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纳粹审判60周年祭(组图)

　　 1945年11月21日，纳粹二号人物、空军元帅戈林接受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他最终被判处绞刑，但行刑前两小时，他瞒过看守，服氰化钾自杀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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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特勒副手鲁道夫·赫斯接受纽伦堡法庭审判。他是少数被判处终身监禁的纳粹高级官员之一，1987年8月17日，在施潘道盟国监狱自杀身亡。据参与纽伦堡审判的美国人哈里斯透露，赫斯接受质询时，提供了大量关于奥斯威辛集中营的证据。

如今，纽伦堡法庭还保持着原来的摆设。对国际法来说，它已成为一种象征。

11月20日，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聚集在纽伦堡法庭的审判厅里，通过影像资料回顾60年前那次大审判。

　　今天，纽伦堡只是德国南部一个平静的城市，但是，60年前，也就是1945年11月20日，历史上第一个国际法庭、“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在这里开庭，23名被同盟国认定为“主要战争犯”中的21人被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其中包括前纳粹元帅赫尔曼·戈林、希特勒副手鲁道夫·赫斯、希特勒的秘书马丁·波曼及纳粹外长里宾特洛甫。

　　经过218天的审判，最终有18个纳粹分子被判以“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其中11人

被判处死刑。

　　对德国来说，纽伦堡审判是黑暗历史的结束，也是同纳粹的过去划清界线的开始。德意志民族从此开始了对历史的反省。

　　1945年11月21日，纳粹二号人物、空军元帅戈林接受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他最终被判处绞刑，但行刑前两小时，他瞒过看守，服氰化钾自杀身亡。

　　给正义一个机会

　　二战临近结束时，如何处理罪孽深重的纳粹分子在同盟国内部引起激烈争论，有人主张活埋，有人主张不经审判就处决，最后主张进行公开、公平、公正审判的观点获得了胜利。用法律让罪人服罪、以公正培育正义、以理性巩固和平或许更为有效

　　决定审判

　　美国大法官杰克逊力排众议，主张通过建立国际军事法庭让罪人服罪。最后他胜利了，历史上第一个国际法庭也随之诞生

　　1943年10月，反法西斯战争大局已定，苏美英三国外长聚首莫斯科，讨论通过了《关于希特勒分子对其所犯罪行责任问题的宣言》。宣言宣告，战犯“将被解回犯罪地点，由他们所曾迫害的人民予以审判”。

　　1945年2月，德意志帝国濒临崩溃，雅尔塔会议公报中重申要公正而迅速地惩办一切战争罪犯的宗旨。

　　1945年7月至8月，欧战结束后，苏美英三国首脑聚首柏林西南哈韦尔河畔的波茨坦，签署了《波茨坦会议议定书》，其中包括设立军事法庭审判战犯的条款。

　　1945年8月8日，苏美英法四国政府在伦敦正式缔结了关于控诉和惩处欧洲轴心国主要战犯的协定，通过了国际军事法庭宪章。

　　宪章共30条，对设置法庭的目的、任务及法庭的机构、管辖权等一系列问题作出明确规定。

　　但是，设立国际军事法庭的建议曾在同盟国内部引起激烈的争论。苏联人认为，所有穿过纳粹制服的德国人都应该枪毙，至少应该让他们到西伯利亚服苦役。至于党卫军，也许活埋是个更好的方式。

　　甚至连法治传统悠久的英国也建议把第三帝国的主要战犯不经审判就处死。英国政府认为，这些人在策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就给自己签发了有罪判决书并送达了死刑执行令。

　　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罗伯特·杰克逊坚持必须举行一次公开、公平、公正的审判，他尖锐地指出：“如果你们认为在战胜者未经审判的情况下可以任意处死一个人的话，那么，法庭和审判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人们将对法律丧失信仰和尊重，因为法庭建立的目的原本就是要让人服罪。”这位雄辩的法官最终胜利了，历史上第一个国际法庭也随之诞生。

