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中东战略的意外牌局

　　文/木人

　　作为为数不多的历史通则之一，“事与愿违”再一次适用中东政局的演变。以“民主改造”为核心的美国“大中东战略”，日益表现为一种“民主的悖论”。

　　差不多去年这个时候，西方舆论开始兴奋地讴歌正在降临的“阿拉伯之春”，认为继

格鲁吉亚“玫瑰革命”和乌克兰“橙色革命”之后，中东展开了“紫色革命”、“雪松革命”甚至全面的“中东革命”，预示着“一个崭新的阿拉伯世界的开端”。总之，“大中东计划”开始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

　　但如阿拉伯学者埃利亚斯尚巴尔当时告诫的：“游戏刚开始，且与美国人的想像相反”，“究竟谁赢尚不得知”。美国马里兰大学萨达特人口发展与和平研究中心主任谢卜利特拉米也警告：“我们有能力在中东重新洗牌，但不能确定尘埃落定是怎样一种格局。”

　　时隔一年，好像出现了另一种“骨牌效应”。最近，哈马斯在巴勒斯坦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此前，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政坛异军突起，伊朗总统选举更让世界舆论大跌眼镜。即使在两年多来美国苦心经营的

　　这种局面与美国的预期大相径庭，却是美国导演的。以色列政治分析家约西阿尔弗指出，美国混乱的外交政策是哈马斯上台的主因；“布什总统推动民主，是导致现在所发生一切的首要因素”。这似乎印证了“文明冲突论”作者亨廷顿的著名论断——伊斯兰世界的民主化，往往成为宗教势力取代世俗势力的过程。西方要在全球传播民主，就要接受一些国家的民主可能与西方意愿相悖的事实。

　　“大中东计划”的初衷是，以伊拉克为突破口，让美索不达米亚“山巅之城”的光芒融解巴以冲突的冰封，通过移植西方民主制度，全面整合与重塑“大中东”秩序。

　　列宁论及历史对人的捉弄时讲过：“本想进这个房间，却进了另一个房间”。“大中东计划”施行之初，美国兰德公司就在一份报告中预测，中东民主进程可能促进民族主义或原教旨主义的发展，重要伙伴国可能出现对美不利的政权更替或反美情绪滋长。据报道，美国情报人员最近发现，“争取民主的行动实际上促使反叛行动进一步升级”。为什么美国的良苦用心适得其反？

　　任何把异质文明视为“敌对文化”而加以“改造”的行动，都注定不会成功。阿拉伯领导人一直确信，“大棒底下出不了民主”。美国牛仔“持剑布道”，只会激发阿拉伯人更强烈的厌恶。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说的一句话，反映了一种社会心理：对傲慢的美国人，“好像这个地区的国家根本不存在，好像这些国家对自己的土地根本没有主权”。

　　阿拉伯世界的确面临如何应对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变迁等严峻挑战，但如优素福盖尔达维等伊斯兰学者指出的：“改造是当务之急，却要按伊斯兰精神进行”，使伊斯兰制度“适应现代世界”。不是中东不需要民主，而是美式民主在中东水土不服。更重要的是，改革只能从内部开始，必须符合本地区国家的利益。这就是阿盟秘书长穆萨强调“不能接受外来强加的改造”的原因。

　　但“大中东战略”以美国的战略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尽管不完全排除在一定意义上扮演“历史不自觉的工具”的可能性，本质却是推行霸权和索取私利。其实，“中东”这个世界政治地理概念，就是美国战略家在美国崛起之初筹划美国国家大战略的衍生物。多年来，“中东”打上了鲜明的“美国烙印”。 作为“世界油库”和美国全球战略中联结欧亚的“哑铃臂”，中东成为美国海外干涉的重点。

　　今年1月，美国国务卿赖斯在乔治敦大学发表演讲，提出被称为美国“外交新战略”的“转型外交”。关于“中东建立民主机制”，她坦承“任务艰巨”。舆论认为，这意味着美国中东战略的“理想主义色彩淡化”。但事实上，美国的中东战略从来都不是“理想主义”，而是十足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是服务于特定时期战略利益的工具。否则，就无法理解为什么那么多曾经的“同路人”——所扶持过的“专制政权”或“极端势力”，都成了“打击对象”和“颠覆对象”。

　　分析美国“大中东战略”的窘境绝不是幸灾乐祸，而是因为“中东向何处去”是关乎世界未来的大问题。这个曾经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明并为近现代人类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地区，怎样实现传统社会与文化的现代化，还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可以肯定的是，只有当中东的命运掌握在中东人民自己手里，才有真正的和平与进步。-(来源：《环球》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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