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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地记者烽火录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6月01日03:04 重庆晨报

  

战地记者烽火录
5月29日,伊拉克,又是一个充满暴力的日子。一片血雨腥风中,两名记者永远地倒下了,第三名记者身受重伤。死者是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摄像师保罗·道格拉斯、录音师詹姆斯·布洛兰,伤者是记者兼主持人金伯莉·多齐尔。第二天,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也传来新华社摄影记者被暴徒殴打的消息。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战地记者用他们的生命改变着人们对现代战争的认识,每一篇报道、每一个镜头都可能让他们付出生命的代价。

  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保护新闻工作者协会最近的统计显示,自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以来,已有69名记者在伊拉克丧生,其中近四分之三是伊拉克记者,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2战期间的记者死亡数字。当我们走进这群用鲜血记录事实,用生命捍卫职责的战地新闻人时,他们的经历,感受,在还原一场场真实战争的同时,也带给我们一种莫名的感动。

  让阿富汗人认识中国

  在喀布尔待的一年当中,无数次和自己半开玩笑的解嘲说,我之所以来这个“鬼地方”遭罪,纯粹是上辈子欠了阿富汗的。话虽这样说,但其实和这个破破的国家结下了很深的感情,而我能“自投罗网”的来这里,还是拜几位曾经来这里战斗过的同志所赐。喀布尔中国第一女记者

  自从塔利班倒台,新华社在喀布尔建分社之后,前前后后共来了六七拨人,从最开始的只驻1个月,到3个月,到一年。我是在这里驻一年的第三拨记者,也是在喀布尔分社驻一年的第一个女记者。

  虽然我从小在北京出生长大,没去过几个地方,没见过什么世面,但是本着一种“无知者无畏”的精神,我并没有对那个传说中的地方有多少恐惧的感觉。加上同部门几个去过阿富汗的同事的介绍,鬼使神差的我就在出国志向那一栏填上了愿意去阿富汗等艰苦地区,而在一些小的波折动荡之后,我竟然也就真的成了新华社驻喀布尔记者。看到平民尸体睡不着觉

  喀布尔作为阿富汗的首都,在人们心里总是大概勾勒出个首都的样子,但是这里让人完全找不到感觉。一个国家的首都,虽然经历过了战争,但是重建工作也进行了四五年了,依旧是一副破败不堪的景象。整个城市的道路90%以上都是坑坑洼洼的,有的被战争破坏、有的被坦克之类的压得塌陷。很多楼房都在战争中被炸得千疮百孔,大多数当地人住在泥巴建的房子里,只有一些大商人新建的二层小楼显示出巨大的贫富差距,只是在灰尘极大的喀布尔,无论多好的房子都显得灰头土脸的。

  喀布尔是个全副武装的城市,任何机构甚至个人只要花钱就能买到枪,所以满街都是扛枪的保安人员。这里的治安比起阿富汗南部塔利班的聚居区还是好很多,但是路边炸弹、自杀式袭击也时有发生,更别说什么火箭弹之类的了。曾经因为看到被炸弹炸得血肉模糊的无辜平民的尸体而睡不着觉,数次半夜被从房顶飞驰而过的火箭弹惊醒,曾经和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军车抢着赶向出事地点,曾经因为再次见到被绑架的外国友人而欣喜不已,无数个梦中都没见过的场景都亲身经历过了。努力让当地人认识中国

  从衣食无忧到全部自己动手,分社里各路电线纵横交错、时常的断电,不停的开关发电机和各种电器,以至于后来几乎成了接线专家和业余修理工人,无数的困难都在自己的努力下被解决,终于发现原来人的潜力是如此巨大。

  虽然其间数次因为生活的艰难而倍感思乡,父母多次因为危险的环境打来电话焦急的询问,但一年的生活真的让我受益匪浅。我也可以自豪的说,很多当地人从我身上认识了中国,并且由于我的努力而尊敬中国人。很多人听我说对阿富汗怀有一种感情时,感到很不理解,只有真正经历过那种生活的人,才能了解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培养出来的对战地的感情,以及不仅好好的生活下来,并且做出一些事情时,那种中国人的自豪感。

  徐群新华社驻阿富汗喀布尔记者

  “没有爆炸,这一天很特别”

  ———新华社巴格达记者回顾驻伊生活

  “飞机飞离巴格达的那一刻,我才觉得自己安全了,”不久前从伊拉克返回北京的新华社驻巴格达记者蒋晓峰感慨道,“从极端危险到极端安全,我觉得自己有一点侥幸。”

