到对艾滋病的误报、偏见和漠不关心。在南非最后一个君主制国家——斯威士兰更是如此。这个非洲小山国有着世界上最高的艾滋病病毒(HIV)感染率。令人惊讶的是，42.6%的斯威士兰成年人HIV呈阳性。尽管这样，斯威士兰的统治者姆斯瓦蒂三世仍然没有收敛一点为国民做个好榜样。37岁的姆斯瓦蒂口上提倡节欲和对伴侣忠诚，但却言行不一。今年9月，他才在年度国王选妃芦苇节上相中一名17岁少女为其第13位妃子。 来自斯威士兰的婴幼儿营养行动网的负责人布斯·布赫姆比一直在试图改变国人对待艾滋病的态度。她领导了一个“引导性项目”帮助这里的人更好地了解艾滋病如何影响孕妇和婴儿。36岁的布赫姆比涉足健康管理前曾经在斯威士兰大学接受营养学培训。她说:“母亲对艾滋病了解越多，她们就越能够好好照顾自己。” 在某些方面，这一被称为“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附加概念(PORECO)”的项目看起来与在非洲推广的许多其他计划相似。除了教妈妈们最好的母乳喂养方式外，还为新生婴儿注射对抗艾滋病的药物——nevirapine。这种药剂能阻止病毒由母乳传给孩子。PORECO为当地人提供大量的社区支持和教育，布赫姆比希望这种全面照顾能帮助斯威士兰降低艾滋病感染率。 PORECO的规模并不大，目前为止有150名妇女登记参加，剩下50个名额。但教育孕妇要注意营养、给当地人注射抗艾滋病药物让他们更健康地生活这些措施已经有了鼓舞性的结果：到目前为止，118名新生婴儿当中只有8名的HIV呈阳性，大大降低了30%~40%。 铁骑勇士 巴利和安德里亚·科尔曼夫妇 巴利是英国《卫报》的一名摩托车专栏作家，他和妻子一同致力于为非洲的健康卫生事业做贡献。 要完善非洲的医疗体系，需要的不仅仅是医生和政客。摆在眼前的事实是，如果真的想改变这里的状况，你必须是个技艺高超的摩托车修理工。在这片土地上，所有的路面不是裂了就是有着深深的车轮印，或者是有些地方根本就没有路。这种情况下，如果要送药或者把病人送去医院，没有什么比摩托车更好用了。也没有谁比“健康骑士”更有能力完成这项工作了。 医疗体系策划人员总是忙于与非洲各种流行病作斗争，往往忽视了医疗人员的流动性这个问题。但有一对夫妇，巴利和安德里亚·科尔曼，虽然他们不是医学科班出身，却一直不遗余力地在从事这项工作。 59岁的巴利是英国《卫报》的专题撰稿者。安德里亚的车轮印则更深:她有5年的赛车经验，是一名赛车组织者的孙女、一名工程师的女儿，前夫也是一名赛车手。1979年，安德里亚的前夫在车祸中丧生。一年后，安德里亚与巴利结婚，后来担任美国摩托车竞赛冠军兰迪·马莫拉的公关经理。1986年，马莫拉决定利用自己的名气从事慈善工作，筹集资金。58岁的安德里亚说:“兰迪想帮助孩子们，而我们希望那些是非洲的儿童。” 马莫拉和科尔曼夫妇联系非洲“拯救儿童”的代表，被告知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是难以为偏远村庄的儿童注射疫苗。“拯救儿童”组织把马莫拉和科尔曼夫妇送到索马里，一路上他们深切感受到路面的悲哀状况。但他们注意到路面有很多被弃的摩托车，这些都是之前的援助人员留下来的。由于不知道如何安装机油滤清器、拉紧链条，援助人员只好扔掉它们。如果马莫拉和科尔曼夫妇能引入一些懂得修理摩托车和应对恶劣路面的司机，那么这些摩托车就可以再次体现它们的价值了。 接下来的几年里，马莫拉和科尔曼夫妇这个三人小组在“拯救儿童”组织和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在乌干达和冈比亚开展“引导性项目”，帮助当地人获得摩托车、培训铁骑勇士和技工。他们在非洲南部的莱索托组建了一支由47辆车组成的摩托车队，从1991年～1996年从没出现过故障。这段时期后期，科尔曼夫妇组建了独立的援助组织——“健康骑士”，并扩展到加纳和津巴布韦。 “健康骑士”最近还进入了冈比亚和尼日利亚，并把车队类型扩展到冷藏车、小型货车和救护车。津巴布韦可以说是“健康骑士”的“陈列橱国家”，这里有1000辆车，每辆都可以把卫生保健药物送往有2万病人的地区。 因为“健康骑士”的努力，津巴布韦宾嘎地区的疟疾死亡率下降了20%。正如科尔曼夫妇所指出的：当援助人员处于流动状态时，这里的人们就有救了。 扶贫斗士 保罗·法默 因普利策奖得主凯德的介绍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他被凯德称为“能够拯救世界的人”。 保罗·法默1983年第一次去海地的时候，他还是个主修医学和人类学的学生，当时法默的理想就是成为专为穷人治病的医生，他想自己可能会去非洲。最终，法默真的成为了美国最著名的穷人医生，获得过普利策奖的作家崔西·季德2003年为法默著书《山外有山：一个能够拯救世界的人，法默医生的追求》。 卢旺达政府和克林顿基金会邀请他去帮助这个弱小的东非国家，他们希望法默将他为海地所做的同样带给卢旺达。 法默和他的慈善团体为海地这个贫穷苦难的西半球国家建筑了一个公众健康机构，每年这个机构都会为130万海地农民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130万，这已经占海地全国人口的1/6； 法默还帮助医疗机构重新设定对待多重抗药性肺结核病人的协议；另外，法默提出对贫穷的艾滋病患者优惠使用反逆转录酶病毒药物进行治疗，这曾被当地医生认为是唐吉诃德式幻想，但事实上，现在这种做法已经被广泛采用。 当法默抵达卢旺达，卫生部长请示法默问他想将公众健康机构的大本营建到哪里，法默回答：“就把大本营建到卢旺达最糟糕最贫穷的地区，然后健康机构就会发挥它最大的功效。” 6个月后，法默将大本营建在一个有34万人口却没有一个医生的穷省份。在一所废弃的医院里，病床上躺满了艾滋、肺结核、疟疾、伤寒、霍乱、营养不良和贫血等病的患者。其中一些人已经快要死去。法默的健康机构全都用的是美英最高级的设备对病人进行治疗，法默认为这是“对穷人的特殊待遇”。 法默的健康机构除了给病人治病外，还要供应他们足够的饮食，法默说：“你不能将药放进一个空空如也的胃里，而且像艾滋病、肺结核的慢性病人，更得让他们有足够的能量抵抗病痛。”一般医院会为每个病人提供能满足五口人的食物，为的是不产生病人吃得饱饱的而家人却快饿死的情况。 虽然法默的健康机构已经尽可能地收留救治病患，但是这毕竟还只是一小部分。据不完全估计，卢旺达有25万没有食物、住所、干净水和药物的艾滋病患者。全球基金会虽然提供药物，但是拒绝提供食物，因为食品支援是没完没了而且“很难保证确实到达病人手中”。但是法默这个乐天派仍然不泄气，他说：“既然已经开始做了，那就不要放弃不要停止。” 维A先导者 拉姆·施瑞斯塔 尼泊尔药剂师和健康专家拉姆·施瑞斯塔与政府联手大力推广维生素项目，让当地人了解到维生素A的重要性，使当地婴儿死亡率、疾病发病率大大降低。 拯救患病儿童并不是很难的事，只需要一点钱、一些药，正确的食物就行。但在尼泊尔，当地人发现还需要一样东西：来自祖母的力量。药剂师和健康专家拉姆·施瑞斯塔教会大家如何释放祖母的力量。 在尼泊尔，贫穷程度及初生婴儿的死亡率简直令人目瞪口呆。20年前，1000名初生婴儿里有133名会死于肺炎和痢疾。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大家都清楚缺乏维生素A是导致婴儿死亡率高和失明的重要因素。要避免悲剧的出现，这里的人只需每年服食两次成本低廉的维生素A胶囊就行。 这是个好消息，但是怎样才能让他们明白到这一点呢？尼泊尔政府特意为此制定了一个项目，但在尼泊尔这种山路崎岖的国家，人口不但分散而且对陌生人还存有很大疑心，要开展这个项目谈何容易。 