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中美经贸中的“恐怖平衡”

　　作者：梅新育

　　在历史上，对华贸易曾经帮助刚刚独立的美国摆脱了经济萧条，而美国也曾经长期是中国名列前茅的贸易伙伴。1979年7月两国签署《中美贸易关系协定》之后，中美贸易立刻就显示出了深厚的增长潜力。1979年，中美贸易额不过区区24亿美元；2005年，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2116亿美元。

　　中美贸易本质上是一种“双赢”关系，不过美国从中受益更多。2月14日，美国贸易代表署发布《美中贸易关系：进入更大责任和执法新阶段》，其中列举了美国从对华贸易关系中的受益（尽管很不完全）：廉价中国商品促进了美国无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中国是美国增长最快的主要出口市场，2001年以来，美国对华出口增长5倍于对世界其余地方出口的增长，中国从美国第9大出口市场跃居第4大出口市场，2004、2005年美国对华出口增长率分别高达22%、20%……

　　然而，中美经贸关系又是摩擦如影随形的关系，1979年当年，美国便单方面宣布对中国7大类出口纺织品实行限额。1983年，中美两国就走到了贸易战的地步。近20年来，在美国贸易政策转向公平贸易的背景下，中美贸易摩擦随着中美经贸交往规模的迅速扩大而愈演愈烈，遍及纺织品、服装、农产品、反倾销、知识产权、人民币汇率安排等诸多领域。

　　正确处理中美贸易争端，首先是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维护我们的基本原则，我们必须以平等成员的身份参与世界贸易体系；我们必须享受发展中国家的相应优惠待遇，我们有权利根据世贸组织规则采取特定措施发展先进制造业和关键的现代服务业；在调整世界经济失衡的过程中，中国只能用符合本国实际的方式承担自己应当承担也有能力承担的那部分责任，美国也必须承担相应的调整责任……在此前提下，我们既要积极提高自己运用现行贸易规则的艺术，更要积极探索转变过度依赖于外需拉动的本国经济增长方式，遏制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活动，推动在世贸组织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确立更符合我国利益的国际经贸规则，从而降低争端爆发的几率和烈度。

　　任何堡垒都更容易从内部攻破，贸易保护主义壁垒也不例外。由于美国政治游戏规则存在“集体行动的逻辑”：贸易保护主义者绝对人数虽少，却是“活跃的一小撮”；受益于对华贸易的消费者和相关行业等绝对人数虽多，却是“沉默的大多数”；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激活昔日“沉默的大多数”，借助他们遏制“活跃的一小撮”。

　　而且，上述策略不仅仅适用于中美两国国内，因为中美关系有巨大的溢出效应，正是这种溢出效应对第三方国家和地区也会产生重大影响。中国大陆形成了这样一个贸易差额区域分布格局：对东亚经济体（除香港特区之外）和某些能源、原料输出国存在巨额贸易逆差，对美国、欧盟和非石油输出国存在巨额贸易顺差。如果中美贸易争端失控，这条国际产业链将在最后一节断裂，对其他东亚经济体的冲击可想而知。

　　在削弱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集团活力的“伐交”过程中，我们必须注意，为贸易保护主义而付出代价的进口国公众可能还会对此给予支持，因为在不需要打开钱包的时候，他们能够看到本国企业在进口冲击下关闭、本国工人在进口冲击下失业，从而产生恻隐之心，但看不到出口市场对更多的中国工人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订单外交”，将我国原来分散的从美国采购合同集中起来签署，组成令人印象深刻的大订单，无疑有助于提醒整个美国社会重视中国商业机会的潜力，削弱美国公众对保护主义的支持。这次中美商贸联委会及其召开之前中国采购团在美国抛出的162亿美元订单，就是为了起到这样的作用。

　　甚至保护主义者本身也是有可能转变的。不久前，舒默（CharlesSchumer）、格雷厄姆（LindseyGraham）和科伯恩3人首次以美国参议员身份访华，其中舒默和格雷厄姆联手提出的《舒默-格雷厄姆修正案》威胁中国提高人民币汇率27.5%，否则对中国出口至美国的所有商品一律加征27.5%的关税；而科伯恩参议员也曾经提出议案要求禁止美国进出口银行向中国核电站项目提供贷款或贷款担保，并对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持异议。为什么要邀请他们访华？他们都不谙中文，也从来不曾以参议员身份访华，他们对中国的了解更多地来自间接的渠道，不幸的是，这些渠道传递的信息不仅本身就极其不完全，而且往往又经过有意无意的扭曲、乃至捏造。不少美国人对中国看法不佳，盖源于此。在这种情况下，3位参议员访华亲身了解中国，自有其积极意义。通过与中国政府官员、企业、在华美资企业当面交流，他们应当对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性及其对美国的利益取得进一步的了解。

　　在经济上，中美两国已经形成了“恐怖平衡”，美国市场之于中国、中国资金之于美国政府/企业融资都是不可缺少的要素，保护主义者打破这种平衡的轻举妄动将带来他们所始料未及的严重后果。与其动辄挥舞贸易摩擦的大棒，不如通过平等、冷静、理性的协商来解决问题，在平等基础上成为共同推动两国、区域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伙伴。我们期望两国政府都表现出足够的大国责任感，妥善解决双边经贸中存在的问题，推动中美两国经贸合作、两国经济平稳发展。

　　来源：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