　　法庭选址

　　法庭所在地必须与纳粹的德意志第三帝国有某种精神关联，最后选定了纳粹党走向兴盛的地方———纽伦堡。在纳粹的老巢清算纳粹的暴行再合适不过了

　　接下来的法庭选址颇费了一番周折。首先，法庭必须设在一个德国城市，否则无法体现对德国战犯的审判。其次，法庭的所在地必须与纳粹所建立的德意志第三帝国有着某种精神上的关联，但柏林之类的大城市又显然不合适，而且这些大城市的基础设施大部分已经毁于战火。

　　最后，纽伦堡进入了同盟国的视野。首先，它是德国纳粹党人的精神大本营，是德国纳粹运动的发源地。对德国法律来说，纽伦堡更记载着一段特殊的泣血的历史。

　　1935年，正是在纽伦堡，希特勒宣布了他臭名昭著的《种族法》。这部法律剥夺了德国犹太人的公民权，使他们沦为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的被统治者，犹太人被系统杀戮的大门就此敞开。纽伦堡还是希特勒国家社会党(“纳粹”即“国家社会党”德语缩写音译)走向兴盛的地方，从1933年到1938年，国家社会党在这里举行大规模的阅兵和游行，最多的时候纠集了5万人参与。

　　在纳粹党的老巢清算纳粹暴行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况且，在满目疮痍的战后，纽伦堡还幸存了一个法院，就坐落在城市的边缘，是德国仅存的法律设施之一。

　　60年前，也就是“纽伦堡审判”开始前的数周，美国大法官罗伯特·杰克逊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也许没有意识到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事业就将在这里展开。

　　杰克逊一行人中的建筑师们用几个星期的时间把一座破旧的老房子改造成了永载史册的审判庭。庭审的房间被扩大了，为了忠实记录审判进程，窗户上架上了成排的相机。还有一个专门为记者服务的“警示系统”，它响一声就表示“请注意，审判开始了”，响三声就表示“特别值得注意的陈述”开始了。为了翻译能更好地为观看者服务，每个座位上都安装了红黄两盏灯供听众操纵，红灯闪动的时候代表“请停止翻译”，黄灯表示“请翻译得慢一些”。

　　庄严开庭

　　纽伦堡法庭开庭距二战结束仅6个月，纳粹政权已经崩溃，但纳粹的阴魂尚未散去。以法庭证据展示、辩论和判决或许更能挖掘历史真相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开庭的时间距离二战结束只有短短的6个月。当时的德国，纳粹虽已战败，但民众尚未从数十年的精神管制和理论荼毒中清醒过来；许多党卫军死硬分子虽然消失在人海中，但仍蠢蠢欲动，企图伺机东山再起；纳粹的精神遗毒仍闪烁在德国儿童不服输的眼神中，隐藏在一些德国民众的内心深处，或者披上民族主义的外衣；一些普通的德国士兵认为，自己虽然参与了战争，但只是作为一名德国公民履行自己保卫祖国的义务而已，不是犯罪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再也没有什么比审判，比法庭证据展示、法庭辩论和判决更能挖掘历史的真相了。

　　1945年11月20日上午10时不到，3组辩护律师相继走出电梯，鱼贯而入600号房间———纽伦堡审判现场，一个精心准备的国际法庭。

　　审判席上，4位来自不同战胜国的法官端坐在那里。前苏联的法官身穿褐色戎装，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法官都是身穿黑色长袍。法庭内，厚重的灰色丝绒窗帘垂下来，遮住了纽伦堡深秋的天际，一排排的木头长凳被漆成了深木色。这个法庭展现在全世界面前的气氛，正如杰克逊法官所描述的，是“忧郁的庄严”。

　　21名纳粹德国被告坐在被告席上。旁听席上挤满了人，250名记者在现场飞快地记着笔记，全世界都在注视着这个审判。

　　纽伦堡审判开始之前，希特勒和另外几个高级纳粹头目自杀的自杀、失踪的失踪，到1945年11月20日，被同盟国认定的23名战犯中，只剩下21人接受审判(其中一个患重病，不能到庭，最后只有20人坐上了被告席)。

　　审判戈林

　　杰克逊法官的声音响彻法庭，起诉书列举的事实令听者震惊，法庭展示的证据让旁听者落泪，纳粹二号人物的辩白显得无比苍白

　　被同盟国认定的21名战犯中，被认为罪孽最为深重的是纳粹空军元帅赫尔曼·戈林，他是臭名昭著的纳粹秘密警察机构———盖世太保(德语“国家秘密警察处”缩写GESTAPO的音译)的缔造者。

