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在吃穿问题与大国理想间穿行

新年夜的加尔各答繁灯似锦。印度人民党雄心勃勃推出“宝石”计划，要在2020年把印度变成世界超级经济大国，把几个大城市建成世界超强都市。

印度政府以影响城市市容为由决定自2006年禁止黄包车，这一决定将导致18000名黄包车夫失业。印度人口有80%以上生活在“牛车经济”中，连自行车都买不起，只有2%的人生活在“飞机经济”中。

　　从巴基斯坦的拉合尔经瓦嘎口岸进入印度，首先进入眼帘的是几行关于印度民主制度的宣传标语。多少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一直以民主等口号来对印度大打糖衣炮弹。在印度国内，从领导者到普通百姓，也无不为标语的内容而骄傲，并对所谓“专制”国家人民所受的“苦难”表现出一种宗教式的怜悯。

　　的确，从各种表象而言，印度的政治制度是不折不扣的议会民主制度。这个国家有自由选举和多党议会、有根据议会多数席位组成的政府，有“三权分立”，法律规定舆论自由、主权在民和生而平等。但是从走出新德里国际机场那一刻起，零乱的交通、拥挤脏乱的街道、相对落后的基础建设、农村生活的贫苦与艰难、城市人口劳动效率的低下、社会福利制度的不健全、官员的贪污与腐化、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割裂、争吵不休相互掣肘的议会等种种现象，让人不禁更多地思考发展问题和政治现实之间的关系。

　　议会民主与讨价还价

　　印度的综合实力无法同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但其大选规模却有过之而无不及。每次选举，各党派用于竞选宣传等方面的花销巨大，耗费于选举组织、安全维护、投票监督等工作的费用相当可观。以议会大选为例，2004年，印度选民人数达到6.6亿，中央选举委员会的开支近百亿卢比，约2亿多美元。

　　从民意角度说，由于印度实行的是简单多数计票制，参选政党多，选民分布不均，在人民院中占据多数议席的政党未必是获得高得票率的政党。举例来说：1999年大选中，国大党的得票率是28.3%，高于人民党的23.8%，但国大党的议席仅有114席，人民党却获得182席。在全国范围内选民最支持的政党在议会中并不一定得到最多的席位。

　　从为民发声的角度说，由于议席多少决定能否执政，多数政党就将获选作为终极目的，贿选、欺选、诈选等舞弊行为在选举中时有所闻。近年来还出现了暴力丑闻，仅在1998年大选中，就发生1500多起暴力事件，造成250多人死亡。一些政党为了获胜，不惜代价拉拢和动员社会上的种姓、教派和区域等割裂的选民群体，造成相当数量的选民不是自主投票，要么将选票作价待沽，哪个党派给的好处多就投哪一方，要么按特定的利益集团要求进行集体式投票。

　　印度是世界上第二人口大国，庞大的人口数量是国家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重要制约因素。一位朋友告诉我，印度也曾经有政党提出实行控制人口出生的政策，此言一出，立刻招致其他政党的强烈抨击。事实上，这些持反对意见的政党并非不了解印度人口问题的紧迫性，但谁都明白印度人大家庭观念强，控制人口就等于放弃了选票。当选票问题与国家发展大计发生矛盾时，取舍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三权分立的另一面

　　同西方国家一样，印度民主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三权分立”制度，即立法、司法和行政系统各自分开，相互制约。

　　在司法方面，虽然总统名义上享有任命法官的权力，但行政部门在其中起着关键性作用。按照宪法的规定，总统是按照部长会议的建议任命最高法院和高等法院法官的，一些政治势力往往根据自己的需要联合部长会议左右法官的任命。法官的晋升、调动以及对他们的工作考核也离不开行政部门的影响，使得一些法官在处理涉及政府官员的案件时显得力不从心。

　　2001年3月，印度爆发“军火门”事件，一家名叫“泰赫卡尔”的私人网站出人意料地曝光了一盘长达4小时的录像带，揭露当时一些政党领袖和国防部官员在军火交易中受贿的情况，包括执政联盟成员、平等党主席贾娅·贾伊特丽在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的家里接受20万卢比贿款。录像带一公布，印度各界反应强烈，费尔南德斯被迫辞职。

