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言专栏：日本的“变”与“不变”

　　冷眼看日本独家报道

　　前不久，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三卷本的《卓南生日本时论文集》，共180万字，将新加坡报人、学者卓南生先生自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到本世纪初关注、研究日本长达40年的文章汇集成册，分成《日本社会》、《日本政治》及《日本外交》三部分，给中国读者展示了一个华人学者长期观测分析日本的典范。

　　1989年，卓南生先生从报人转为学者，进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研究生院)任副教授时，笔者正好也在那里读书。两年时间里，听过无数次卓先生的课，更在课后的各种私人聚会上和卓先生有过数不清次数的讨论。给人的感触是，中国媒体在东京大学就读的人不少，驻日记者也能以三位数来计算。但在那以后将近20年的时间里，我们又有多少人能像卓先生那样锲而不舍地研究日本呢？又有多少人写出了深刻观察日本的著作呢？我们中的不少人缺少一个永久追问探求日本的主题，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日本观察中的一大缺憾。

　　卓先生1966年到日本留学，以后的40年里，他的日本研究主题只有一个，就是战后日本的“变”与“不变”。卓先生经历的时代正好与冷战及冷战体制崩溃相重叠。冷战崩溃后，日本政坛中“保守与革新的对峙”在1993年彻底消失，日本走向了“总保守化”，在日本政治家发表对外强硬主张成为一种时髦。在政治家不再显示出对外理解、合作的姿态以后，一些日本国民就更难具有宽大为怀的态度，民粹主义开始风行，这是近些年来日本与亚洲周边国家摩擦不断的根本原因。日本的“变”表现在了这些方面。

　　日本也有“不变”的地方，那就是自民党等保守势力愈发强大了起来。1955年，自由党与民主党合二为一组成自民党后，曾长期处于执政党地位，只有在1993年因为党内分裂出现了暂时下野。如今自民党与民主党同属保守势力，政治主张基本相同，让保守势力进入到一个超稳定的时代。是为“不变”，而且今后会进入到长期稳定的状态中。

　　上世纪60年代，卓南生先生看到的是日本新旧两代(确切地说是新旧两股思潮)在对日本何去何从方面的争论，从那场争论里，卓先生多少对日本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过不少期待。不论是在他学习的校园里，还是在他生活的周围，卓先生见过不少慷慨激昂的日本人，听过他们各种不同的政治主张及改革现状的看法。

　　以后，卓先生渐渐看到的是“不少老人痛心疾首，向年轻人叙述劫后余生的经历，而年轻人则以谈哲学为荣”(卓先生语)。激烈争论中的“变化”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即便是这样，卓先生也还说，“战后日本的大众传媒，虽然基本上没有脱离‘国家利益至上’的基调，但在那个大气候中，有时也会为读者提供一些不同角度的信息与分析文章”。这与现在日本舆论的划一性，有着根本区别。舆论向同一个声音、同一个方向转变，这是日本战后最大的变化。在期待中日关系的转变时，中国面临的不仅有政治家刻意以参拜靖国神社的形式刺激他国民情所造成的困难，更多的是日本舆论对国外政治显示出的缺少理解的报道，它直接导致了日本民意不会在国际问题上转变态度。处理问题之艰难，不会在一个政权的首脑换班后，就能变得轻松多少。

　　卓南生先生说，他去日本留学时，家乡的人问他战后日本究竟与战前有何不同？“万万没想到40年前新加坡乡亲们提出的纯朴问题，成了我迄今仍无法做完的习题。”卓先生说。日本的“变”与“不变”又何尝不是我们每一个研究日本问题的人的课题呢？

　　陈言，《经济》杂志社主笔。

　　毕业于南京大学外语系。曾在日本学习工作了14年，在桥本内阁的学术会议任秘书，当过经济学教授。在日本《东洋经济周刊》开设“陈言的中国纵横无尽”专栏。今后将为读者介绍一个更宽泛一些的日本，包括文化、社会、风情、习俗等等。

　　（晓健／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