　　“你犯有侵略罪。”杰克逊大法官洪亮的声音响彻法庭，他的身后是雪亮的聚光灯。

　　“我没有罪。”纳粹政权二号人物戈林叫嚷着。

　　开庭后，由首席检察官、美国大法官杰克逊首先宣读总起诉书。

　　杰克逊大法官的法庭陈词堪称历史上最为重要的陈词之一。第二天早上，他的语句就出现在全世界所有的报纸上。“我们力图审判的这些罪恶曾是被精心策划的、是极端恶毒的、是充满破坏性的，人类文明无法容忍它们被忽视而不接收审判，更无法容忍他们再次卷土重来。”杰克逊继续宣读着证据和证词，其中写道，因为被怀疑携带“布尔什维克传单”，3000名犹太人被集体杀害；他还引用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报道，盖世太保血洗华沙的一个犹太区时，把数不清的犹太人赶到简陋的小屋子里和下水道里然后实施爆炸。紧接着，苏英法等国起诉代表陆续发言，起诉书中所罗列的事实是坐在旁听席上的德国人闻所未闻的，听者无不为之震惊。

　　法庭在审判期间还听取了幸存者的证词，放映了记录集中营惨状的纪录片。有组织的、残忍的杀戮令人震惊，法庭中有的人落泪了。

　　随后，杰克逊法官宣读了希特勒1939年5月23日的一段讲话内容：“这是向东扩大我们的生存空间的问题，因此要并吞波兰。不管这个理由是否站得住脚，毕竟，强者永远是对的，我们要野蛮地达到我们的目的。”杰克逊用颤抖的声音说：“人类文明的声音在呼喊，面对这样大规模的犯罪之时，现有的法律系统显得多么的滞后和无助！”

　　罪人伏法

　　经过218天的指控和辩论，21名被告中18人被判有罪。纳粹外长里宾特洛甫第一个被送上绞刑架，戈林选择了自杀身亡，希特勒副手赫斯直到1987年才神秘自杀整个审判持续了218天，传唤了240名目击证人，宣读了30万条证词和2630个文件。

　　法律规定，被告人受审时必须得到充分的辩护，法庭专门为被告配备了辩护律师，共有22位，系被告本人从盟国提出的一张可靠的德国律师名单中挑出来的。这些律师是称职且尽职的，虽然所有的被告人已经不可能支付律师费，但他们仍然依照法律正义的指引和律师职业道德忠实地站在了委托人的利益上，做着艰苦的努力。庭审中，控辩双方你来我往，唇枪舌剑。

　　1946年9月30日，审判进入最高潮，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宣读了长达250页的判决书。

　　21名被告中的18人被判有罪(11人被判死刑，7人投狱服刑)，另外3人被宣布无罪，予以释放。

　　以下各组织被宣判为犯罪组织：纳粹党领袖集团、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和保安勤务处、党卫队。德国内阁、参谋总部及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冲锋队被宣告无罪。

　　法庭宣读完判决后说明，不服判决者可在4天之内向德国管制委员会提出上诉。1946年10月1日下午，纽伦堡法庭正式闭庭。

　　1946年10月16日凌晨，纽伦堡监狱的操场上，被判处绞刑的纳粹战犯被执行处决。当时没有民众在场，只有十来个官员，其中包括巴伐利亚的行政长官威廉·赫纳尔。战犯们的双手反剪，头上被套上黑色的罩子，绳索套在脖子上。

　　第三帝国的外交部长里宾特洛普第一个登上绞刑架。戈林在行刑前两小时，瞒过看守，吞服氰化钾自杀身亡。

　　但这只是第一轮审判，针对的是第三帝国罪大恶极的核心人物。

　　此后所举行的12轮审判广义上也可以纳入纽伦堡审判的范畴。它们全部由美国文职法官主持，起诉的主要是为第三帝国提供战争资源的人，如工业家、军事人员、集中营看守和一些不太著名的战犯。在后续的法庭审判中，超过5000人被控有罪，800余人被判死刑，不过最终只有469名战犯被执行。