　　按照法律，任何人在军火交易中收受佣金均属违法，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处7年监禁。经专家鉴定，这盘录像带并非伪造，在种种铁证面前，全世界都在关注印度司法系统是否独立和公正。事发后仅仅几个月，当时的总理瓦杰帕伊就以费尔南德斯受贿案证据不足为由重新任命其为国防部长。这一结果不由使人往费尔南德斯所在的平等党一直是人民党的铁杆盟友这层关系去看。

　　在立法方面，上世纪90年代之前，印度议会中基本上以国大党为主体，尼赫鲁家族“强人政治”的色彩非常浓厚，议会基本上为行政系统中的强人所左右。其后，随着行政系统的权力越发膨胀，内阁对议会的控制也越来越强。

　　在印度，大量议案由内阁提出，再由执政党占多数的议会批准通过，议会的决定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必须与政府一致，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政府的立法机器而不是监督机构。加上印度议员多、议事程序长、议案内容杂，在规定的时间内，一个提案往往未经过认真讨论即付诸表决。

　　有些时候，政府出于需要，法案只是在议会走个过场，根本不去理会有多少议员参与讨论和投票。很多议员也要么将主要精力放在选区，要么用国家给予每位议员的经济发展专款去外地考察，无心出席议会，《国家银行关于农业和农村发展》议案就是在只有30个议员出席的情况下通过的。

　　大国追求与吃饱穿暖

　　用高速发展来形容印度的经济并不为过，2004年印度人均GDP为617美元，这个速度相当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平均增长率的2倍。在以计算机软件开发为代表的信息产业方面，印度更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被冠以“世界办公室”的称谓。

　　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就带有鲜明民族主义特征的前印度人民党政府雄心勃勃地提出“让印度大放光芒”的口号，并推出“宝石”计划，要在2020年把印度变成世界超级经济大国，把几个大城市建成世界超强。总理辛格宣称：“孟买在5年内将出现惊天动地的大变化，应当会使人忘记上海，转而只谈孟买。”西方一些舆论也认为，在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下，用不了多少年，世界真的要对印度刮目相看了。

　　近几年在印度学习，笔者从村落到城市，走访了很多地方和那里的老百姓，总体感觉除了新德里、孟买、班加罗尔等个别大城市以外，绝大多数地方并未从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得到多少实惠。

　　几年前一个冬天，笔者从新德里南下赴中部城市詹西，顺路走访一些村民。

　　大多数村民的住宅都很简单，多为茅草房，有很多人还住在帐篷里，几乎没有家具，更不用说电器设备。白天，妇女和孩子们去四处搜集树枝和草杆，将其中一部分作为三餐的燃料，更多则用于夜里取暖。

　　即使在詹西，在这个历史名城和旅游胜地，夜晚也到处可见穿着单薄、围坐取暖的人们，有些人直接燃烧废弃的汽车轮胎，在一阵阵刺鼻的气味中打着冷战昏昏欲睡。

　　对普通印度人来说，吃饱穿暖的问题显得更为迫切。曾有媒体报道，在印度10.5亿人口中，有80%以上生活在“牛车经济”中，连自行车都买不起；另有15%的人生活在“两轮车经济”中，他们买得起小型摩托车；只有2%的人生活在“飞机经济”中，正是这些人独占了印度经济“奇迹”的成果。

　　印度和中国一样，农村人口占据国民结构的主体，印度的耕地面积是中国的135%，人均耕地是中国的一倍，但印度农村中，2.4%的大地主占有耕地的22.8%，占农村人口74.5%的农民是少地和无地者，对于他们而言，大国地位的追求还是一个遥远的梦想。

