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受害者心态误导日本外交

　　近日，关于日本外交的新闻又密集起来。

　　12月8日，在中国外交部的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及日本外相谈到日本希望中国加强军队透明度的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指出，中国的军费是公开的透明的，日方倒应认真向国际社会、向周边国家解释一下它近来在军事上的一些动向。

　　原定12月12至14日在吉隆坡召开的第七届中日韩峰会，因中韩与日本的外交问题被推迟。

　　似乎中日韩之间的外交问题不仅不会自动被时间消化，而且似乎正在被错误的自我理解反复激化。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在中日、韩日之间的经济纽带达到史无前例的强度时，日本和中国、韩国之间的外交冲突毫无减弱之势，反而在过去两年里一度激化？

　　孤立来看，导致中日、韩日之间矛盾激化的新因素非常之多，独立的事件包括日本的新教科书事件，日本借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之机要求加入安理会，以及中日在东海的划界开采的分歧问题。

　　在这些事件之后始终伴随着中国崛起的强音，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日本政府在制定外交政策时的首要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对外关系研究室主任姚文礼指出，目前日本政府的外交政策存在三大误区：“巩固日美同盟便万事大吉”、“亚洲诸国可以小觑”、“正视历史有损形象”。但是除此之外，还有日本的“受害者心态”——是自认为受害者，而不是傲慢，才是日本外交政策中最深的死结。

　　受害者心态其实一直伴随着日本的现当代史，事实上，这个多自然灾难、少自然资源的岛国有史以来一直都处于对未来的巨大危机感之中。在2004年哈佛大学出版的《与帝国主义谈判：不平等条约和日本外交文化》中，作者迈克尔(Michael R. Auslin)第一次以翔实的调查展现了一个不为人注意的事实：在1858年与美国签订不平等贸易条约(日本现代国际史就此开端)以来，日本在后来的15年里重整了外交政策，以此回应西方殖民者的挑战，在这个过程中，幕府巧妙地利用弱者的地位来维护了日本的利益——这种技巧得益于日本传统文化。

　　而进入现代之后，日本在西方殖民国家逼迫下被迫从闭关锁国走向开放，最终走向入侵他国并遭惨败，其“受害者心态”既导致了它的灾难，也导致它无法正确认识自己的灾难。在日本的第二次

　　今天，在日本要求加入安理会和中国东海

　　日本政府不断更换的内阁都没有能力化解这些新旧并存的外交问题，而且过于频繁地更换外相反而不利于日本和邻国之间建立起深层的理解和稳固的关系。前任外相町村信孝在今年5月访华时刚刚提出道歉，并提出共同建立一个委员会来与中方共同研究历史问题，外相又换成了麻生太郎。政府的整个内阁都是如此，在朝生暮死的政治生涯中，诉诸“受害者心态”、让人们因为不安而集结在政府的羽翼之下，永远是最稳妥的办法。至于政府高官参拜靖国神社，则被视为“不屈服于大国压力”的表现。

　　但是每一届政府都应该考虑，本国在邻国面前所面临的危险究竟有多大？为了稳定国内政治而在一定程度上牺牲外交关系，在历史上各个时期，很多国家政府都做过这样的选择。但是当这种牺牲超过一定限度，超过本来可以恢复的“外交体操”的柔韧程度，它最终反过来伤害国内稳定。在目前东盟一体化所面临的问题中，只有面对现实，而不是放纵想象和宣泄情感，才能走出历史的死胡同。 特约评论员 覃里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