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外交洗牌瞄准新兴地区 大国崛起更重中国

　　美国问题专家郭宪纲、王义桅、余万里接受本报专访

　　“今年1月18日，美国国务卿赖斯前往华盛顿乔治敦大学发表了题为”转换外交“的演讲，这一演讲被外界普遍视为美国单边行动和预防打击理论发生转变的标志。她提出上述外交理念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重点指向何处？可能给世界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就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综合研究室研究员郭宪纲、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

王义桅和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外交室副主任、副研究员余万里。”

　　2006年2月20日，

　　关键词 战略背景

　　外交调整反映格局变化

　　《新京报》：赖斯提出未来几年内要对海外外交岗位进行全面调整，第一步便是年内把驻本土与欧洲的100个外交岗位转移到中国、印度等地区。这是否说明了美国对亚洲地位的重新认识？

　　王义桅：应该说不只是亚洲。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都正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体。这些地区有更多的机会，牵涉更多美国的利益，但是发展方向还没有确定，也带来更多变数。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美国希望能引导这些国家的发展方向。因此，也可以理解为美国面对亚洲的崛起，正在将政策重心从欧洲转移到亚洲。

　　郭宪纲：外交官分布的调整反映了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变化：一方面，亚洲地区综合国力在上升，欧洲却没有太大的变化。过去美国之所以向欧洲派驻了那么多外交官，是因为冷战时期美苏对峙的核心是欧洲，不管是外交官还是驻军都是以欧洲为主。随着亚洲地位的上升，外交官从美国本土和欧洲调动也是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和为美国的全球战略服务。

　　余万里：这和美国在亚洲地区涉及的利益相关。最近几年来，随着中国和印度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美国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增派大使馆人员是客观的需要。

　　关键词 中印崛起

　　大国崛起美国更重中国

　　《新京报》：赖斯的演讲对中国和印度的关注显而易见，那么美国对中印两国的政策是平衡的，还是带有倾向性？

　　郭宪纲：肯定是带有倾向性的。虽然中国和印度都是第三世界大国，两国经济都持续发展，在国际社会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但在美国眼中两国是不一样的。

　　美国认为，印度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和美国相近。因此美国制定对外政策时是带有倾向性的。对中国带着防范态度，甚至打压；对印度更加放心，认为可以利用印度的发展来制衡中国。

　　王义桅：从大国崛起的角度来看，美国明显更看重中国，但是同时也必须借助印度来平衡中国的影响。

　　比如说，强调印度崛起的模式和中国不一样，暗示印度代表着一种所谓“成功”的发展模式。在美国看来，印度崛起和中国有两大不同点：首先，美国认为印度的意识形态与美国更接近；其次，印度的崛起模式更偏向内需型，如服务行业的拉动等，对美国带来的冲击相对小。

　　余万里：中印两国在美国外交政策中所处地位是不同的。从综合国力来说，中国比印度更加重要。但对美国来说，中国不是盟友国家，因此美国对中国一方面防范，一方面接触。

　　关键词 公共外交

　　外交官下基层收揽民心

　　《新京报》：赖斯在演讲中提出了一个外交“地方化”的概念，也就是继续扩张派驻外国城市的“一人式”领事馆。这和传统意义上外交官的角色是否有很大区别？

　　郭宪纲：是有一些区别。

　　我认为，这是和美国的全球战略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知道，布什上台以来，“推广民主”成为美国对外战略的一个重要目标。如何发挥外交官的作用来达到这个目标就成为赖斯和美国国务院考虑的重点。

　　在美国看来，只有让外交官接触当地民众才能更加深入推广美国的“民主”和价值观。

　　王义桅：这涉及“公共外交”概念。公共外交和传统外交都是由政府出面，但后者主要针对外国政府、当权者；前者则针对外国民众。

　　美国新增加的外交岗位都是在内陆地区，这一方面是为了提高当地民众对美国的好感，另一方面也是实现“转型外交”，推广美国的“自由、民主”，促进当代社会的转型。

　　“9·11”后，美国为消除反美情绪，就已经开始重视公共外交，希望外国民众更了解美国。但第一个阶段的工作效果并不理想，反美势力丝毫没有削弱的迹象。

　　余万里：这种做法概括说就是让外交官深入群众。

　　这确实突破了传统上外交官的作用。传统上，外交官只是国家代表，收集和传达信息。

　　赖斯认为，在一些“缺乏治理”的国家，民众很可能被恐怖分子利用，这些国家需要美国外交官“帮助”进行建设，这实际上是对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的挑战。

　　事实上，赖斯也提到，传统的主权已经不适用美国外交战略的需要，她认为，如果一些外国政府不能对人民负责，美国就要插一手。

　　关键词 新瓶旧酒

　　移植“民主”难行得通

　　《新京报》：赖斯提到，因为反恐的需要，要加强对穆斯林国家的重视，比如说派驻到这些地方的外交官都必须精通当地语言，以减少穆斯林世界和美国的隔阂。但在目前穆斯林世界普遍反感美国的情绪下，这样的做法能被当地人接受吗？

　　余万里：这是最重要的疑问，还要看美国怎样操作。

　　郭宪纲：我认为这种做法付诸实施时很难行得通。

　　以中东为例，美国在中东推广“民主”，实际上是在把外来的社会制度模式放到一个和当地文化传统不同的地区。这种做法本身就违反社会发展规律，因为民主只能在自身的传统中自然而然发展，由外界移植而来的往往水土不服。美国前年制定了“大中东计划”，要从民主制度上改造中东，但实施以后收效甚微。美国希望外交官接触当地民众无非是为了推销美国式民主，但如果没有考虑到当地的实际情况，恐怕是不受欢迎的。

　　王义桅：美国在这方面最大的问题是言行不一致。

　　之所以消除反美情绪的努力收效甚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说一套，做一套。如果美国确实关心一个地区，希望促进其民主繁荣，就应该帮助其经济发展，而不是试图去影响他们，搞和平演变。

　　因此，美国的“公共外交”面临着挑战，比如不适应当地的文化，不尊重传统。

　　“地方化”领馆是更偏远的地区，挑战和阻力可能更大，这是美国没有考虑到的。虽然美国现在说要这样做，但我认为以它现在的人力难以达到目的。

　　关键词 赖斯特色

　　所谓转型仅为技术调整

　　《新京报》：这次“外交洗牌”是美国外交战略的根本性转变，还是技术上的调整？

　　王义桅：不管是“转型外交”或“公共外交”美国都曾尝试过的，如冷战时期的和平演变。因此这次调整还不能提到根本性转变的层面。

　　传统上，美国外交分为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当前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仍然带有自由主义色彩，但是这其中还是有技术性的创新。赖斯担任国务卿以后，因为和布什的亲密关系，掌握了外交的主导权，她的外交也有一些新意，但是新意只是相对于“9·11”前后布什第一任时，放在更长的时期内评价不能过高。我们也许可以将其概括为“赖斯特色”的外交，只是在操作上推广自由的方式有些不一样。

　　余万里：这需要看落实的程度。如果从外交官职位的改变上看，确实有非常大的调整。如果真的实现这些改变确实是外交史上的大事，但能不能落实还是疑问。另外，从美国的全球外交战略上看，这一调整也没有必要提升到战略的高度，更像是美国国务院的一份落实政策的内部报告，而不是政治宣言。

　　郭宪纲：我认为这还只是技术层面的调整，还谈不上根本的转变。外交手段的变化能够反映战略目标，而对外交官分布的调整仍是为实现布什政府“推广民主”的战略任务服务的。

　　采写：本报记者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