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科夫列夫：斯大林主义的叛逆

　　-金雁/文

　　2005年10月18日，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走完了他82年的人生历程。对于这位剧变前的苏共中央宣传部长、剧变后的“为受政治迫害者恢复名誉委员会”主席的名字，许多中国人并不陌生。1999年他的著作《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改革运动》在中国翻译出版，曾带来极大的震撼。前苏共中宣部长以亲身经历

畅述当年，对体制剖析之透彻，无人能比。于是他和戈尔巴乔夫一样成为极有争议的人物，誉者赞其为“俄罗斯的良心和希望”、“苏共官僚中罕见的深刻反思者”，毁者贬其为“毁灭国家和党的叛徒”、“和平演变的内应”。

　　雅科夫列夫何许人也？他1923年12月出生在雅罗斯拉夫州的一个劳动者家庭，可谓根正苗红。卫国战争期间投笔从戎，加入红军海军陆战队，在反法西斯战场上英勇作战两年，光荣负伤。战争后期作为残废军人复员回乡。1943年雅科夫列夫加入苏联共产党，多年后在他被俄共视为叛徒时他仍然说：“我是卫国战争年代入党的，时至今日仍然深信，当时我根本无权站在一旁袖手旁观。这是严峻地考验良心的时刻。我也相信共产主义思想，认为它是生活的真谛。”

　　复员后，雅科夫列夫继续回大学学习，1944年毕业于雅罗斯拉夫国立乌申斯基教育学院历史系。后来从事党的基层工作，在家乡雅罗斯拉夫州当过州委学校工作部长和州机关党委书记。1956-1960年间，雅科夫列夫作为可造之才被送到苏共中央社会科学学院研究生部学习，毕业后进入苏共中央宣传部。在赫鲁晓夫“解冻”年代正碰上这么个四年的院校读书机会，可想而知，这对他深入思考会起很大作用。

　　在宣传部门，雅科夫列夫是那种勤于思考勤于动笔的“实干家”，以其出色的文才深受领导赏识，职务逐级上升，1965年任苏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当时仅41岁，在讲究论资排辈的勃列日涅夫时代，他可算是这个级别的高官中最年轻者了。接着在1969-1973年他又接连当了4年代理部长。在苏共历史上这个重要的官职长期虚悬是极为罕见的，显然上峰是既非常欣赏他的才干，又对他不随波逐流的性格不放心。如果这时他谨小慎微一点，本来是很有希望去掉“代”字而“扶正”的。

　　但这个傻乎乎的家伙不知珍惜大好“官运”，却总爱发表一些离经叛道的言论。尤其是1972年底在《文艺报》上发表题为“反对反历史主义”的文章，批评狭隘的爱国主义、地区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结果直言招祸，不仅没有“扶正”反而连副部长的乌纱帽都丢了，受到批评后被外放到加拿大当大使，一去就是10年。这十年出使在他的宦途上是个挫折，对他的思想而言却是个飞跃。十年的西方经历使他对民主产生向往，这期间据说他还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拿了个学位。直到1983年，时任苏共中央书记的戈尔巴乔夫访问加拿大，与雅科夫列夫长谈，两人的思想不谋而合，谈得十分投机。于是戈尔巴乔夫坚决要求，把他调回了莫斯科。

　　回国两年后，戈尔巴乔夫继任了总书记，开始了踌躇满志的改革。雅科夫列夫很快成为戈尔巴乔夫的左膀右臂，接连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中央委员、苏共中央宣传部长、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是80年代后期戈尔巴乔夫 “公开化、民主化”运动的主要推动者之一。1987年，在苏共党内的分歧日益明显化的趋势下，他坚定地主张反思斯大林制度、布尔什维克主义和苏联走过的道路，认为虽然“这条路对那些曾经真诚地相信过、真诚地希望过、真诚地犯过错误和真实地劳动过的人来说，是痛苦和充满矛盾”的，但是为了对俄罗斯的未来负责，“需要冲破意识形态上的原教旨主义”。这期间，他与当时苏联的第二把手利加乔夫发生严重矛盾，两人分别成为苏共党内激进改革派与保守派的代表人物。雅科夫列夫得到戈尔巴乔夫的支持，利加乔夫从此失势。

　　这期间，雅科夫列夫作为苏共中央国际政策问题委员会主席在1989年12月做了“关于对1939年缔结苏德互不侵犯(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时的情况和法律后果的研究报告”，这是苏联第一次承认苏德条约还有这个瓜分东欧秘密附加协定。1991年8月，在党内左右派间矛盾激化，社会发生动荡时戈尔巴乔夫一度似乎又偏向了“保守派”，雅科夫列夫感到很失望。对戈尔巴乔夫提出批评。

　　8月15日党内利加乔夫一派认为雅科夫列夫有“分裂苏共的言行”是一颗“埋在党内的定时炸弹”，建议苏共监察委员会将其开除出党，而在此之前的8月6日，雅科夫列夫宣布退出苏联共产党。紧接着苏联发生了“八一九”事变，雅科夫列夫积极支持叶利钦反击政变，解救了戈尔巴乔夫。但苏共经这次事变此后一蹶不振，年底苏联解体，旧体制的历史结束了。