施瑞斯塔，美国马萨诸塞州塔夫斯大学国际卫生学硕士，曾经是和平队(一个美国志愿服务组织)的成员。1991年，他返回尼泊尔，当时正是政府大力推广维生素项目的时候，施瑞斯塔立即伸出手帮助。 施瑞斯塔首先意识到无论谁是项目的赞助商，除非村民能够参与进来，否则他们不会接受任何帮助。施瑞斯塔开始踏足偏远的地区，跟当地人解释维生素A的重要性，并寻找志愿者帮助派发药丸。只要有人愿意加入到这个项目中来，施瑞斯塔就会在地区首领的陪同下返回做跟进拜访。施瑞斯塔会故意问路人，志愿者的家该如何走。一旦路人看到首领也在车上，必定会意识到这事非同小可。施瑞斯塔说：“就是要让所有家庭都觉得这是重要的事。”为了让志愿者更加与众不同，施瑞斯塔给他们派发了印有维生素A标志的绿色帆布袋，建议他们路上要一直背着袋子。 对于这种事情，施瑞斯塔固然有自己的窍门，但他的另外一个主意更是让人拍案叫绝。随着对志愿者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施瑞斯塔开始思考在尼泊尔社会，或者是其他社会，什么人在家庭里最有影响力但其潜力还没被挖掘。最后，他想到了每个家庭的祖母。祖母有充足的时间派发药丸，并有足够权威看着孩子们乖乖地把药吃下去。 今天，每年都有4.9万名祖母把维生素A派发到350万尼泊尔儿童手中。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尼泊尔的婴儿死亡率已经降低了一半。现在，就连孕妇也可以拿到维生素A，她们的眼部疾病发病率已经从23%下降到3%。 搭桥人 彼得·奥卡莱特 彼得·奥卡莱特走进神学院，试图在横亘于医务人员和神职人员之间的鸿沟上搭建桥梁，使二者并肩作战，联手对付致命病毒。 在对抗艾滋病时，医务人员和神职人员缺乏交流。医生们将注意力集中在致命的病毒身上，牧师则更关注道德的沦丧——从社会的不平等到性行为——这些问题助长了病毒传播。二者本可并肩作战，特别是在非洲，在这里医生缺乏但神职人员却比较多。可事实上，由于彼此猜忌，本应存在交叉合作的双方并没有走到一起来。 彼得·奥卡莱特，一位52岁的内科医生在这种情况下登场了。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他决定走进神学院，并试图在这道横亘于医务人员和神职人员之间的鸿沟上搭建桥梁。 奥卡莱特在一个名为“MAP国际”的基督教医生援助组织内担任非洲区主管。在过去12年中，他一直致力于帮助牧师们重新建立对艾滋病的观念。 为什么要将如此多的精力投在牧师们身上？面对这个问题，奥卡莱特说：“我们不能忘了，在非洲，很多教堂都设有医院，而这些医院都位于政府能力顾及不到的乡村地方。在那些四个轮子过不去的地方，牧师们就骑着自行车去。在自行车都无法通过的地方，牧师们就把自行车靠在路旁，靠两条腿走过去。” 路上总有绊脚石。奥卡莱特发现，很多宗教团体在面对艾滋病危机时，会经历四种观念上的变化。最初是卫道士式的道德谴责；然后，面对疾病的暴虐时会无助地放弃；接着，开始担心自己是否会染上艾滋病，并因此而被排斥；最后，在观念上接受它。奥卡莱特认为，帮助这些宗教团体走出最初阶段的窍门就在于，向他们提供正确的信息。并且要认识到“送信人和信同样重要。” 奥卡莱特举例说，在赞比亚有一个MAP设立的牧师办公地。那里领头的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少妇，名字叫圣布里奇特，是一名艾滋病毒携带者，一开始她并没有向大家透露这一点。当时的培训将至尾声，她在回顾艾滋病毒的传播方式后，告诉大家自己就是个感染者。在场的人都很震惊。更令他们震惊的是，竟然是她的丈夫将病毒传染给她的，而她的丈夫也是一名牧师。圣布里奇特的丈夫是在一次出轨行为后被感染的，他事前就知道对方有艾滋病。听完圣布里奇特的故事，在场的牧师们开始意识到，他们不能在将艾滋病看作是发生外人身上的事情。