　　为了关押这些特殊的犯人，同盟国决定在西柏林建立一个专门的由军队管理的施潘道盟国军事监狱，苏美英法四国各指派一名监狱长进行管理，四国各派30名卫兵进行看守，相关经费全部由新成立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承担。

　　这是世界上关押成本最高的一所监狱，因为看守的数量远远超过犯人，从1960年10月到1987年，联帮德国纳税人为此共付出2650余万德国马克。

　　随着岁月的流逝，监狱犯人因为去世或刑满释放日益减少。到1965年，能容纳600名犯人的施潘道盟国军事监狱只剩下了被判处无期徒刑的鲁道夫·赫斯一人，看守他的则有4名监狱长、1个监狱牧师、17名文职人员、20名军官、33名士兵和4名医生，关押费用一天约一万德国马克。鲁道夫·赫斯由此成为世界上享受待遇最高也是最孤独的犯人。

　　1987年8月17日，赫斯在施潘道监狱中自杀身亡。他的死，是个谜。

　　赫斯死后，施潘道盟国军事监狱立即被拆毁了。有关赫斯的绝密档案目前存放在大不列颠反间谍机关的档案馆里，编号为“密-5”。据说，这些档案等到2017年才能解密。 (李经)

　　如今，纽伦堡法庭还保持着原来的摆设。对国际法来说，它已成为一种象征。

　　反思

　　纽伦堡继续讲述历史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设施至今保存完好，它创造的历史还在继续。用德国《镜报》的话来说就是：“在纽伦堡审判60年后，统一的德国已不再就胜利者的正义进行争论。它可以直面正义的胜利。”由于纽伦堡法庭法官的杰出工作，现代国际法在这里铺下了第一块基石。

　　11月20日，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聚集在纽伦堡法庭的审判厅里，通过影像资料回顾60年前那次大审判。

　　国际法庭发源

　　每年都有若干人权方面的奖项在纽伦堡颁出。这已经成为一种仪式，是为了不应被忘却的纪念纽伦堡审判是一个里程碑，为随后的战争罪行审判和国际法庭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更重要的是，它永远否决了战犯们有关他们只是“奉命行事”的辩解。纽伦堡审判确定“种族灭绝”为一项罪行，还认定计划、准备、挑起和发动侵略战争也是一项罪行。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一个跨国的法庭以法律的名义给战争的密谋者、组织者、执行者以公开、公正的审判。纽伦堡审判提出了有关职责合法性与道义性等诸多法律及人类文明深层次的论题。

　　“纽伦堡审判不能避免战争的再次发生或者是战犯的再次产生，但是它标志着国际法的诞生。”巴伐利亚爱尔兰根大学教授克劳斯·卡斯特纳尔说。

　　或许，纽伦堡审判最重要的衍生物是1998年在荷兰建立的国际刑事法庭。今年11月19日，柏林的《每日镜报》写道：“如果没有纽伦堡，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和对米洛舍维奇、萨达姆这样的人进行审判是不可想像的。在纽伦堡审判60年后，统一的德国已不再就胜利者的正义进行争论。

　　它可以直面正义的胜利。“经过纽伦堡法庭的洗礼，通过传媒的传播功能，德国民众得知了审判的全过程。如果说之前德国纳粹残余分子尚有可能卷土重来的话，大审判过后，德国民众已大梦初醒，发现自己民族罪孽深重，这正是德意志民族二战之后真诚忏悔的原因，也是这个民族走向新生的开始。

　　“由于不光彩的过去，纽伦堡将永远同纳粹联系在一起，但是它也是德国惟一一座同人权联系在一起的城市。这里设有教育场所让人们不要忘记过去，这里还定期颁发人权方面的奖项。”当年为纽伦堡国际法庭担任翻译的犹太人、现年82岁的翰姆博格感慨地说。

　　让记忆永存

　　历史教科书远远不能反映历史真实，惟独档案还保存着最原始的证据，永远记住这段历史吧，因为世界本可以更加和平、更加充满仁慈在本周举行的一个小型研讨会上，阿诺·翰姆博格向与会者展示了德国档案馆保存的文献，上面是德国纳粹医生在上万犹太人身上做实验的铁证。

