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搜索“北京人”头盖骨内情

　　日军《关于“北京人”搜查状况的报告“通牒”》的手抄本照片。原载于春城秀尔的《“北京人”化石的去向》。蓝建中／摄

　　日军的调查报告披露了当时侵华日军在北京搜索头盖骨的过程

　　国际先驱导报驻东京记者蓝建中报道根据日本宪兵队资料，当年日军为寻找到“北京人”头盖骨等化石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搜查，并且掌握了不少信息。

　　搜索开始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负责接收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是西村部队中的松桥保军医中尉。松桥毕业于日本医科大学，1939年夏就任于北京的北支方面军军医部，与协和医学院事务长美国人鲍恩关系密切，在美日大动干戈之前，一旦“日本方面向军司令部提出希望参观医学院”，松桥就担任向导，“参观者的目光都集中在这个稀有的出土物上”。

　　据说，松桥在魏敦瑞（代表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方共同主持周口店“北京人”的发掘与研究工作）的研究室里“多次看到他从保险柜中取出‘北京人’头盖骨和牙齿等物给别人展示的场面”。因此，他后来被任命为接管协和医学院的“最高责任人”。

　　接管协和医院后，为了对“北京人”头盖骨“采取最妥善的措施”，“（松桥）闯入事先自己了解的B楼1层的解剖学教室，寻找中国地质学协会”的保险柜，但是“那个至宝已经无影无踪”。

　　“是不是藏在什么地方呢？”松桥“命令30来名士兵花了4天时间搜查了B楼，从地下室一直搜查到天花板内部”，结果是“根本没有”。此后，松桥和日本宪兵队开始追究化石的下落。

　　据宪兵队资料显示，宪兵队后来首先审问了被拘留的前协和医学院长霍顿（Houghton）以及事务长鲍恩（Bowen），得知人类学研究所是与协和医学院不同的机构，魏敦瑞博士属于研究所，1941年春，魏敦瑞回美后，他的位子由福图恩（Fotuyn）接任。霍顿和鲍恩两人声称，除此之外，他们对其他情况一概不知。

　　在对前协和医学院病理学教授霍普利博士（Hooppli，汉名瑞西）询问后得知，“北京人”的头盖骨收藏在医学院B楼南角的人类学研究所的保险柜内，霍普利教授看到过好几次，但是魏敦瑞博士回国后再也没有出现过。

　　由于前协和医学院院长霍顿的秘书报告说，神父特尔哈特（Teilhard，法国籍）和中国古人类学家裴文中曾经进过人类学研究所，所以宪兵队到东交民巷三条胡同的地质学研究所走访了神父特尔哈特，听取了以下的情况：即“北京人”头盖骨有6个，保存在人类学研究所的保险箱内。1941年春，魏敦瑞博士回美国的时候，对这些头盖骨进行了塑型，后把他们收藏在医学院的地下贮藏库内，时间大概在当年的秋天。

　　二审协和医院，确认交给美军

　　宪兵队又获知，将北京人头盖骨由研究所搬到地下室的是魏敦瑞的秘书息式白小姐（匈牙利人）。息式白在日美开战前一直在医学院事务长鲍恩的事务室工作，开战后继续留在北京。

　　宪兵队很快找到息式白，从她口中听到了以下情况：魏敦瑞回美国时，命令塑型完成后，把北京人头盖骨全都搬到医学院的地下贮藏库，为此10月底塑型完成后，息式白与研究室作模型的技师胡承志（中国人）一起将“北京人”头盖骨以及其他古人类化石装入各约一尺见方的木箱，在箱子上标上号码，然后将它们又装入长3尺，宽2尺，高1尺5寸的两个木箱中，并且将其他的150枚牙齿和骨化石若干一起装入，上了锁，表面上标上了A，B字样，两人借用苦力的手，将这些宝贝搬到了贮藏库内。宪兵队还探知，当时打开贮藏库库锁的是一个身材很高并且较胖的负责现金管理的中国职员。

　　日本宪兵队调查后，判明这个负责现金的人就是蓝玉田，并且从他那里获得了新的事实。息式白和胡承志两人将两个木箱和其他若干物品运到贮藏库约两周后，鲍恩事务长带着息式白进入贮藏库，确定了箱子的所在，第二天鲍恩只雇佣了一个苦力，将箱子搬到了别的地方。账簿上应该有鲍恩的受领签名。

　　在掌握上述情况后，宪兵队再次对被拘押的鲍恩和霍顿进行了审讯，两人这次供认，由于当时美国海军陆战队撤退的传言越来越凶，霍顿请当时在北京的美海军陆战队队长阿什赫斯特（Ashust）上校（阿什赫斯特后被日军俘虏，关押在上海）与美国大使馆的巴特里克（Batrick）交涉，将“北京人”运送到美国的事宜，然后命令鲍恩将“北京人”化石运到美国兵营。鲍恩接受命令后，与息式白同行，确认箱子所在后，第二天单独雇佣苦力，自己也乘上卡车，从兵营的后门搬入，交给当天值班的将校。箱子的表面写着：“Thomas Cook&Sons

　　San Francisco

　　to be forwarded to

　　China Medical Board

　　New york ”

　　霍顿和鲍恩承认，当时是希望通过旧金山的托马斯库克运输店送到纽约市的中国医学会。

　　搜索走进死胡同

　　宪兵队还探知协和医学院妇科部长霍伊特克博士等4人准备于11月16日乘船撤离，于是向两人确认是否托付他们将“北京人”头盖骨带走，但是两人发誓说确实运到了美国兵营。

　　随后，日宪兵队的永田中尉访问了日军“北京防卫司令部参谋部”，调查了1941年12月8日以来存留在美国兵营的物品的处理情况，但是未能判明究竟到了谁的手中。

　　宪兵队随后又与天津防卫司令部田边少尉联系，了解日美开战以来在秦皇岛霍尔克姆兵营的物品的处理情况，获知驻扎在秦皇岛的日2909部队处置了食品，兵器、床等物资，其他由日2900部队经理勤务班处理，但是未听到有关箱子是否存在。由于其中美军的私人物品保管在天津百利洋行，得知消息后，宪兵队带领息式白一起前往天津，搜查了百利洋行内的私人物品，但是没能找到。

　　这就是宪兵队资料介绍的日本宪兵队当时搜查的全部过程。据裴文中生前所写的“失踪报告”交待：“三十二年（1942年）四月，日宪兵密探锭者繁晴来访裴氏，追问标本下落，未得结果。……其后锭者繁晴调查结果，迄无所知。自此而后，日方军政及学术界人士永未再事质询寻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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