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史郎：把真相交予后人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２２日，东京高等法院门前。

　　时年８６岁日本老兵东史郎虽败诉而无悔：“我活不了几年了，不想把南京大屠杀事件带到另一个世界去。”

　　２００6年１月３日，东史郎病逝。

　　６０多年前，他与其他侵华日军一样，烧杀抢掠。６０多年后，他以真实身份忏悔战争罪行。勇气和良知，界定了东史郎与那场战争的分野。

　　加害者·忏悔者·“卖国奴”

　　“我的人生前半部分是南京战，后半部分是这场审判。”从历史角度看，东史郎之于中国人民，首先是一名加害者。

　　１９３７年９月，２５岁的东史郎应征入伍，编入原日本侵华陆军京都第１６师团福知山步兵２０团。同年１２月，他参加进攻南京以及日军占领南京后对当地军民的大屠杀。东史郎还曾经在天津、上海、徐州、武汉、襄东等地作战。

　　１９３９年１１月，他因病遣回日本。１９４４年３月，他重返侵华战场。日本战败后，他１９４６年１月回国。

　　在华期间，东史郎本人枪杀俘虏、侮辱妇女，抢夺粮食，同时也亲眼目睹他所在部队集体屠杀中国百姓、轮奸中国妇女等暴行。

　　１９４０年至１９４４年３月，他把在华期间的日记、见闻以及收集到的军中报纸、传单等整理成日记。１９８７年，东史郎公开战时日记，忏悔战争罪行。

　　“杀人这件事不道德，那恐怕是一种感情动荡的结果吧，日本军国主义那个时候彻底支配了我们。”１９９９年，东史郎来华参加中央电视台访谈节目《实话实说》，详细描述了自己连杀３名中国人以及参与屠杀５００名南京“安全区”内中国百姓的行径。

　　１９８７年至２００４年，东史郎７次到中国取证、忏悔。在中国人心目中，东史郎的形象，定格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灰色巨型石碑前、“遇难者３０００００”黑色大字下，一名黑衣老人双手合十，长跪不起，白发随风舞动。

　　据陪同者回忆，东史郎初次访华时，见到每一个中国人都深深鞠躬，一天鞠躬累计三个多小时。

　　１９９３年，东史郎日记中提及的“战友”桥本光治以“记述不实、损害名誉”为由状告作者。东史郎由此惹上官司，并在日本法庭以失败告终。

　　日本一些媒体１月４日以讣告形式发布东史郎去世消息。大多只有寥寥几句，篇幅最长的是《朝日新闻》，介绍东史郎身份时用“作证南京大屠杀的原日军士兵”。

　　《每日新闻》发布的讣告不足１００字，称东史郎为“告发原日军野蛮行径的作者”。

　　右翼报纸《产经新闻》用“出版南京事件著书的原日本兵”称呼东史郎，继而回顾他因写书成为被告的经过，没有提及到中国谢罪一事。

　　与此同时，一家访问量颇高的日本个人网站把东史郎列为“卖国奴”。

　　年轻时，东史郎身处战争年代、受军国主义思想支配，应征入伍、杀人抢掠，也许没有太多机会、也没有认知基础，无法做出自己的选择。

　　１９８７年，他７５岁，决定出版《我们南京步兵队》，为自己选择了下半生。

　　国内孤独邻邦热闹

　　东史郎在中国的知名度，远远高于在日本。

　　几份日本报纸当时报道了东史郎案败诉结果，再无后续。直到东史郎１９９９年参加“实话实说”节目，日本《产经新闻》驻京记者才以一版篇幅报道了访谈内容，但对东史郎持批判态度。作为观众参加“实话实说”的日本在华留学生水谷尚子在日文杂志《世界》上撰文质疑东史郎。同一杂志后来又发表批驳水谷尚子的文章。东史郎就此同步进入中日大众视野，但日本民众总体而言对他仍旧陌生。

　　日本右翼势力对东史郎却不陌生。１９８７年７月７日，东史郎与其他两名侵华老兵在京都首次披露南京大屠杀战争体验。随后，东史郎接到１００多个抗议电话，还收到夹带子弹头的恐吓信件。第一个电话来自一名女性，大骂东史郎“亵渎英灵”。对另一些电话，东史郎耗费几个小时加以解释。

