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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从市场经济沦落到市场社会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2月10日09:26 国际在线

  作者:郁建兴

  法国学者托克维尔通过对美国民主制度的考察,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便于结社的国家。在社团中,公民精神得到培育,雄厚的社会资本得以形成,从而使美国的民主转变为专制的危险性小于欧洲。与美国相比,托克维尔的祖国——法国是一个具有浓厚国家主义传统的国家,它既缺少美国多元政治体制中大范围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各类利益集团,也没有类似
于其他一些欧洲小国和德国那种可以与政府平等对话的有实力的协会组织。法国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历史并不长久,结社在法国大革命至1864年之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违法的,直到1901年7月法令的颁布,公民社会组织才赢得了合法地位。

  法国1982年开始的分权改革较多地赋予地方以自主权,这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央与地方关系,也重塑了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的关系。正如著名公民社会研究者萨拉蒙教授所指出,法国的分权化改革使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不得不重新评价自己在与公共和私人服务组织间所扮演的角色。这种分权的推动使得雅各宾派长达200多年的传统产生了中断,从而鼓励了公民社会组织和地方政府之间关系的密切。20世纪90年代的法国已经拥有70万个各类团体,并以每年6000多个的速度递增,成为法国社会变革和改革的一种途径。

  在今天的法国,作为社会公共事务管理重要主体的公民社会组织主要有:一是政府咨询性机构,包括经济发展促进会、商业委员会、青少年委员会等可以提出相关议案或对政府议案表示意见的组织;二是服务性组织,主要包括社会福利机构;三是公益性组织(志愿性组织),包括环保协会、慈善机构以及各种文化组织等;四是自治性组织,包括社区组织、邻里委员会等。

  在法国地方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所谓“格勒诺布尔”模式。“格勒诺布尔”在法国是市政与公民社会密切合作的同义词。格勒诺布尔是法国东南部的一个中等城市,属于里昂地区。20世纪60年代,该市的公民社会组织——市政行动小组广泛参与地方政府决策,尤其是在邻里社区建设和环境保护领域,其领导人还在1965年当选为市长,并由此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市政行动小组的成立热潮(1965年—1973年间大约成立了240个)。这个案例在当时引起了极大反响,它用实例证明地方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是可行的,同时也表明公民在地方层面的参与可以提高公共政策的质量。1977年社会党在赢得市镇选举后,开始形成、实施一种新的治理理念,强调政府应该加强与公民社会对话,鼓励地方政府与公民社会建立合作网络。由此,不仅公民社会组织代表加入到政策制定过程中,地方议会还为地方的支柱性协会组织提供财政支持。

  在经济合作领域,地方商业委员会是企业在地方的正式代表,每一个在地方注册的公司都必须加入商业委员会并交纳一定的会费。商业委员会是一个半国家、社团性质的组织,它的主要任务是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搭起桥梁。作为地方经济发展推动者之一,商业委员会被国家赋予以发展为目的开发土地的权力,这就加强了它在与地方政府合作中的地位。研究表明,近年来,某些城市中的商业委员会与市政府之间的竞争关系已经让位于伙伴关系。

  除了半官方性质的商业委员会,其他旨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协会也在一些城市中建立。比如里尔市成立的“大里尔委员会”就是这样的组织。这是一个包括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论坛性组织,目的在于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中各力量之间的合作。它成立于1995年,由272位来自政治、工商业、文化、高等教育机构的地方人士构成。委员会的一份内部文件中将自己定义为“组织成员反映情况和提出前瞻性建议的俱乐部”,以推动里尔到2015年成为欧洲级大城市目标的实现。同时,大里尔委员会是里尔申请2004年奥运会主办权的重要力量,为使里尔成为法国的提名城市,里尔市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联合提供了资金并进行游说,里尔奥运会组委会为

申奥募集的约6亿法郎资金中的大部分来源于私人部门。此次申请尽管最终未获成功,但充分展现了以大里尔委员会为代表的公民社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密切合作。

  2001年,也即1901年7月法令颁布100周年之际,法国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代表签署了一项被称之为“国家—协会宪章”的协议。签署这一协议的目的在于,通过更广泛的公民参与促进民主发展;帮助公民社会组织的建立,避免“从市场经济沦落到市场社会”。这或可视为法国公民社会发展的新起点。

  在全球化时代,国家的生存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公共权威经历着向上转移(国际组织,例如欧盟)、向下转移(国家次级政府)及向外转移(市场、公民社会组织)的过程。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建立伙伴关系、政府与公民社会合作以及公民参与成为走向善治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几个要素,特别是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和公民积极参与是公共事务管理得以运转的重要基础。法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力量薄弱到成为公共事务管理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单一制中央集权国家调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可能路径。(作者系中山大学特聘教授、

浙江大学教授、博导、博士)

  来源: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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