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照会里的日本细菌战罪行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遗址

　　■ 外交部档案馆副馆长 徐京利

　　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包括臭名昭著的日本731部队在内的日本关东军土崩瓦解，以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为首的近1600名日本军官成为苏军俘虏。1949年底，苏联政府在伯力市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对山田乙三等12名从事细菌战的战犯进行了审判。

　　伯力审判厘清了日本细菌战的很多事实。1950年2月1日，苏联驻华使馆代办史白夫向中国副外长李克农递交了苏联政府的照会，向中方通报了伯力审判的情况，列举了日本法西斯细菌部队所犯下的惨绝人寰的罪行。在去年解密的外交档案中，我们看到了这份苏联照会。

　　日本侵略者不仅准备了，而且不止一次使用了细菌武器

　　在照会中，以日本裕仁天皇为首的统治集团多年来秘密准备细菌战争的事实被详细披露出来。

　　根据日本裕仁天皇的命令及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策划，日本军队专门组织了细菌战机关。这些机关非常机密，为了伪装起见，命名为"关东军部队用水供应及疾病预防局"和"关东军兽类传染病试验局"。后来又改名为"七三一号部队"和"一○○号部队"。

　　"七三一号部队"驻扎在距哈尔滨市20公里，在平房车站地区专门建筑起来的小城里，整个小城被宣布为军事禁区。该部队计有3000名科学与技术工作人员并拥有很多实验室和强有力的大量制造细菌的装备。

　　在审判中证实，这些部队由五个处组成，这些处中只有一个处即第三处，从事该部队的公开业务，即管理部队用水供应事宜。其他四个处，第一处名为研究处，负责研究、孵育和筛选致命细菌。第二处是实验处，他们在活人身上检验各种细菌的效力，并设计向敌区传染细菌的炸弹和方法。这个处有4500个专门繁殖为蔓延鼠疫传染的跳蚤养殖所。第四处是所谓生产处，大量生产细菌。第五处名为"教育处"，专门训练使用细菌战工具的干部。

　　除了上述两个部队，日本人在华中和华南也组织了两个类似的秘密机关，名为"荣字部队"和"波字部队"。

　　成千上万的人成为日本细菌战的冤魂。照会提到，"仅仅在'七三一号部队'，因进行非人性的罪恶的实验就野蛮地弄死了3000多人"。关东军医务局局长梶冢中将供称，他1944年访问731部队时，部队队长北野向他报告时说："731部队的一组工作人员已经开往上海以南地区的中国前线，在那儿从高空把大量传染鼠疫的跳蚤向有中国居民的土地上撒下，而这些跳蚤落下的地方，就发生了鼠疫……"

　　伯力审判证实，日本侵略者不仅准备了，而且在实现其侵略计划中不止一次地使用了细菌武器，如1939年针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苏联，1940～1942年侵略中国的战争中，日军施用细菌，引起了鼠疫和伤寒传染病。

　　裕仁天皇是细菌战的首要组织者

　　苏联照会认为，虽然12个细菌战罪犯已在伯力审判中被判刑，但"要是让造成这些惨绝人寰的罪行的其他主要组织者与鼓励者逍遥法外，则是不公正的"、"此类战犯首先就是裕仁"。

　　苏联政府从伯力审判中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在满洲的领土上设立日本陆军准备细菌战与使用细菌武器的中心，是奉裕仁的特别密令而实行的。

　　照会列举了很多战犯的证词，证明裕仁对细菌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前日本最高军事参议会议员与关东军总司令山田将军供称："驻扎于满洲的731部队，主要是为了准备对付苏联以及蒙古人民共和国与中国的细菌战的工具，而组织起来的。"

　　前日本陆军省医务局局长（后来为关东军医务局局长）梶冢中将供认："731部队是在1936年奉裕仁天皇之特别密令组成的。""我本人知道这个命令和附在后面的该部队的人员名单，是因为经过我亲盖私章而签收的。"

　　这一部队曾于1939年改组，部队的活动范围扩大了，细菌武器的制造急剧地增加，构成人员的数目增加了两倍。这一改组也是奉裕仁天皇另一道密令进行的。

　　关于这方面，梶冢将军继续供称：

　　"大约是在1940年2月，我在关东军司令部签阅了这个命令。除此而外，1940年下半年奉裕仁天皇的一个或两个密令，为731部队又添设了4个支队……"

　　梶冢将军在法庭上所指的那4个支队，曾驻扎在与苏联接壤的地区。这已为文件所证实，特别是为前关东军总司令梅津将军1940年12月2日398/1-KO号的命令所证实。

　　731部队少将医官川岛同样供认："731部队根据日本天皇之密令成立于1936年，……当我在731部队工作，担任总务处长职务期间，在部队卷宗里曾亲眼看见过天皇的这个密令……"

　　除了裕仁天皇的细菌战罪行，照会还根据战犯供认的情况，详述了其他主要战犯的罪行，包括中将医官石井四郎和北野政藏、少将兽医官若松次郎、中将笠原行雄，这些人并没有被苏军俘虏和接受审判。

　　建议组织国际法庭审判战犯

　　苏联照会提出，伯力审判所判明的材料和滨海军区军事法庭的判决书业已证明：在准备和实现那反对人类的滔天大罪的细菌战中起主导作用的，不仅有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书所早已宣判的日本战犯，和根据伯力军事法庭的判决书所宣判的12名日本战犯，而且还有日本天皇裕仁和日本陆军将军石井四郎（前731部队队长）、北野（亦为前731部队队长）、若松次郎（前一○○部队队长）和笠原行雄（前关东军参谋长）。

　　根据这几点，并考虑到：细菌武器已为1925年6月17日的日内瓦议定书所禁用，早已为各文明民族所斥责，视为违背民族正义和天良的最严重的罪行；1946年4月3日同盟国在远东委员会的决议中评定破坏战争立法与惯例者作为战争罪犯论，决定了"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以便暴露、追究、逮捕和监禁一切有战犯嫌疑的分子"，并规定为了研究有关远东各战犯的事宜，盟国总司令必须"任命特别国际军事法庭"。

　　因此，苏联政府在照会中向中国政府提议：根据1946年4月3日远东委员会决议（FEC·00713号文件）之第五条"A"款，于最近期内委任国际特别军事法庭，并把已被揭露为犯下反对人类的滔天罪恶的战犯日本裕仁天皇、石井四郎、北野政藏、若松次郎、笠原行雄等将领交给上述国际法庭。

　　收到照会后，中国副外长李克农于1950年2月8日复照史白夫，代表中国政府对苏联政府的提议表示坚决支持。遗憾的是，美国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放弃了对裕仁天皇的战争罪行的追究，这也造成了今天某些日本人对天皇战争责任的模糊认识，以及对清理遗留化武责任的回避和拖延。

　　来源：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