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4日晚，沙龙因患严重中风，并伴有脑溢血，被紧急送往医院，在随后的1月5日，沙龙接受了手术。目前，沙龙的身体经过两次手术后已经趋于稳定，但由于病情严重已经被送入重症监护病房。
从华盛顿到开罗，各方几乎都在为沙龙祈祷。但祈祷在祝福沙龙的生理生命之外，更多关注的是其政治生命。沙龙的急病让以色列乃至整个中东进入一种紧急状态。《纽约时
报》称，整个以色列已经弥漫着“阴郁的情绪”，以变革党主席、新闻界著名人士约瑟夫·拉比德称：“这是以色列历史上最具戏剧性的夜晚之一。”
确实，无论沙龙的生理生命如何，其政治生命或将就此而告一段落。2005年对于沙龙是极为重要的一年，9月11日下午以国防军在原加沙定居点附近的总部举行告别仪式并降下国旗，宣告以色列对加沙长达38年的占领就此结束，“巴以和平之门推开了一道缝隙”；11月21日，沙龙脱离利库德集团，另组“前进党”，其与强硬派33年的缘分就此了断。并且，沙龙的“前进党”准备在今年3月的大选中与内塔尼亚胡的利库德集团对决，进一步推进其巴以和平的构想，以其余生来摇动橄榄枝。于是，此次中风就颇有“出师未捷身先死”之感，当然这里的“身”，如果套用“国王的两个身体”(King’s Two Bodies)理论，不是“自然身体”(Body Natural)，而是“政治身体”(Body Politic)。
实际上，宗教狂热的民族情感和审慎冷静的政治权衡一直是以色列1948年建国以来难以调和的一对张力。一个鲜明的例子是，建国初期经济濒于崩溃之时，前西德曾为以色列提供巨额赔款以赎纳粹之罪，1952年在以色列议会和各政党之间对此展开了最激烈的辩论，甚至引发了大规模示威游行。一种观点认为血债决不能用金钱来偿还，接受赔款是出卖犹太灵魂的一种耻辱；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基于经济现实，这笔赔款是挽救性的。最后后者以微弱的优势压倒了前者，而这笔赔款成就了以色列的经济建设和国力增长。
而翻开沙龙的个人记录就可以看到，此人早先也曾为上帝应许给犹太人的土地而浴血奋战：1967年“六五战争”，沙龙担任装甲师师长，当年以军占领了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戈兰高地和西奈半岛；1973年10月“赎罪日战争”，已经退役的沙龙被紧急征召出任装甲师师长，战后当选为议员；1982年，时任国防部长的沙龙策划以军突袭黎巴嫩，试图铲除以该国为大本营的巴勒斯坦游击队……晚年的沙龙意识到，强硬派保留《圣经》中应许的全部以色列土地的梦想已经破灭。作为政治家的沙龙开始逐步以审慎权衡和责任伦理改变以前的战争狂热和信念伦理，而整个中东和平进程也因此曙光初现。
但现在事态则风云突变。在以色列内部，本来沙龙努力保持的稳定局势将开始动荡，政治结构开始重新洗牌。以色列历史学家奥伦(B.Oren)称，“以色列人弃利库德而跟从前进党是因为他们相信沙龙将保证安全，但一旦沙龙不能视事，人们很可能将重新投靠内塔尼亚胡。”并且，即使强硬派能否重新掌权存在变数，宗教狂热与政治审慎的冲突和辩论又将重趋激烈，以色列或进入非常政治时期，群龙无首的以色列什么都可能发生。
而就国外而言，一名巴勒斯坦激进组织的领导人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宣称，沙龙的健康危机是真主赐予的礼物。同时，即将于1月25日开始的巴勒斯坦大选也因故推迟，并且巴民族权力机构领导层首次在选举中面临哈马斯的强有力挑战，哈马斯哈姆丹认为没有必要因为以色列政局混乱推迟巴的选举。他称，没有沙龙监视选举，这对巴选举更有利。显然，巴勒斯坦方面的剑拔弩张之势也随之凸现。“后沙龙时代”的中东和平，就此蒙上了新的阴影。特约评论员 刘 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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