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需要多少规范？

　　黄禹锡的造假丑闻令世界震惊。谁该为这件丑闻负责？当然黄禹锡本人首当其冲，但是在他背后的许多经济、社会甚至政治因素也难辞其咎。

　　据说，美国教授夏腾在要求《科学》杂志删除其在黄禹锡论文中的共同署名前曾向黄提出两个要求，一是希望得到50%有关病人干细胞克隆技术的专利权，其次是希望成为新成立的世界干细胞研究中心的主席，但遭拒绝；据说事发后，黄禹锡领导的研究小组两名成员

立刻向美国提出了永久居住权申请，而所有相关费用将由美国匹兹堡大学负责。

　　这些都是未经证实的。人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是，事发前有韩国民众为了表示对黄禹锡的支持，建立了一个“我爱黄禹锡”的网站。在黄禹锡周围，有着太多科学以外的荣誉与利益、虚夸与浮躁。在这些因素的推动下，科学的真实性被忽视了。

　　丑闻已经发生了，再去追究里面的是是非非已没有多大意义，现在最突出的问题是该拿什么去挽回民众对科学的信任？1981年，时任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罗纳德·弗兰德里克森曾说：“经过谨慎的思考，我们只用了很少的政策力量，因为我们知道目前糟糕的现状会自动被发现和驱逐，大多数科学家还是坚定他们的道德”。他说这话的背景是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当时均出现多起学术造假事件，但之后“糟糕的现状”并未得到改变。

　　黄禹锡事件让我们明白，科学需要规范，道德的坚守很多时候并不牢靠。据悉，针对捏造论文数据等学术界存在的不正当行为，日本学术会议正准备制定新的“科学工作者行为规范”。但是，该用多少“政策力量”来规范科学，却是另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美国明尼苏达州大学和健康伙伴研究基金会对该州3427位研究人员进行了调查，有三分之一的人承认自己有不端行为，包括忽视矛盾事实和伪造数据等，而美国是相关制度最健全的国家。

　　倪旅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