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财长：欧洲最大的敌人不是中国而是欧洲本身

　　新华网专稿：全世界最大的椅子有7层楼那么高，近23吨重，坐落在意大利东北部、人口只有7000的小城曼扎诺的一条路边。这个由赤松木制成的巨椅不是先锋派艺术家的作品，而是当地商界给制椅业的一份“特大号”承认：半个世纪以来，制椅业给曼扎诺和周边10个小镇带来巨大的繁荣。这块称作“椅业三角”的地区每年出产多达4000万把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椅子——特别是山毛榉和橡木做的椅子，销往世界各地的办公室、家庭、宾馆、游艇、医院和饭店。当地人爱说一句话：在鼎盛时期，全世界每卖出三把椅子就有一把出自这里。

对曼扎诺椅的需求给当地1100多名高度专业化的工匠和小型公司提供了足够的工作，并把这个普普通通的乡间小城发展为意大利最富裕、最充满活力的商业区，一个几乎人人有工作而且熟练工人永远短缺的地方。为椅子制造商提供生产设备的企业家朱利奥·法宁骄傲地说：“我们是欧洲的中国。”然而，曾经沧海的曼扎诺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见证着时代的变迁。

　　美国《时代》周刊12月5日一期刊登一篇文章说，如今，真正的中国却使曼扎诺的成功像两条腿的凳子一样岌岌可危。这是全球化的典型例子：来自中国制造商的激烈竞争不断把客户从曼扎诺抢走。这篇题为题为《意大利的黄昏》的文章，要点如下：

　　过去三年来，约有200家曼扎诺公司被迫关闭，剩下的900多家也在艰难挣扎。锯木厂纷纷迁到克罗地亚、波兰和罗马尼亚，越来越多的预制配件都在那些地方生产。过去，基本型旋转办公椅是曼扎诺的势力范围；如今，曼扎诺生产这种椅子的企业几乎全部垮掉，因为中国制造商能以低得多的成本大批量生产质量相当的产品。眼下，中国人已经开始瞄上家居用椅和其他类型的椅子，不仅仅是基本型号的金属和塑料椅，而且包括工艺复杂的木材和皮革制品。

　　在曼扎诺，人人都在谈论“这场危机”，就连经营状况良好的公司也开始担心这里独特的产业结构即将解体。曼扎诺一位名叫西蒙娜·福卡奇的银行经理说：“人们眼里含着泪水，一副走投无路的样子。”

　　瓦莱里奥和卢乔·米宁就是例子。90年代，他们的父亲半世纪前创建的公司每年生产50万把椅子。今年，公司仅生产了13万把椅子，而且有相当一部分堆在库房里卖不出去。公司最大的客户——一家法国批发商已经倒闭。营业收入在两年内下降50％，米宁兄弟最近不得不从15名员工中解雇5名。“眼下的情形糟透了，”51岁的瓦莱里奥说，“我真不知道怎么继续下去。你只能不停地把头往墙上撞，结果要么是墙倒，要么是你倒。”

　　如今，意大利是欧洲的病人。如果把通货膨胀考虑在内，自1999年，意大利经济缩水4％，“椅业三角”的困境或许能解释原因。像德国和法国一样，意大利也一直受到消费支出疲软、生产力下降、政府赤字上升等问题的困扰。然而，不同于邻国的是，意大利缺少能通过出口解决问题的强有力的大型企业。今天的世界日新月异，许多曾经赠予意大利经济活力和适应性的中小企业都无力应对这个世界带来的挑战。它们大多都不具备相应的规模、资金或商业专长以成为跨国企业。这些企业的产品固然很美，但既不特别复杂，也不难复制。换句话说，意大利的经济结构几乎天生就是要受中国侵蚀的——后者擅长的正是中等复杂程度的制造工艺，能够生产出西欧想都不要想的低价品。

　　在从纺织品到鞋子到家具等一个又一个领域，西欧企业都在失掉阵地。

　　意中制造业之战的影响超越国界。如果意大利人能找到一条创造高端市场的途径（那些最为成功的制椅公司正试图这么做），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欧洲人和中国人能够和平共处，共同繁荣。曼扎诺的一些企业家已经开始到中国寻找市场。办公椅生产商卢乔·扎莫说：“没人再能阻挡中国人。”扎莫通过使用中国进口的铝制基座（比意大利生产的基座便宜40％）降低成本。但是，如果事实证明欧洲人无法在激烈的竞争面前守住阵地，政客或许就会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助自己人一臂之力。欧盟今年企图限制进口中国纺织品的做法没能得逞，现在又开始琢磨对中国皮鞋强施关税。

　　曼扎诺的企业家知道，要想再创辉煌，他们只能靠自己。机械工具制造商法宁说：“到了该成熟的时候了。你无法在价格上竞争，你需要相信自己的公司，需要创新。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2003年，意大利财长朱利奥·特雷蒙蒂一语惊人：他提醒人们，与中国不加限制的自由贸易可能带来负面结果。最近，这位保守派内阁成员出版了一本言辞犀利的书《致命危险：过时的欧洲，中国，自杀式的市场主义以及如何应对》。在财政部接受采访时，特雷蒙蒂告诉本刊的杰夫·伊斯拉利，欧洲的最大敌人不是中国，而是欧洲本身。

　　《时代》：当你率先呼吁对中欧贸易加以控制时，大家反应如何？

　　特雷蒙蒂：他们认为我疯了。别人都在一遍遍地重复中国是个多么好的机会。我说这的确是个极好的机会，但也是个很值得忧虑的问题。现在，大家也都看到了那些问题。

　　《时代》：欧洲领导人应当怎样应对中国和其他亚洲新兴经济体具备的优势？

　　特雷蒙蒂：我并非站在中国的对立面。他们关注自己的利益，欧洲也是一样。一旦世界打开了，你就无法回头，无法重来。但是，欧洲在太长的时间里都没有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欧洲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工业政策，没有吸引投资的战略。我们给企业设定了太多的规章制度。在欧洲，法律法规简直多到病态的地步。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却任由自己从那些没有这类规则的国家进口商品。

　　《时代》：意大利为什么率先因为中国的经济繁荣而受害？

　　特雷蒙蒂：意大利特别容易受到影响，因为我们有太多的产品属于中低层技术，其次，工本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