  从2004年9月14日至2006年5月2日,蒋晓峰成为伊拉克战争后常驻巴格达时间最长的外国记者之一。

  巷战,就在楼下

  “在那里,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爆炸。如果没有爆炸,那么这一天很特别,”蒋晓峰说。

  危险时刻存在,任何人都有遭遇险情甚至成为受害者的可能。新华社巴格达分社就面临过数次险情。

  蒋晓峰介绍,分社所在街区曾是一个富人区,周围有不少外国使领馆和外国公司。伊战后,这些地方成了入室抢劫的目标,这一区成为刑事犯罪多发区。有一次,当地反美武装袭击伊拉克警察,警察冲进分社所在的胡同,双方展开巷战。

  “我们在楼上听到子弹打进周围的墙体,”他回忆说。

  与枪林弹雨相比,自杀式汽车爆炸更具杀伤力。“当时,汽车爆炸就发生在距离分社大概200米的地方,我们能明显感觉到一股气浪,屋顶上直掉渣子,”蒋晓峰说。

  刚开始,中国记者们还有一种身处战场的紧张感。“到了后来,如果被爆炸声惊醒,我还能倒头接着睡,”蒋晓峰说。

  低调,为了安全

  谈到外出采访如何采取自我防护措施,蒋晓峰回答:“要么武装到牙齿,要么什么都别带,保持低调。我出门既不穿防弹衣,也不带保安。”

  按照他的解释,有的外国记者出去采访全副武装,还带着七八个保镖,这样可以使自己很安全。低调出门也是另一种方式的自我保护。“中间状态最要不得,因为有时候带武器,反而容易造成紧张和误会。”

  在完成采访和报道的同时保全自己并非易事,如果遇到突发险情就需要随机应变,不能付出无谓牺牲。蒋晓峰与分社同事在外出前首先进行路线策划,尽量避开堵车路段和时段;在美军和反美武装交战过程中,不宜采访。

  “记得我在从(伊拉克前领导人萨达姆家乡)底格里特返回巴格达的路上,正好碰到美军和反美武装枪战。他们和我在同一条路上。我赶紧开车离开,”他说,“这次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遇袭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他们虽然有军方保护,但和美军在一起更容易遭到反美武装袭击。美军保护是把双刃剑。”

  无奈,“饭店新闻”

  出于安全考虑,多数外国媒体和外交人员常年居住在曼苏尔饭店。最近局势恶化,新华社巴格达分社两名记者也已转移到这里。

  被困饭店,记者们无法得到第一手采访资料,只能通过伊拉克记者和当地雇员的摄像机观察局势。如此一来,驻伊外国媒体逐渐形成一种独特新闻式样———“饭店新闻”。这多少令蒋晓峰感到些许无奈。马晓燕(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如果子弹偏一点点

  如果我们当时没有走出办公室,或者我们晚两秒走出来,可能分社首席记者就不会被子弹击中。如果我当时走在他后面,子弹击中的可能就是我。如果他走的稍微快一点点,子弹击中的可能就不仅是小腿了......

  现在想起来还有点后怕,2005年12月31号晚上我们从楼里出来,准备去保安的房间看看,楼门口有个四层的小台阶,从这个地方向上看,头上只有不到两米宽的天空,基本看不到哪里。我比首席快一步走了下来,他在离我1米的地方正准备下台阶,忽然就大叫了起来。我当时回头看他还很奇怪,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见他用手捂着脚踝处跌跌撞撞的下了楼梯,倒在地上。

  我和雇员都吓坏了,但又不知道怎么回事,以为他崴脚了。但他说不是,一边痛苦的呻吟,一边断断续续的说像触电的感觉。我们小心翼翼扒开他的裤脚和袜子,就在他脚踝后部,竟然看到了一颗将要出来的子弹!再看小腿前面,逐渐出现了一个出现血迹的弹孔。他不停的呻吟着,一个大男人像他那样,如果能呻吟的那么厉害,可见有多疼痛……

  我当时马上想送他去医院,但去哪里有点犹豫,当地医院肯定不行,其他医院.....这时首席说:“打电话给使馆,去德军医院。”我这才缓过来,赶紧拨通了使馆一个人的电话,电话里的他们正在吃年夜饭,一听我这么说,也吓了一跳,之后马上说你们现在来使馆,咱们一起去医院。

