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峰会阴云笼罩 第二轨模式推进合作

　　首届东亚峰会将于12月14—15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然而会议未开，坏消息已接二连三传来：先是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因“气氛不合时宜”而宣布延后；随后的峰会预备会强调，将不把“东亚共同体”的具体目标写进峰会的《吉隆坡宣言》中，而以“建立在本地区的共同体”字眼代替，避免争端的进一步激化。

　　“事态已波及非官方的‘第二轨’交往了。”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简称CD

I)副秘书长郭万达博士告诉记者。

　　郭万达称，11月下旬在广西南宁召开的纯学术的第九届“东亚经济合作论坛”，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KIEP)院长李景台(Kyung Tae Lee)本为预定嘉宾，却临时改变计划，理由是“论坛由NIRA发起，韩国方面不方便出席”。

　　NIRA的全称是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为日本总理府直属的重要智囊部门；而KIEP由韩国政府(经济企划院)于1982年设立，作为非营利法人，在美国司法部登记为外国中介公司；中国的CDI又被称为“中国脑库”，是业务上接受国务院研究室指导的独立研究咨询机构。

　　“一直以来，东亚各国的‘第二轨’运作颇为顺利。”CDI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李罗力介绍，“东亚经济合作论坛”在1995年发起，各国智囊机构参与其中，10年间先后举办了八届论坛，地点由中国的深圳、香港、三亚、澳门，拓展到日本冲绳、福冈，再到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济州岛，议题因时而变。“第九届论坛讨论的是东亚经济整合问题，受东亚峰会牵引，复杂因素尽显其间。”

　　对中日韩三国来说，目前的状态，导致东亚一体化协商机制无法通过公权力启动，如何维持正常的经济交往？在东京电机大学工学部人文科学系主任、NIRA客座研究员阿部一知教授看来，东亚一体化特有的“第二轨”推进方式，可能将长期发挥作用。

　　市场问题采取非政治化协商

　　阿部一知告诉记者，在世界外交惯例中，国家目的通过非官方接触达成的做法日趋普遍。尤其是东亚“10+3”的推进，由一个名为“东亚合作展望小组”打头，根据其提交的研究报告，作为各国官方下一步行动的依据。该小组由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日本NIRA和韩国KIEP三家组成。

　　和中国—东盟的“10+1”不同，“10+3”一直处在非正式会晤层次。2001年，中日韩三方开始了经济合作研究，以“东亚合作展望小组”名义提议，尽快把“10+3”年会变成一个东亚峰会, 通过制度的建立来加强区域合作，以东亚自由贸易区(EAFTA)过渡, 最终建成东亚共同体(EAC)。

　　“5年前的呼吁，看来无法在本次峰会上实现开局了，非常可惜。”阿部一知称，基于复杂的外交变局，今后的东亚峰会，恐怕还得继续借重“第二轨”推进。

　　据了解，“东亚合作展望小组”头两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提升中日韩三国的贸易和投资问题上，每年向三国领导人提交一份联合研究的总结和提供一些政策建议。从2003年开始，三国研究机构进入第二个联合研究阶段，启动一个名为“中日韩可能开展自由贸易协定的经济影响”的研究项目，为期三年。由于从非政治角度入手，该研究项目进展顺利，并未因为此次纷争而搁置。

　　“‘10+3’以第二轨形式推进，反映了东亚各国利益组合的难度。”阿部一知称，在国家诉求暂时无法调和的情况下，维持经贸的正常运作，唯有通过非官方的利益表达带动商业力量，透过各自的国会和媒体，向政府表达利益诉求。

　　以韩国KIER为例，由韩国国际交流财团提供启动基金，带动美国国际集团、波音、花旗集团、CBOL等与韩国有贸易往来的美国企业组成赞助集团，汇集多达8000多人的“知韩人士”，以每年200万美元的预算，举行由韩国实力派人士和美国政经学界人士交换意见的特别恳谈会。仅今年4月至6月，表达韩国经济利益的特别恳谈会就有28次，平均每周2次。

　　“市场问题，逻辑上可以采取非政治化协商。” 阿部一知称，通过第二轨运作促进经济互通，“这对东亚‘10+3’进程是个长期考验。”

　　借鉴台湾地区经验

　　“在第二轨运作方面，台湾地区的经验可以借鉴。”台湾WTO中心研究员杜巧霞女士说。

　　杜巧霞称，两岸的双边经贸发展顺利：1991年两岸贸易80亿美元，两岸关系高度恶化的2001年，两岸贸易达到299亿美元，2004年再增加到616亿美元，“这其中，第二轨起到作用。”

　　在贸易往来方面，台湾地区一直维持间接贸易、间接管理；在投资方面，2001年以前一直呼吁民间以安全考量为重，避免赴大陆投资，并推动南向发展政策，直到2001年，鉴于大陆经济强势崛起，外资相继进入大陆市场布局，民间要求松绑之声不断，始于该年以召集“经济发展咨询委员会”的方式，有条件开放对大陆投资，但强调有效管理。

　　“这里面有一套游戏规则。” 杜巧霞称，当民间因商业利益和市场竞争需要呼吁，传达压力到一定程度时，上层则应“民意”有所放松。相反，对民众未积极要求的项目，原则上多维持限制。“这就是院外压力集团的玩法。”

　　杜巧霞称，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董事长萧万长有关两岸共同市场对话机制的建造，就表现了此一思路。其做法是避开官方对官方的模式，建立一个民间的、经济性质的平台，政府高层官

　　员以顾问的形式参与进来，由民间学术机构针对两岸共同市场深入研究，评估可行性，然后集合商界力量，向官方提交议案。

　　同样，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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