　　一些人写信给他，问是不是收了谁的钱。来信大多匿名，东史郎开始还一一回复，但不少信件没有真实地址，他只好在《朝日新闻》读者来信栏公开答复。

　　东史郎访问南京、向中国人谢罪的消息传回日本，他所在第３中队“战友会”开除了这名老兵。

　　右翼分子把宣传车开到东史郎家门口，用大喇叭施放噪音，投掷“发烟筒”，一度弄得他家屋内浓烟滚滚。

　　“俯仰天地问心无愧”。１９９８年东京高等法院驳回东史郎上诉后，东史郎打出这样一条字幅。

　　日本文化强调“归属感”，一个人如果得不到社会主流认同，他便“孤独”。在同胞中，东史郎没有寻得“归属感”。

　　中国媒体对东史郎的态度截然相反。１９９９年３月，江苏教育出版社全文翻译出版五卷《东史郎日记》，内容为东史郎个人日记的一部分，篇幅超过日文版《我们南京步兵队》。同年６月，日记第三次印刷，加印１５００３０册。东史郎出现在各大报纸、大学讲堂、书店见面会、学术讨论会……所到之处，得到欢迎和声援。南京为他开辟声援网站。

　　日本右翼势力打压下的东史郎，需要中国人民的支持。他频频访问南京，在南京庆祝自己的８８岁生日。

　　１９９９年４月１８日，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分上、下两次播出东史郎及其后援会参加的讨论节目，题为“战争的记忆”。

　　东史郎去年一度病危，病榻上还惦记着要到中国作“最后一次谢罪”。

　　接待过东史郎的中方人士说，右翼势力打压下的东史郎，“真的非常需要中国人民给他支持。”

　　平凡生活不屈精神

　　从日本首都东京乘坐新干线和急行电车，６个多小时后可抵京都府蜂山；再行车半个小时，可达晚年东史郎居住地，一个只有４０００居民的小镇间人。６０多年前，那里有６００多人充当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的炮灰。

　　东史郎家是一座沿街建起的典型日式两层住宅，屋后不远处是日本海。

　　东史郎出身富裕的造酒世家。他中学毕业后就读于福知山市立命大学，一年后因父亲过世辍学返乡。

　　东史郎酷爱写作。侵华战争结束时，他积累了一本本从军日记，记载了他身为士兵的所见所闻。他回忆说，打仗时无暇他顾，从军日记是在两场战役之间大约两、三个月休整期内写下。

　　“６２年前战场上写的日记，想不到６２年后官司能打到最高法院。”２０００年日本最高法院判东史郎败诉时，他感慨道。

　　“我当年所记的日记完全是想留给自己看。凭借这些日记，６０多年前的事我现在还能回忆起来。有人否认我日记的真实性，纯粹是别有用心。”东史郎之前，也曾经有多名日本老兵出版回忆文字，但不敢使用真实姓名。

　　“东史郎日记案”一审法庭上，原告方有３０多人，被告方只是东史郎孤身一人。原告方支持者有东史郎昔日“战友”。那些人成立了“抨击东史郎之会”。原告在一审胜诉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称“此时的心情如同当年占领了南京”，并高呼万岁。二审胜诉后，他们又挂起“南京大屠杀捏造诉讼胜利”的横幅。

　　倔强的东史郎说：“如果我退却了，南京大屠杀事件就会被人抹煞。”三审皆败诉，东史郎声言要上诉国际法庭，并且到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揭露侵华日军暴行。

　　东史郎晚年是当地一名小企业主，拥有一家４０余人的机床厂。５个孩子已成家，分别居住在京都、大阪、东京等地。身居东京的儿子支持父亲，帮助他整理资料，把日记输入电脑保存。女儿１９９９年陪伴东史郎到中国谢罪。

　　东史郎和老伴一直过着平静的生活。但那场官司牵扯了他大部分精力，生活不断遭到骚扰。

　　官司还耗费了东史郎大量钱财。他每天自己开车，为推销他的机床奔波。

　　东史郎１９９８年向中国遭受洪灾地区捐款１万元人民币。他说，洪水使他回忆起１９３８年因战争造成的黄河堤坝决口事件，当时惨景令他难忘。

　　而东史郎更难忘记，１９４５年８月在中国宁波战败后，他所在部队奉命前往上海缴械投降。前来受降的一名中国军官告诉东史郎，虽然他很想报南京之仇，但上级有令，日军被俘人员将免于一死。那名军官告诉他，中国人称之为“以德报怨”。

　　东史郎家人宣布，１月６日将为他举行葬礼。

　　不过，一家日文报纸特别强调，家人没有公布葬礼地点，只说在“一家礼堂”举行。

　　外界猜测，家人可能担心右翼分子捣乱。

　　周轶君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相关链接之一

　　“邮袋事件”

　　东史郎在日记中记载的“邮袋事件”成为他后来遭起诉的原因。他这样写道：

　　“我奉命担任南京城的警备，离开了群马镇。位于中山路的最高法院是一座被涂成灰色的巨大建筑，它相当于日本的司法省吧。”

