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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称日本欲当亚洲盟主致其与邻国关系恶化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2月01日08:22 新华网

  一段时期以来,中日关系为何越绷越紧?中日两国之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等等疑虑,越来越多地萦绕在关心这一领域人们的心头。从政府官员到平民百姓,从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学者到新闻记者,无论是有关国际关系问题的公开演讲还是内部讨论,大小场合必谈及此话题。

  围绕这一问题,人们或议论,或在沉思。然而,近期一本新书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
在中日关系烟雨濛濛的湖面上荡起无数层浪花。这本新书,就是中外两位新闻界前辈的合著《中日关系出了什么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两位作者,一位是吴学文先生,他曾任新华社国际部编委和驻东京记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顾问、研究委员会委员,是中国当今日本问题研究界的泰斗;一位是新加坡的卓南生先生,他曾任新加坡《联合早报》社论委员兼东京特派员,现任日本龙谷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是东南亚享有盛誉的日本问题专家。

  该书两位作者为了共同探讨中日关系所面临的诸多问题,自2000年始时断时续对谈达4年之久,终于在今年9月汇集成册。两位作者从回忆最初“与日本的一段缘”到剖析当今中日关系“为何越闹越僵”,从赞誉中日“民间外交功德无量”到被其视如粪土的所谓“对日关系新思维”,时间跨度几乎涵盖其研究生涯,对中日关系中焦点问题的分析可谓入木三分。

  中日之间的问题能否用“强弱论”、“强强论”来概括

  该书作者摆出这样一个事实:“在对当今中日关系问题的分析中,用单纯力量对比、即从‘强’与‘弱’力量消长的角度来解析一切的现象最近在日本越来越流行。”

  对此,作者分析认为,日本与亚洲邻国的主要矛盾与冲突,“首先应归因于其对战前所作所为之不反思,及力图修宪派兵,想当‘盟主’而令人难以放心”。

  能否把中国的崛起视为中日摩擦的根源之一?作者认为,“中国的崛起,也许会加强日本的‘危机感’,但战后日本的历史翻案风及其力图推行的扩军路线和‘盟主’梦,与中国国力的盛衰、中日两国力量强弱之消长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如果把问题的焦点过于单纯地解析为日本不让‘中国崛起’的心态和‘两强’的竞争,甚而提倡与日本人‘换位思考’,其实是模糊了是非的界限。有些日本专家之所以热心鼓噪‘朝贡论’,并将中日关系解释为‘两强’的利害冲突,无非是要说:历史上你强大的时候也欺负过我,‘弱肉强食,天经地义’,没有谁对谁错。如果掉入这一逻辑陷阱,原本与中国人、韩国人有共同惨痛经历的东南亚人也许会认为,今天的中日间的史观摩擦,并不是是非之争,而是两个大国之间的恶斗与角力的外交游戏,我们小国应避之为吉。‘强弱论’之陷阱,就在这里。”

  在中日关系问题上究竟哪一方应该有新思维

  在中日关系的诸多问题中,历史问题是重大原则问题。近年来,以日本首相小泉为首的日本部分政要处心积虑要排除历史问题,他们要根据他们的历史观来强行撼动中日关系,对中日两国老一辈“掘井人”奠定的政治基础,小泉摆出一副横扫一切的嘴脸。也有人分析认为,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更多的是为了争取“遗族”的选票,其行为与日本政治的保守化无关。对此,该书作者认为这是“片面之言。任何人只要略为翻阅战后‘遗族会’的发展史以及它与保守政治家相互依存、千丝万缕的关系,真相就一清二楚”。

  该书作者认为,现在需要的不是亚洲人民出现什么新思维,而是需要日本政府出现新思维,也就是说,在历史问题上,哪怕不愿意彻底承认错误,至少应该放弃对自己罪行的辩解。

  在历史问题上,亚洲国家是否足够宽容?作者认为:“如果日本能做到消极地道歉,亚洲国家从过去到现在其实一直是闭着一只眼睛的。”其中,“中国是非常宽宏大量的,只要小泉去了一趟卢沟桥,也就不再追究他参拜靖国神社带来的负面影响。但事不过三,小泉再三玩弄这种手腕,就恰好证明了他是完全没有诚意的,也表明日本方面还没有出现新思维。如果真如日本所说要有一个‘未来志向’的话,日本必须作出新的表态”。

  作者还就中国国内少数学者曾经提出的“对日关系新思维”问题提出异议,认为其文章“根本不屑一看”,因为其立论“过于幼稚”,认为“这种‘新思维’,其实一点都不新”,不过是“符合日本人胃口的日本思维”而已。

  日本的主要问题是不是因为日本的“民族性”

  在谈论日本的主要问题时,有些人往往将之归结为日本的“民族性”,但该书作者对此表示了鲜明的反对立场。当然,因为长期接受某种教育或大众传媒等影响,日本人会有一些共同的价值观或倾向,作者认为,“如果把这些特征与倾向定位成国民性或民族性,那就好像本性难移了,许多问题就不用谈了”。

  作者认为,日本的主要问题是,战后的教科书和大众传媒对战前的许多问题没有彻底反省,日本人有很多战前的价值观都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在日本大众传媒提供几乎是统一口径的资讯与观点的诱导下,日本人很容易或者说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些“共识”。作者举例说:“过去我们一谈到历史问题,日本一些比较开明的、反对战争的人士都会认为这些历史问题不单是亚洲人的问题,而且也是他们日本人的问题。实际上战后有许多日本人认真地进行反省,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这种主张反省的力量相当强大。但是最近这10年,却有了极大的改变。历史问题已被扭曲为好像是日本人和亚洲人之间的矛盾了。”作者认为,这一点说明日本传媒的宣传攻势功不可没。

  历史问题是原则问题还是用以敲诈的“历史牌”

  日本媒体在谈到历史问题时,经常使用“历史牌”这个词。所谓“牌”,无非是用来讨价还价的筹码。而日本媒体这一用词的选择,其深层意思甚至更糟,它含有敲竹杠的工具之意。严肃的历史问题就这样被日本传媒转化为“历史牌”。日本传媒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作者在书中介绍说:“有些日本人认为外国人谈历史问题的目的是为了敲诈日本,抓日本的小辫子,认为只要谈历史问题就会伤害日中之间的感情。”

  吴先生已年届八旬,被卓先生尊为老前辈。两人虽然国籍不同,在日本学习、工作的年代各异,但相同的旅日学习和工作经历、多年来都在密切关注日本的亚洲近邻外交政策,以及对中日关系现状的共同担忧等,促使他们共同为当前中日关系“把脉”,断“病情”,点“病根”。

  诚然,在对当今中日关系问题的看法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面对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逆时代潮流而进,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连续5年一意孤行、以邻为壑,不断将中日关系推向深谷现状,又有谁能阻止狂人将中日几代人共同建造的友好大厦毁于一旦?

  吴学文先生回忆说,陈毅有一次曾对日本人说,这段历史过去了,只要日方认识了,我们就可以忘记;日方不认识的话,我们忘不了。这个讲话仍然是我们今天对待历史问题的一个态度。(记者孙文清)(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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