　　翰姆博格在战争中失去了众多的亲人，从1966年起一直是纽伦堡犹太侨民的侨领。提到纽伦堡审判的时候，他的感情十分复杂。“当我在法庭上看到纳粹医生、国防军成员或者他们的支持者的时候，心里一点也没有感到欣慰。”他说，“相反，我有了更强的动力，那就是这样还远远不够，最终要让正义得到伸张。”“忘记历史书吧。”他说，“老师们应该读读这些最原始的证据，这些档案中记录的才是真实的历史，描述的才是最令人发指的罪行———都是纳粹残暴的罪行细节。”11月27日，历史学家及60年前纽伦堡审判的亲历者还要齐聚纽伦堡，纪念那个审判，那个正义战胜邪恶的审判。时间流逝，人渐老去。参加纪念活动的人被告知，今年或许将是最后一次，当年的目击者能够在这里、在各种纪念活动中出具证明他们亲身经历的第一手证据了。

　　“让记忆永存是十分重要的。”85岁的本杰明·费伦茨说。他当年曾经是纽伦堡审判后续审判的大法官。“因为我们还远远没有实现让这个世界更加和平、更加充满仁慈的目标。” (李经)

　　对话

　　德国《明镜周刊》专访纽伦堡法庭检察官惠特尼·哈里斯

　　“重新检验我们的道德标准”

　　60年前的一个星期日，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正在对纳粹甲级战犯进行审判，美国人惠特尼·哈里斯是其中一名主要检察官和大法官杰克逊的主要助手。60年后，《明镜周刊》在美国密苏里州华盛顿大学对惠特尼进行了专访，谈到了奥斯威辛的指挥官鲁道夫·赫斯、纽伦堡审判留下的精神创伤和今日美国的政策。

　　11月20日，赫斯的辩护律师乔治·沙茨勒、纽伦堡法庭翻译翰姆博格和参与纽伦堡审判的美国人哈里斯(从左至右)聚首纽伦堡法庭，纪念60年前那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审判。

　　希特勒副手鲁道夫·赫斯接受纽伦堡法庭审判。他是少数被判处终身监禁的纳粹高级官员之一，1987年8月17日，在施潘道盟国监狱自杀身亡。据参与纽伦堡审判的美国人哈里斯透露，赫斯接受质询时，提供了大量关于奥斯威辛集中营的证据。

　　《明镜周刊》：1945年，当开始收集纳粹战犯的证据时，你只有一台打字机、一个德国秘书和良好的愿望。你面临着将纳粹领袖绳之以法的巨大责任。你难道没有被这繁重的工作淹没吗？

　　哈里斯：整个案子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负责调查帝国中央保安总局的头目恩斯特·卡尔登布隆纳，这意味着我要调查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谋杀案。卡尔登布隆纳从莱因哈特·海德里希手里继承了帝国中央保安局长的职位，掌管着数以千计的盖世太保、警察和安全部队。

　　《明镜周刊》：开始审判之前，你获得了多少讯息？

　　哈里斯：我对德国境内的屠杀没有丝毫认识。当我们开始调查时，我们还没有可靠的证据。

　　《明镜周刊》：但是通过质询前奥斯威辛指挥官鲁道夫·赫斯，你终于提出能够证实大屠杀的证词了。

　　哈里斯：在审判中，这确实是一个转折点。当我得知英国政府逮捕了赫斯的时候，证据收集工作已经结束了。我要求将他转交给纽伦堡法庭，然后用3天时间审讯他。赫斯向我解释，1941年，他受命于当时的党卫队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将奥斯威辛变成一个种族灭绝的屠杀场。赫斯在比尔克瑙集中营建造了毒气室和火葬场，他向我们提供了纳粹暴行的很多细节，估计大约有250万犹太人、吉普赛人和战俘被杀害，另外还有150万人在战争中死于饥饿、疲劳、病痛和虐待。