　　政治稳定与世俗力量

　　印度的议会民主政治经过几十年的摸索和实践，已经日渐成熟和稳定。这种制度在印度这样一个复合、多元和分散国家中，的确起到了维系社会上各种力量平衡的作用。

　　但长久以来，真正保持印度社会和政治稳定的主要因素却是数千年流传下来的种姓、宗教和社会观念。恰恰因种姓制度和宗教势力过去强大，国家机器在世俗力量前处处妥协，也使一些人产生随遇而安、不思进取甚至宗教狂热的消积生活态度，阻碍了印度在各个方面的长足发展和政治生活的民主化。

　　印度人民党执政期间，发生过数次大规模的宗教冲突，其中，2002年在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发生的印度教与穆斯林教派冲突更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十数万人无家可归。这场冲突的根源在于近年来大印度教主义盛行，对其他宗教采取抵制和排斥态度。

　　由于印度人民党政府本身就带有浓厚大印度教色彩，该邦首席部长用“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理论为印度教徒杀害穆斯林的行为公开辩护，瓦杰帕伊也暗示穆斯林是冲突的挑动者和麻烦的制造者。

　　民主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其健全和发展不可能离开相应的经济基础和具体的国情现实。在印度这样一个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社会传统结构没有得到大规模改造、社会矛盾仍然异常尖锐的国家，政党纷争、政局动荡和政府效率不高使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一位印度学者认为：“印度的议会体制对于无节制的腐败、种姓战争、宗教原教旨主义等负有直接的责任。”

　　在印度的日子里，笔者深深被它的人文、历史和形形色色的宗教传说所吸引。事实上，在历史传承和对传统的认知上，印度有很多值得借鉴的方面。

　　但任何国家，无论采取何种制度，如果不能使自己的人民免于饥寒，无力解决种种根深蒂固的社会矛盾和陋习，发展就会受到制约。

　　□特约撰稿人 关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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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民主政治发展过程

　　1947年印度独立后，出于历史原因，由贾瓦哈拉尔·尼赫鲁领导的国大党自然过渡为执政党。尼赫鲁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关于民主政府的构想，他在1950年表示：“我不想让印度成为这样一个国家，千百万人对一个人言听计从，我想要一个强而有力的反对派。”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尼赫鲁将英国殖民主义时期确立的议会制度全盘接受下来，虽然后来不断改进，但它在形式上与西方特别是英国的体制基本一致。

　　到1996年第十一次大选时，参加角逐的大小政党已多达443个，进行投票的选民达5.9亿，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全民选举。

　　从独立后直到1977年的第六届大选前，国大党在议会中一直保持一党独大的地位，从未面对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反对党。从政党相互制衡的角度看，这种一党主导的方式算不上是真正的民主政治，但这使印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了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避免了建国初期可能因执政党交替而导致大范围社会动乱，使印度在政治和经济上逐渐摆脱了对英国的依赖。

　　1977年，5个在野党派组成的联盟在选举中获胜，民主政治至少在形式上算是出现了。但此后，在野党由于在权力分配等问题上的分歧，一直未形成一股强大、统一的力量。上世纪80年代初，印度人民党崭露头角，到90年代中期后，成为与国大党相抗衡的政治力量。人民党在1996年以后的3次大选中均保持议会第一大党的地位，但所占席位一直无法过半，要联合其他政党才能组阁，致使很多政策从制订伊始就要考虑执政联盟内部的不同意见，有时还要借助一些官方承认的种姓组织和极端印度教团体的力量，政策前后矛盾的例子并不鲜见。

　　■对话

　　改革使民主效率得到提升

　　就印度民主政治的一些热点问题，本报采访了印度市民社会研究中心萨哈教授。萨哈认为，印度的民主体制在实践中的确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印度进行经济自由化改革所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使民主制度的效率得到了提升。

　　新京报：农民占印度总人口很大比例，代表农民声音的政党应当容易赢得选举。那么农民的利益诉求是怎样体现的？

　　萨哈：在今天，有很多政党，有很多活跃分子，还有很多非政府组织，他们在为农民利益说话。但他们还是赞成政府的管制，而没有试图去减少这些管制。他们更多地是在提倡这样一些东西，比方说，要求政府搞一些就业工程，多搞一些对贫民的救济。事实上，这是在授权政府更多地去帮助农民，而不是要求政府把自由还给农民，让农民自己来帮助自己。是给政府更多的权力让政府去帮助穷人，还是让穷人自己帮助自己，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区别。

