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青年自述关塔那摩经历:沉默已变成生活习惯

　　本报记者 严 霞

　　冤狱生活结束两年后，3名英国青年仍然无法正常生活

　　围坐在一间暗淡而狭小的起居室里，英籍巴基斯坦裔青年卢海尔·艾哈迈德、阿西夫·伊克巴尔和沙菲克·拉苏尔目光呆滞。回到英国已经整整两年，他们依然无法正常生活，

交际障碍、关节炎、失业、自闭……关塔那摩囚禁了他们29个月，更毁灭了他们的一生。

　　浑身关节痛

　　“白天由于太阳的烘烤，牢房里的气温高得让人无法忍受，到晚上又冷得能结冰。”

　　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3人组合。艾哈迈德最为健谈，他称自己是3人的发言人；大个子拉苏尔沉默寡言，常常一个人陷入沉思；伊克巴尔则是个急脾气，心中压抑的那股怒火似乎随时都有可能爆发。

　　在关塔那摩，3人被关在矮到无法直腰的牢笼里，一端接地的镣铐扣着他们的手脚。直到今天，拉苏尔的脚腕处还能看到镣铐留下的深深疤痕。“我们当时被关押在金属牢房里。白天由于太阳的烘烤，牢房里的气温高得让人无法忍受，到晚上又冷得能结冰。我得了严重的关节炎。”拉苏尔回忆说。

　　现在，拉苏尔几乎所有的关节都有毛病，天一冷就痛得动弹不了。去

　　2004年3月，初抵家乡的他们在泪水中享受着与家人重逢的快乐。但没过多久，他们就发现，尽管自己努力地重建过去的生活，但过去两年半里所发生的事情，却像幽灵一样时刻包围着他们。

　　也许，他们就像被长时间关在笼中的野兽一样，即使被放归野外，也已很难适应自由的生活。有时，他们甚至会对抗这种自由。

　　沉默成习惯

　　“我妻子总嫌我跟她说的话少，但她不知道，我们在沉默中生活得太久，已经习惯了。”

　　艾哈迈德回忆说：“回到英国后的第一个早晨，起床后，我仍像在关塔那摩时那样坐在床上等着狱警，过了好长时间才清醒过来：噢，我已经不在那里了。我刚被关进关塔那摩的时候，感到非常害怕，想念家里的每一个人。但不久我就对这种恐惧、孤独和思乡没有感觉了。因为如果我一直沉迷于这些念头，我一定会疯掉的。”

　　出于一种自我保护，在关塔那摩期间，3人把自己从正常人应有的情感中强制剥离出来。可是，当他们回到家里后，却无法再把幸福、快乐、兴奋这些情感找回来了。

　　刚回国时，他们连不戴脚镣的行走也得努力适应。而如何重新与亲朋好友建立联系，如何与家人相处，更是他们无法解决的难题。由于在狱中不允许交谈，他们已经不知道该如何与别人对话，甚至面对家人，他们也难以开口。

　　由于长时间被单独关押，3人患上了不同程度的幽闭症。现在，让他们陪家人吃顿饭都是困难的事情。他们只想躲在房间里，在黑暗中一个人静静地呆着，一呆就是几个小时。“我妻子总嫌我跟她说的话少，但她不知道，我们在沉默中生活得太久，已经习惯了。”艾哈迈德说，“这些她是不可能理解的，也没人会理解。”

　　对于一些再简单不过的交谈，3人往往都要琢磨其中是否有别的含义。比如，如果有人问“你想看电视吗”，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这是不是在训斥我不该有想看电视的想法？“我想看电视吗？我不能看电视，因为我是一名囚犯。”在牢狱中形成的思维方式，一时还难以改变。

　　找不到工作

　　“有时候，我甚至想回到关塔那摩，因为至少那里把一切都给我预备好了。”

　　除了一起进出关塔那摩的同伴，就再没有谁能理解他们现在的处境。平日里分享彼此的感受，成了联结他们的最强纽带。现在，他们大部分时间形影不离，一起看电视，一起去电影院，一起去和其他人踢足球。

　　伊克巴尔回忆说：“刚回来的时候，我非常害怕与大家在一起。为了鼓起勇气与大家一起踢球，我足足用了3个月的时间。虽然我像个正常人一样，跟每个人握手，但其实心里仍感觉自己并不是一个正常的人。”

　　与自我封闭相比，社会的排斥更让人感到痛苦。虽然回到故乡，回到了家人身边，但艾哈迈德他们却无法找回往日的生活。雇主们对他们敬而远之，虽然艾哈迈德说他什么活都愿意干，但直到今天，他还呆在家里，靠妻子的一份微薄薪水养活。拉苏尔也说，找工作天天碰壁，挫折和失望令人压抑、沮丧到极点，几乎要把他们击垮。

　　上街更是一种折磨，投向他们的目光大多充满敌意。一些人仍把他们看作危险人物，害怕与他们接触后会被看成恐怖分子。3人原来所属的宗教社团则认定他们败坏了社团的名声，早已不再接纳他们。街边的树上吊着人像，旁边的标语上写着，“蒂普顿的塔利班去死”。

　　更可怕的是，一些迎面而来的人会恶狠狠地说一句：“就是美国人不抓你们，我们也会抓！”甚至他们的家人都受到了影响：邮箱里常会收到一些漫骂的信件，有的让他们“滚回到来的地方去”，有的干脆发出死亡威胁。

　　周遭的环境让3人感到绝望。拉苏尔悲哀地说：“有时候，我甚至想回到关塔那摩，因为至少那里把一切都给我预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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