　　《明镜周刊》：赫斯是个怎样的人？

　　哈里斯：没什么特点，他身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显示出他是如此残暴的刽子手，他看起来就像个普通人。他说话的语气很平静但很自信，从没有泄露过自己的自由意志。据我所知，他很诚实地回答问题。但是非常富有戏剧性的是，由于那个时候收集证据的过程已经结束，我们不能将他的证词归入纽伦堡审判。

　　《明镜周刊》：那你怎样能够审讯他呢？

　　哈里斯：卡尔登布隆纳的律师寇特·考夫曼帮助我们解决了这个难题。他根据其委托人的证词，宣称卡尔登布隆纳作为帝国中央保安总局局长，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情报服务，而不是集中营内。考夫曼表示，卡尔登布隆纳从未踏足任何一个集中营，赫斯才是证实这一切的最好人选，至少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他很有说服力。考夫曼传唤赫斯作为证人，故此我们可以交叉质询赫斯。

　　《明镜周刊》：赫斯的证词没有帮到卡尔登布隆纳多少忙，他最后被判了死刑。你认为卡尔登布隆纳真的以为自己可以通过谎言免于死罪吗？

　　哈里斯：不是这样。大部分被告都承认战争罪行和大屠杀，但是都试图为自己辩护。卡尔登布隆纳不奢望自己能够被赦免，他也是惟一一个没有对死刑提起上诉的人。

　　《明镜周刊》：你对哪个被告战犯的印象最深？

　　哈里斯：反犹太杂志《攻击者》的主编施特赖谢尔无疑是最不招人喜欢的家伙。基本上所有的人，包括他的下属都看不起他。阿尔贝特·施佩尔，希特勒的建筑师和军备部长，给我留下了非常积极的印象，因为他说话的时候不会绕离话题。他亦步亦趋地跟随审判，非常合作，并且带有悔改之意，大概是他的智慧最终使他免于死罪。

　　《明镜周刊》：纽伦堡审判是公平的吗？

　　哈里斯：毫无疑问。我认为我们将当时各个法律系统中最好的部分组合在了一起。实际上，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德国人是否进行了战争犯罪，而是被告人是否都参加了纳粹犯罪？他们的罪责是怎样的？为了尽可能准确的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查阅了成百上千份档案资料。

　　《明镜周刊》：很多人描述纽伦堡审判的准备工作非常混乱。是这样的吗？

　　哈里斯：不能说是混乱。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接触到国际军事审判，所以肯定会遇上麻烦。盟国1945年夏天在伦敦举行会议，决定在哪里、如何开设审判法庭，然后如何指控。

　　《明镜周刊》：盟国内部的意识形态之争是否对审判造成了不利影响？

　　哈里斯：盟国之间的谈判有时候是困难的。但是我敢确定，盟国之间的分歧对纽伦堡审判没有任何的负面影响。相反，各国检察官的争论有时能够避免我们在审判中犯下错误。

　　《明镜周刊》：赫尔曼·戈林的自杀，是否意味着他还在向国际审判宣战？

　　哈里斯：在最后一刻，他避免了被刽子手绞死，可能他是想通过这种最后的方式表达对于盟军的轻蔑之情吧。

　　《明镜周刊》：能说得更确切一些吗？

　　哈里斯：我坚信阿道夫·希特勒只是一个象征，代表了20世纪世界范围内的道德崩溃。但是真正的道德缺失开始于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时候人们互相残杀，没有任何道德标准。然后呢？日本又在中国做了什么？

　　《明镜周刊》：那么现在呢？

　　哈里斯：同样的问题。你只要看一看恐怖主义，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他们会消失。如果我们想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美好的未来，如果我们想生存，就要重新检验我们的政治和道德标准。

　　《明镜周刊》：有什么应该注意的呢？

　　哈里斯：我们不能继续容忍战争。战争不仅对参与国是直接的灾难，对所有的人类也是致命的伤害。

　　《明镜周刊》：美国强烈反对认可在海牙建立国际法庭的《罗马公约》，是不是一种讽刺呢？

　　哈里斯：我个人非常赞同建立一个国际法庭，也认为美国迟迟不批准《罗马公约》是非常不可接受的。但是美国用了40年才签署了联合国的种族屠杀公约，恐怕通过《罗马公约》还要更长的时间。 (采访者：安尼特·兰格 编译：储信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