圣布里奇特和她的丈夫后来都无法逃脱悲剧结局。但事件令牧师们受到教育并促使他们正视疫病的存在。 效率专家 欧内斯特·达高 如果你是一名医生，正在忙着对付非洲艾滋病，你一定不敢说从哪儿可以找到一个好想法，但欧内斯特·达高却从沃尔玛那儿得了一个绝佳的主意，为防治艾滋取得很好效果。 35岁的达高一直对商人的精明颇为欣赏，总是觉得在医疗领域也应有其一席之地。他出生在威斯康星州，父母是加纳大学老师，在坦桑尼亚和肯尼亚长大，并获得哈佛大学的医学和公共健康学位，在牛津拿到了MBA。毕业后，他跟着自己的商业感觉，在大型的纽约城管理和咨询公司麦肯锡公司谋得了一份工作。当然，他并没有从此就将医学抛之脑后。毕竟，医学领域是真正的产品分配——当然这个产品是健康——在他看来，健康分配渠道经常不畅通，尤其在非洲。 4年前，达高得到一个改变此种不公的机会。博茨瓦纳政府雇用麦肯锡公司设计一个艾滋治疗项目。达高志愿设计了该项目并呈交给博茨瓦纳领导层。在默克和盖茨基金的资助下，该国政府将其邀请到了首都哈博罗内。他在那儿开了一间商店。当他到了那儿之后发现当地居民不仅受到艾滋病的折磨，更严重的是对该病的可怕性知之甚少。 达高意识到，要改变这种麻木的状况，对艾滋病毒的战争应该延伸到医院和诊所之外。他培训当地领导人，在医院外面雇佣分配专家，并游说当地政府引进全民HIV检测机制，这样，人们就不必老是到医院里搞测试了。 这个想法听起来不错，但整个系统运转起来不久便告夭折，因为来自病人的压力太大，特别是那些重病人需要太多的护理，结果医生们无法照顾健康一点的人。为了克服这个困难，达高借用了沃尔玛的收银线模式，为那些只需要检测或简单药物治疗的人设立了“快速通道”，为重病人设立了“慢通道”。 这些改进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大约3.8万人——约占感染人群的10%——有机会进行免费预防治疗，这个数字还在增加。更重要的是，无数HIV检测呈阴性的人群一直没有受到感染。 “逃亡”医生 辛西雅·麦格 如果一个人被说成是叛逃者、叛乱分子以及鸦片走私恐怖分子，感觉一定不会好。受到诽谤的人正是“菩萨女医”辛西雅·麦格。1988年以来，麦格一直在臭名昭著的泰-缅边境经营着一间兴旺的医疗诊所，每年向7万人提供急需的医疗服务。 在缅甸，国民医疗体系不好这个问题很久以前就存在了，45岁的麦格也清楚地知道。她来自缅甸克伦邦的一个少数民族，该民族为了独立，进行了半个世纪的混战。麦格成长的地区从未有过和平。她一直都在默默地努力。20世纪80年代中期，她到了首都仰光，读了医学，之后回到家乡克伦邦，在一个小诊所里工作。 1988年，军阀政权上台，国内局势一片混乱，麦格和14名同事逃到泰国。“我们不想离开家乡太久，”她说，“大约6个月后就回来。” 事情的发展远没有那么顺利。来到泰国小镇湄索之后，她和同事们才发现她们的医学知识当地非常需要。成千上万人也通过丛林逃了出来，许多人患了疟疾来到泰国。为了医治病人，她在附近的厂房里组建了一个简易的诊所。后来，逃亡的人数越来越多，许多人到了泰国都直奔小诊所而来。病人太多了，麦格既做医生，又做管理者。她开始向国际难民组织、在泰国的克伦邦社区及其他泰国慈善团体募集资金。她培训志愿者、教会他们前线医院救护知识，诊所的服务内容逐渐扩展，包括了HIV测试、母亲护理、疫苗接种以及传染病的治疗等等。由于国内一直受到军阀控制，她在那儿长期留了下来。 这一呆就是17年。她的简易小诊所，现在称为湄索诊所，已经发展成一间综合性的医院。 仰光军阀政权一直对医院耿耿于怀。1997年，仰光士兵破坏了麦格在缅甸山区建立的几间诊所。为了不耽误当地的医疗服务，她和她的员工成立了由逃到缅甸的医疗工作者组成的救护队，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提供服务。队里的志愿者都被称为“背包医生”，他们一旦被抓住，就会被拘捕。