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民众手持康乃馨悼念切尔诺贝利

　　国会召开特别会议，总统尤先科先后参加两场悼念仪式

　　4月26日，切尔诺贝利附近村庄的一个女孩在仪式上点燃蜡烛。

　　4月26日，一名女子手捧遇难者的照片，准备将它们安放在首都基辅的纪念馆。

　　4月26日，一名男子以喝伏特加的方式纪念逝去好友。

　　本报讯 4月26日，切尔诺贝利核泄漏20周年纪念之际，许多乌克兰民众聚集在距离切尔诺贝利核电站10英里的小镇上举行悼念仪式。当天，乌克兰国会召开特别会议，总统尤先科先后参加了基辅和切尔诺贝利工厂附近举行的两场悼念仪式。

　　乌克兰首都基辅纪念仪式26日凌晨开始。数以百计的乌克兰人手持蜡烛和康乃馨走上街头。莫斯科时间1：23，人们开始默哀一分钟，20年前的这一刻，切尔诺贝利四号反应堆发生爆炸。

　　“今天是个非常悲惨的日子，但二十年来我们年年纪念这一天。”乌克兰人卡尔玛多诺娃·安娜告诉记者。

　　在用来安置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工人的史拉弗提曲，为了与莫斯科时间相符，纪念活动比其他地方提前了一小时。人们拿着蜡烛和康乃馨，伴随着铃声和警笛，缓缓走过街道。

　　参加完基辅的悼念仪式后，尤先科亲往切尔诺贝利核工厂附近的纪念馆。纪念馆内，核电站工人听着军乐，互相致意。尤先科在纪念馆内发表讲话说：“经过了20年的伤痛和恐惧，这块土地一定要向前行进了。切尔诺贝利的伤痛和迷茫结束了，我们是勇敢而强壮的人民，我们一定要面向未来。”

　　“20年过去了，也许很多孩子已经不知道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距离基辅多远，但我们没有办法忘怀。”经历过这一事件的议员奥赛耶夫告诉记者，他还记得当年为了“排毒”大量喝红酒的情景，“乌克兰还会继续和平使用原子能的道路，因为我们需要它。”

　　乌克兰国家紧急事务部副部长瓦路迪米尔－克鲁莎也参加了当天的悼念仪式。他站在一座牺牲者纪念碑前说：“愿上帝保佑这样的事情不再重演，愿上帝保佑我们的后代不要再这样过活。”

　　克鲁莎称，国家紧急事务部目前的首要任务就是面向这场灾难的受害群众，为他们的生计、健康和安全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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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克兰驻华大使表示考虑使用被污染土地

　　本报讯 26日乌克兰驻华大使谢尔盖·卡梅舍夫表示，要彻底消除切尔诺贝利的影响，需要国际社会源源不断的帮助，“切尔诺贝利的核辐射将存在几百年，很难准确估算消除影响需要多少钱”。不过，卡梅舍夫对未来非常乐观，认为乌克兰政府今后将考虑重新使用被污染土地。

　　4月25日，乌克兰首都基辅，中乌两国签署关于中国向乌克兰政府提供1000万人民币的无偿援助协议。乌克兰驻华参赞贝利卿告诉记者，10年前，中国也曾经做过相似金额的捐赠。“感谢中国政府一直关心着切尔诺贝利。”

　　不过，这起泄漏事件要想完整画上句号还需大笔资金。根据乌克兰议员奥赛耶夫提供的数据，乌克兰预算约10%-20%被用于相关项目，到2015年为止将花掉1700亿美元。

　　由于第一次封存时的遗留问题，泄漏的四号机组有可能再次出现泄漏。乌克兰政府目前已筹集到修建新加固“石棺”的10亿美元。另外，乌克兰运行核电站的维护以及为受害者提供帮助也需要大量资金。