　　新京报：既然印度拥有广泛的民主，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农民的声音难以得到有效表达和传递？

　　萨哈：印度的民主制度有一些问题，其中之一是选举所采用的比例投票制。在这个选举制度下，在多个候选人当中，得票最多的一位赢得选举，而不管他是否已经获得了多数票。这样，候选人就不需要讨好所有的选民，他为了当选，只需要讨好某些特定阶层的选民就足够了，只要这个特定阶层的选民在他所在这个选区中能够保证他当选就行了。这种选举制度强化了原有的阶层分化，因为候选人只需要得到在某个地区内占人口相对多数的阶层支持就行了。

　　因为制度缺陷使然，许多人参与政治，并不是想为公众服务，而只是想捞些快钱。许多组织得比较好的团体，如工会、商会，他们的声音比较经常地得到表达和传递。相反对于农民来说，由于他们较穷，组织性较低，在这种制度下，农民的声音很难被传递出来。

　　新京报：印度社会中种姓制度现在仍然在起作用，这与广泛民主的理念是冲突的，印度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萨哈：种姓制度是印度人自己设计的一种制度。设计这个制度的初衷，是根据工作的需要把人分类，通过这种分类可以提高某种专业性，使效率更高。这是一种经济制度，但是这种出于经济考虑的初衷到最后演变成了政治制度甚至社会制度。因为人们后来相信，如果你恰好出生在某个种姓的家庭，就也是适合于从事这种特定的工作。从最初的经济分工形式变成社会制度，这是种姓制度的关键部分。演变成为社会制度以后，种姓制度就不但不能发挥专业化，提高效率，反而变成经济发展的阻碍，因为这意味着限制某人去从事某行业。

　　新京报：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不可能完全摆脱自己的传统。印度这些年改革所走过的路，是如何同传统因素相统一的？

　　萨哈：种姓制度当然是改革在文化方面的障碍之一。因为种姓制度，人们被认定来自某一个特定的阶层，这样就无法获得一个均等的机会。印度还有60%的人居住在农村，虽然种姓制度在城市的影响没有那么大，但对于居住在农村的人来说，影响还是很大的。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也都很熟悉，就是重男轻女的问题。

　　新京报：改革给印度带来了长足的发展，但与中国相比，改革道路有很大不同。面对改革的障碍，为什么印度的改革不采取先试点再推广的方法？

　　萨哈：经济自由化使民主制度效率得到提高，很多印度人也都认同我这种观点，即整个国家正在朝着1991年开始的正确方向在前进。你确实提了一个很好的建议，但在印度却无法实行。

　　印度很难搞经济特区。你不能从中分割出一块区域来，给它特别的政策。假设这些政策是有利的，那其他地区会问，为什么要给这个区域特别的优惠？凭什么只给这个地区而不给其他地区？如果这些政策是不好的，这个被选择出来的地区会问，凭什么要把不好的东西强加于我？在印度你不可能凭借行政措施划分出一个区域，给它特殊优惠政策。这非常困难。

　　新京报：印度在1991年经济改革之后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为什么在最近的一次选举中，执政党的瓦杰帕伊反而输掉了选举？

　　萨哈：1991年印度的经济改革实际上是国大党当年执政的时候开始的，国大党在1991年至1995年执政，然后人民党上台。印度人民对执政党的要求越来越高，尽管执政党已经做得不错，但还是很难做到人民想要的那么好。

　　执政党取得一些成功，但在野的反对党往往会提出一些更加吸引人的计划。因此，印度很多年来的选举都是在野党获胜，执政党只有一任的机会。

　　就是说选举的结果都是执政党下台，在野党上台，不仅全国选举是如此，省一级层次的地方选举也都是这样。虽然经济有所发展，但人们不会满足，这也是民主制度活力的体现。

　　□本报记者 万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