麦格知道如果她回到边境，仰光政权就会搜捕。所以直到今日，她还呆在湄索，为那些流离失所的人们看病，并盼望着有一天回到自己的家乡。 乡村医生 利昂·恩戈麦彭 刚果医生利昂·恩戈麦彭没有跟随潮流往外跑，而是选择从美国返回自己的国家，目的就是为了恢复刚果业已崩溃的医疗系统。 我们听惯了工业化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财政援助的事，因此，要说穷国经常向富国进行财政补贴不免让人有些诧异，不过情况的确如此。非洲技术高超的医务人员的智囊流失便是例证之一，他们大都填补了欧洲和北美的高薪医务岗位。2004年的一份报告发现，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中部非洲地区，超过5300名接受过医疗培训的医生都跑到了美国去行医(还有约3500名在英国)，而他们接受的几乎全是公费培训。上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一篇社论将这种“批量输出”称为“静悄悄地对最穷国家偷窃”，社论还估计说，非洲国家每年支付5亿美元教训和培训这些移民医生。 利昂·恩戈麦彭今年56岁，是一名内科医生，他没有跟着“潮流”走。利昂的出生地距离刚果首都金沙萨150英里远。高中毕业后，他到了美国，并在加州完成了大学和医学学习。可是，在洛杉矶公共健康诊所治疗病人时，他总是想起刚果。20世纪90年代，他的国家战乱不已，国家状况每况愈下。在回国探望他不愿离开的母亲时，他说，“我开始想着做点什么帮助家乡的人们。对他们的需要、尤其是农村地区的需要视而不见，就太自私了。” 从哪儿着手开始呢？利昂在20世纪90年代晚期搬回了金沙萨，最后为刚果救世主(ECC)协会主持一个医疗培训项目，协会隶属于该国主要新教教会。新教教会掌控着80多间医院、600家诊所。他培训的第一个毕业班的40名医生中有一半毕业后都离国而去。在刚果，大部分医生的工资每个月只有30美元。利昂说，出国之后，他们毫无疑问赚的会比这里的更多。 利昂没有气馁，他和ECC跟美国国际开发署联合制定了一个计划，旨在恢复刚果业已崩溃的医疗系统。他们收到了一笔五年期2500万美元的赠款。这笔款项由总部设在美国的非政府组织“教会医院援助”支付，用来在全国各地建立起56个健康区。(由ECC掌管的另外17个健康区由世界银行资助)一个典型的健康区向10到15万人提供医疗服务，设有一间医院及约20个由护士主持的诊所。 利昂担任此项目的协调主任，他说，此项投资已经开始有所回报。五年来，健康区内的疫苗接种率由28%猛增到75%。越来越多疟疾儿童受到治疗。分娩期的妇女得到医疗服务的比例在增加。他们要面对的下一个难题是2006年向美国国际开发署争取第二笔援助款。利昂做好了长期作战的准备，他说，“成功不会在一夜之间到来，要想100年后情况有所改观，现在就要开始努力。” “疟疾斗士” 彼得罗·阿朗索 西班牙人阿朗索长年来和莫桑比克科学家一起救助受疟疾折磨的病人，并在西班牙国际合作局的支持下研究疟疾病毒，试验能抗击该病毒的疫苗。 即使在因疾病肆虐每年夺去上百万人生命的非洲大陆，莫桑比克也是一个公认的重灾区。在该国的一些地方，5岁以下的孩子10个里边有9个受到了蚊子携带的寄生虫感染并进而感染疟疾。为此，西班牙的彼得罗·阿朗索医生于1996年在这里成立了一个健康研究中心。在极端贫穷的乡镇上，你很难想到会有一间象样的医疗实验室。阿朗索正是在这个疟疾泛滥的地方开始了他的研究工作，一群莫桑比克科学家跟他一起奋战在第一线；西班牙国际合作机构给他们提供支持。在过去的四年里，他们测试了一种很有发展潜力的疾病疫苗。尽管到目前为止其效果还有一定限制，可是，根据专家的说法，就是这个不完善的疫苗，也能挽救数百万的人生命。