　　“乌克兰可为世界上的33个有核电站的国家提供两方面经验：一方面是如何更安全地利用核电站，另一方面是如何处理核事故。”另外一个角度说，乌克兰也因祸得福，“现在乌克兰核电站运行安全指数是全世界最高的，因为我们有深刻教训。”

　　卡梅舍夫对未来非常乐观：“乌克兰政府把受核污染土地的核辐射降低到最低水平，今后也会考虑重新使用这些土地。”

　　■亲历

　　1986年4月26日，年轻的乌克兰核辐射科学家卡尔马多诺娃·安娜正在切尔尼格开会，这个城市距离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约60公里。就在这个看似稀松平常的日子，乌克兰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核电站泄漏事件。

　　26日凌晨1点23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四号反应堆发生爆炸，约8吨的强辐射物质混合着灼热的石墨和核燃料涌了出去。当地民众毫不知情。

　　“我们当时以为是军队演习”

　　1986年4月27日，结束会议后的安娜返回基辅，一路上她遇见大量军车。“我们当时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以为是军队演习或拉练。”政府最初打算隐瞒这一事件。五一劳动节那天，不明真相的民众像往年一样在室外欢庆五一。敏感的科学家们最先感觉到了异常。

　　“很多专门研究放射学的科学家在仪器中发现，发射量比以前大幅提高。这个消息在科学家圈子里口口相传。”

　　安娜开始和同行私下讨论，但作为辐射问题专家的她也没有想象到事件的严重性。

　　核电站距离基辅约100公里，大气运动将放射性粉尘带到了各地，包括基辅。安娜根据自己掌握的知识，提前做了必要的防护。她要求家人不要出门，紧闭门窗，防止粉尘入室。“我们每天要打扫几次房间，洗几次碗。外出时戴上帽子和口罩，防止皮肤裸露。

　　回家马上更换衣物。孩子们是被禁止外出的，他们不能在树下玩耍，更不要说光着脚在草地上走。”

　　“看不到孩子，就像国家没未来”

　　数天后，政府正式公布消息，学校停课，孩子和孕妇均被转移到足够远的地方。大人们没有将事实真相告诉孩子，孩子们欢天喜地以为是出门远足。5月10日以后，基辅几乎看不见一个孩子，整个夏天孩子们在安全地方“度假”。

　　当时，基辅共300万人，在欧洲尚属大城市。“出门看不到一个孩子，让人感到害怕，就好像国家没有了未来。”

　　秋天后，孩子们陆续回来，但他们不能碰落叶，因为树叶具有一定的辐射量。政府专门派人收集这些叶子并进行处理。

　　根据安娜的判断，约50%的人较易受辐射影响，25%的人有着较强的抗辐射能力。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觉得我没有得病。可能是因为我长期从事辐射研究，对辐射比较习惯的缘故，我们这类人受辐射伤害的比例要比一般人小得多。”但安娜却曾患心理疾病。

　　“作为一名学放辐射的人，我很想帮助别人，但却有无能为力。”安娜坦言，一方面是因为掌握知识有限，另一方面实在是无力回天。

　　“把生命献给朋友就是最好的人”

　　尽管妇女和孩子在灾难发生后被提前撤离，但许多核电站的工作人员却留了下来。

　　安娜丈夫的表哥是一名消防员，参加了核电站大火的扑灭工作，最后因核辐射辞世。在乌克兰人民眼中，这些人是真正的英雄。他们的墓碑上刻着这样的话：谁把生命献给了朋友，谁就是最好的人，谁就是英雄。“政府和人民永远记得他们，崇拜他们，包括在灭火时丧生的25名消防员。”安娜讲着讲着眼圈就湿润了，“当我想起这些事时，我就很难过。把我们的痛苦经历告诉大家，希望别人能汲取教训，希望灾难不要重演。”

　　稿件统筹：本报记者 范辉

　　稿件采写：本报记者 申剑丽 实习生 储信艳 任丹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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