　　“法院前被压扁的汽车翻倒着，路的对面一侧有个池塘。一个支那人不知从哪里被拉来，战友们像孩子抓住一条狗一样折磨他。桥本提出一个残酷的想法：把他装入袋子，浇上汽车中的汽油、点火。哭叫的支那人被塞进邮袋，袋口被紧紧系住。他在袋中反抗、哭泣、怒号。袋子像足球被踢、像蔬菜被撒上尿。桥本从压扁的汽车中取出汽油浇到袋上，并在袋上系上绳子拉来拉去。”

　　“尚存良心的人蹙着眉看着他的残酷之举；没有良心的人颇有兴致地呼应。”

　　“桥本点燃火，汽油一下着了起来。这时，袋中发出无可名状的恐怖喊叫声。因为这种身体的力量，袋子跳了起来。袋子自己跳着，自己滚动着。

　　“战友中一些人对这种残酷的玩火十分兴奋。袋中发出地狱般的悲鸣，像火球一样滚动。

　　“桥本抓住袋子上的绳子说：‘喂，那么热的话，让它凉快凉快！’

　　“于是他将三颗手榴弹绑在邮袋的绳子上投入水中。火灭了，袋子沉了下去。当波纹将要平静时，手榴弹在水中炸裂。

　　“水纹溅起又恢复了平静，游戏结束了。

　　“这种事情，在战场上不算任何罪恶。

　　“只是，我对桥本的残忍性感到厌恶。”

　　桥本光治作为这一事件的当事人１９９３年４月１５日把东史郎送上了法庭。

　　１９９６年４月２６日，东京地方法院以近距离手榴弹杀人可能危及加害者、“日记记载从常识判断不自然”等为由作出了“东史郎支付５０万日元名誉损害赔偿”的判决。东史郎７次到南京取证，但最终败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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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史郎7访南京

　　１９８７年１２月１３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发生５０周年之际，东史郎第一次访华。

　　１９９４年８月，随日本调查团到南京中山码头、北极阁、玄武门、东郊丛葬地以及纪念馆参观。还与李秀英、夏淑琴等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见面。

　　１９９７年，南京大屠杀国际研讨会首次召开，东史郎从日本飞抵南京参加并讲演。

　　１９９８年３月，东史郎把《东史郎日记》原本五册捐献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并授权纪念馆出版中文版《东史郎日记》。

　　１９９９年４月，第五次访南京，在金陵饭店发表演讲。众多专家学者在南京为他庆祝生日。

　　２０００年２月，到南京、北京、沈阳、上海等地作证，反省和讲述侵略历史。在南京的南京大学、河海大学、青年剧场等地作多场报告。

　　２００４年４月，东史郎时年９２岁，第７次向南京人民谢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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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捍卫历史真相的日本人士

　　松岗环：普通日本小学女教师，十多年间为了寻求历史真相，逐一走访当年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士兵，收集证言，终于促使１０２名原侵华日军士兵打开记忆之门，写成一部轰动日本的证言之书。

　　家永三郎：史学家、日本历史教科书编撰者，１９６３年发现日本政府文部省删除了历史教科书中由他编撰的“南京大屠杀”、“７３１细菌部队”等内容后，起诉文部省。这场诉讼持续３２年，以家永三郎胜诉告终。

　　小野寺利孝：“中国人民战争受害索赔要求”日本律师团干事长，律师团最早发起人，１９９４年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同年５月，日本政府法务大臣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小野寺决定成立律师团，为中国受害人伸张正义。律师团８月宣告成立，口号是：“战后５０年，日本的良心被追问。”

　　尾山宏：二十世纪６０年代已是日本知名律师，“中国人战争受害索赔要求”日本律师团团长。从１９９５年起，他与小野寺利孝联手，带领律师团无偿为中国受害人代理诉讼。１９９５年８月７日代理的第一起诉讼是山西慰安妇案件。同一天提起诉讼的还有“７３１部队”人体试验、南京大屠杀和浙江永安无差别轰炸案，此后又有刘连仁劳工案等。他们代理的１３名受日军化学武器伤害的中国人对日本政府索赔一审胜诉。他有一句名言：“这些诉讼的意义贡献于全人类，也贡献于人类的未来。”

　　今井先生：日本侵华史研究工作者。１９９８年把迄今惟一一本“日本军人所摄、本人作注，时间连续、尸体最多”的再现南京大屠杀暴行原版照片集送给中国友人、黑龙江省社科院副院长兼中国抗战史专家步平，后者把这本照片集转送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是南京大屠杀史料重大发现，成为纪念馆“镇馆之宝”。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