阿朗索说，“我们正在谈论此种疫苗的首例实验，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为什么此前没有人开发出疫苗呢？部分原因在于此种寄生虫的生物结构很复杂，免疫系统要对抗它非常困难。另一个原因是大部分的感染者都是穷人，制药公司不愿意走出试验室到这里进行疫苗测试并进行人体试验。现在，一个叫做“疟疾疫苗工程”的机构正在使疫苗试验工作成为可能——其中包括阿朗索的工作。该组织由盖茨基金1999年资建，目前正得到越来越多的公司的捐助。 阿朗索的试验在2000名1到4岁的孩子身上进行，他们都接种了由葛兰素史克发明的疫苗。疫苗减少了30%的发病率以及45%的感染率。对于已感染严重的致命疟疾的病人，其发病率也降低了58%。2岁以下的孩子感染严重虐疾的机会则降低了77%。阿朗索说，下一步的工作是测试1岁以下的孩子。之后，测试工作会扩展到其它国家。他说，“如果一切顺利，此种疫苗到2010年就可以被认可了。” 46的阿朗索和妻子已经跟疟疾奋斗了快20年，疫苗的问世将会是他们莫大的安慰。他说，“一名年轻的医生来到非洲，走进医院，基本上都会碰到这种大面积感染的疾病，它给病人带来了太多的痛苦乃至死亡。目睹此情此景，不可能不为之所动并投入精力跟它斗争。”已是三个孩子父亲的他说，“医院里的孩子看着我们，让我们投入更多精力、更多资源、更多智慧、更多研究找出最终的治疗方法。他们时刻提醒我们，要做好需要做的事。” 善心富豪 盖茨夫妇 盖茨夫人梅林达说：“我们不想将财产留给孩子。当我们开始关注世界上最不公正的事情时，健康问题引起了我们特别的注意。如果我们能够保证人们的健康，就能提高人们的生命质量，进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 比尔·盖茨和梅林达·盖茨夫妇已经为全球的健康事业捐赠了60亿美元。在他们决定再捐出2.58亿美元防治疟疾之际，时代周刊记者阿曼达对他们进行了采访。 周刊：你们认为赚钱和捐赠哪种责任更有挑战性？ 比尔：它们都是巨大的社会责任，但同时也让人乐在其中。做这些事意味着许多有聪明才智的人一起工作，接受长期的挑战。一般人面对这些挑战可能会退避三舍。工作中取得的每个突破都是让人激动的，我喜欢那种感觉。不管是开发出一款精彩的软件、生产出一种奇妙的药品，亦或找到一种投递药品的手段，都是这样。 梅林达：我喜欢看着比尔在微软公司忙碌赚钱。但是，在回馈社会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就会齐心协力，乐趣无穷。为此而进行的每一次奔波、参加的每一个会议，都让我们受益匪浅；也让我们——至少是让我分享到付出之后所得到的巨大回报。 周刊：亿万富翁们在全球健康领域资助了一些最重要的工作，你们认为恰当吗？这项工作不是应该由政府来完成的吗？ 比尔：(停顿了一下)这项工作政府应该做，完全依赖慈善事业是不保险的，因为慈善家可能不会适时出现。富国政府亦没有得到特许帮助穷国的病人开发药品。 梅林达：这也是我们接触到这个问题之后遇到的一个大大的“惊喜”。我们原以为相应的政府机构正在处理这些问题，可是当我们开始调查研究的时候，才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这也正是需要社会爱心人士介入的地方。 周刊：你是如何让富人对关心穷人感兴趣的？怎样让他们认识到疟疾不只是“遥远的那边”的事情？ 梅林达：我想人们应该了解到这种病的真面目。如果邻居、自己的孩子或是孩子的朋友染了这种病而濒临死亡，他们就会更上心一些。如果我们说，每年有400万婴儿出生不到一个月就会无谓地死掉，大部分母亲都会有所感触的。 本版编译 尘尘 盆盆 孟令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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