　　苏联解体后，雅科夫列夫没有再担任高官，但仍以一个公民的身份继续积极从事社会活动。在他担任“为受政治迫害者恢复名誉委员会”主席期间，共为300多万名受镇压的公民平反恢复了名誉。这些平反活动揭露了斯大林时代的恐怖暴政。但值得指出的是，雅科夫列夫们并不是“逢斯必反”，在主要为斯大林时代的受害者主持公道的同时，雅科夫列夫也曾经为斯大林说过公道话。1998年正是他建议叶利钦重新出版斯大林的著作集，并得到了后者的批准。他和他领导的“为受政治迫害者恢复名誉委员会”还批评赫鲁晓夫时代以来把战后颁布的卫国战争中十多个“英雄城市”及其纪念设施中的“斯大林格勒”之名改为“伏尔加格勒”(1961年苏共决定该城改为此名)的做法，认为应当还历史以本来面貌。这项主张在普京时代得以实现。我国一些媒体把这事渲染为俄国已经为斯大林翻案、伏尔加格勒已经改回原名，并说这是俄国向左转的体现。这显然与事实不符。其实“卫国战争中的英雄城市”叫斯大林格勒而不叫伏尔加格勒，这与十月革命是发生在彼得格勒而不是发生在列宁格勒同为历史事实。当年苏共为批判斯大林的政治需要而“改动历史”是不可取的。今天在“卫国战争英雄城市”的名单和纪念设施上恢复当时的原名，与谴责斯大林的暴政、反思斯大林体制也并不矛盾。事实上，现实中的伏尔加格勒市与伏尔加格勒州今天仍然叫这两个名字，并未恢复原名，更谈不上给当年的暴政恢复名誉。

　　剧变后十多年来，雅科夫列夫曾担任俄罗斯社会民主党主席、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副会长、国际民主基金会会长、《文化报》公众委员会主席、俄罗斯公共电视董事会名誉主席和俄罗斯知识分子大会主席等等职务。按西方、乃至按今天独联体之外的东欧各国的政治谱系，社会民主党算是左派，但在俄国，旧体制的遗老们对这些旧体制的叛逆者恨之入骨。正如几年前伪造的“戈尔巴乔夫土耳其演讲”(在我国此事曾被传得沸沸扬扬)不久就被戳穿一样，20世纪90年代前苏联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曾指控雅科夫列夫受美国情报局指使里应外合颠覆苏联，俄罗斯总检察院对这项指控进行了调查，事实证明克留奇科夫的指控完全是造谣诽谤。

　　雅科夫列夫共有20部以上的著述出版，仅在苏联解体之后就有《现实主义是改革之本》、《领悟生活乃是艰苦之事》、《于事无补》、《感悟》、《论马克思主义》、《一杯苦酒》等被译成多国文字。他明确表示自己是苏联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反对者，他的政治观点属于自由-社会民主主义。后苏联时代雅科夫列夫与戈尔巴乔夫一直密切合作，但他们的见解仍有区别。戈尔巴乔夫仍然坚持“人道、民主的社会主义”观点，属于比较典型的社会民主派，而雅科夫列夫则更多地偏向自由主义。但是在转轨时期，这些不同并无太多的实际意义，他们的“重叠共识”或共同底线成为密切合作的基础。

　　而在俄共的话语中，对雅科夫列夫的指责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是他对旧体制的全面批判。他认为马克思主义降落在俄国这块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肥沃的土壤上产生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从诞生之日起虽然曾有过创造民主社会的冲动，但是由于左倾激进主义借助“贪恋乌托邦的游民的仇恨心理”的策动，经过十月这场“超恐怖的革命”，完成了“从专制经过民主又转向专政”的选择，从此它要存在就必须以“黑社会的方式”把这种逻辑结果延续下去，“由于暴力逻辑而变形的革命经常会吞噬自己的孩子并把人引入死胡同”，“诛除异己、血腥镇压、精神扼杀、政治迫害，党和国家的垄断压力”都是历史骇人听闻的一页。苏联在经历了集体化、大清洗和冷战之后，直到今天还有许多二月革命提出的任务没有完成。事实证明20世纪的社会主义试验是失败的。

　　其次，他对戈尔巴乔夫改革赞誉有加，他认为戈尔巴乔夫能够放弃空洞的革命意识形态，走上改革之路，这是跳出俄国二律背反历史怪圈的惟一正确的选择。他认为俄国应该以“人道主义、通情达理、经济效率和道德健全对社会进行深刻的改良”。这第一步就是要允许反对派的存在，要有真正的言论和新闻自由，在戈尔巴乔夫“公开化、民主性”思想的倡导下共产党人要敢于自揭疮疤。雅科夫列夫也预计到这场改革将会以悲剧收场，“在俄罗斯改良之路从来就没有受到尊敬”，正如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那样，改革者“最终遭到既来之右的也来自左的尖锐批评”。

　　第三，雅科夫列夫对叶利钦一方民主反对派上台后实施的激进改革虽然也有批评，认为他们简单地植入不适合国情的西方民主制，给俄罗斯带来官僚主义和腐败盛行、国力下降等一系列恶果，“休克疗法”的实施过于简单和冒险。但是他同时也承认当时政府向市场关系过渡的目标方针是正确的，他们的过失只在于“对具有奇特和沉痛历史的俄罗斯的特点估计不足”。这些显然都与剧变后初期复杂和尖锐的社会形势有关。

　　雅科夫列夫生前与身后都是并都将是一个有重大影响和争议的人物。他在早年一度官运亨通时为了独立思考而“断送前程”。盛年又不为旧体制赋予他在其中的那个阶层巨大的既得利益所动，而走上主动变革之路。变革后晚年的他以普通公民之身没有在瓜分旧遗产的过程中为自己谋求任何好处――就凭这三点，那些骂他的人可以说他是傻瓜，但没法说他是坏人。至于他究竟是不是傻瓜，俄国迄今和今后的历史会作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