  两个雇员赶紧一起把他抱进了车里,很是费劲,因为他的脚踝处不能碰,他自己还要往车里挪一下身子。我在旁边看得都揪心,赶紧把首席夫人叫下楼,她当时也惊呆了一阵子,然后马上穿衣服,一起杀奔使馆,赶去德军医院了……徐群/文

  “他曾用身体保护我”

  CBS名嘴丹·拉瑟追忆遇难记者

  浏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网站,“名嘴”丹·拉瑟的纪念文章赫然在目。从他的文章里,人们了解了5月29日遭到袭击的3名记者背后不简单的人生。

  道格拉斯:一条纽带

  道格拉斯是个高大魁梧的非洲裔英国汉子,丹·拉瑟回忆说,“道格拉斯的笑容像泰晤士河一样宽广。”

  就像橄榄球运动员一样,道格拉斯有着宽宽的肩膀,结实的双腿。不仅看上去像个运动员,行动起来更像。道格拉斯动作迅速而灵活,能扛着笨重的设备长时间地快速奔跑。

  道格拉斯今年48岁,最初在CBS伦敦分社作录音技师。丹·拉瑟回忆说,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中期,他曾与身为录音师的道格拉斯一起组成三人报道小组,在内战中的波黑采访。

  “在萨拉热窝郊区,我们在迷宫一样的壕沟里穿行,穿过密密的树林,终于到达制高点拍摄一个交战画面。回去的路上,路过山脚下一片开阔地时,我们听到一种可怕的嗖嗖声,一枚炮弹正飞来。”

  “我们停下,卧倒,翻滚,想要找个掩体,但那里根本没有。炮弹正落在我们三人中间,发出‘砰’的一声,离我们只有几英尺。就在这时,身背音响器材的保罗扑过来,试图用自己的身体掩护我,而那炮弹还在咝咝作响。幸运的是,炮弹没有爆炸。不知什么原因,那是枚哑弹。”

  “……回到市中心那个已经被炸塌了半边的酒店,保罗和我开了瓶酒,讨论刚才的遭遇。我问他为什么那么做。

  ‘我也不太清楚,’他笑着回答,‘你知道,有一种纽带。在这种地方,干这种工作的人之间,有一种纽带。我们互相照料,互相掩护。’”

  布洛兰:琴声愉人

  42岁的布洛兰是一名自由录音师,他不算哪个电视台的专职录音师,但圈里人都知道,他是这行里最出色的一个,并因此受到同行的尊敬。

  布洛兰1964年4月7日出生在伦敦,并在那里度过了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1983年至1988年,他曾在英国陆军服役,退役后开办了自己的画廊,并兼做装修生意。

  后来,他开始涉足电视新闻,成为录音师。他到过世界许多地方,也喜爱他去过的这些地方。

  对于工作,布洛兰总是随叫随到,不畏惧前往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每到一处,他都能与当地人轻松相处,甚至交上朋友。

  丹·拉瑟对布洛兰阳光般的个性以及他弹吉他的水平印象深刻。“他的琴声总能让大家心情起来,气氛活跃起来,”丹·拉瑟说。

  多齐尔:强者无畏

  39岁的多齐尔比起前两个人来说是幸运的:尽管身受重伤,她毕竟没有撒手而去。

  多齐尔出生在外交官之家,少时曾随父母在埃及居住,并因此学会了一些阿拉伯语。

  多齐尔1992年至1995年间在开罗生活,期间,她作为自由撰稿人为CBS等电台制作节目,并为《华盛顿邮报》和《旧金山纪事报》撰稿。

  1996年,多齐尔受雇于CBS,成为CBS伦敦分社社长、CBS电台驻欧洲首席记者。

  多年来,多齐尔辗转各个战乱地区,从世界上最危险、最黑暗的角落发出报道。在危险和困难面前,她从来都坚强面对。

  “没有哪个记者———没有哪个人———能够完全无所畏惧。但金伯莉·多齐尔是我所知道的男男女女中最接近这一境界的人,”丹·拉瑟这样评价自己的同事。

  多齐尔对中东地区的熟悉和了解在美国记者中少有匹敌者,但她却不是“吃独食”的人。她与同事分享信息,有时甚至分享她得之不易的录音带和电视画面。分享的对象有时甚至包括竞争对手。

  她在伊拉克常驻已达3年,比任何CBS记者时间都长。在整个美国新闻界,也很少能找出在战时的伊拉克工作时间如此之久的记者。徐海静(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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