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布尔分社的“万金油”——我的兄弟扎比

　　扎比在采访（本文作者侯俊摄）

　　扎比在采访（本文作者侯俊摄）

　　本文作者侯俊（右二）与扎比（左一）、扎比的父亲（左二）和扎比的弟弟（右一）合影。

　　新华网专稿：我与扎比的不解之缘是从两瓶“章光101”开始的。

　　2004年12月，我即将从总社前往阿富汗常驻，临行前，我问时任喀布尔分社摄影记者需不需要我从国内给他带点东西过去，谢秀栋说：“我马上回国了，不需要什么，你就给扎比带两瓶‘章光101’就行了。”

　　听到这番话的时候，我还以为自己耳朵出了毛病——阿富汗“老外”竟然还知道中国有个治脱发的“章光101”？！细问才明白，原来扎比虽然年纪不大，可是因为家中遗传的缘故，三十不到就开始谢顶，一直未婚的他为此颇为苦恼，四处寻觅神丹妙药，博大精深的中华医学他当然没有放过。他从分社记者口中得知了鼎鼎大名的“章光101”，谢秀栋曾经给他带了两瓶过去，扎比自感疗效不错，所以这次又托我再带两瓶。

　　为了分社雇员的终身大事，我特意跑了一趟北京菜市口百货商店对面的那家“章光101”专卖店，花200多块钱买了一瓶护发素和一瓶育发素，每瓶也就一两百毫升的样子。怀揣着比茅台还贵的“神仙水”，我不由担心起来：扎比这哥们可真够奢侈的，中国人自己都舍不得抹的东西，他一个阿富汗人竟然还要超前消费一把。这种光想着“面子工程”的雇员，能把工作干好吗？

　　事后证明，我对扎比先入为主的偏见是错误的，他虽然很在意他的形象，还时常喷那种能把我顶一个跟头的香水，可干起工作来他可是一把好手，把他比作喀布尔分社的“万金油”一点不为过。采访联络人、报道员、向导、翻译、司机......扎比样样皆通。他的“绝顶”，正是因为他的“聪明”。

　　2001年底，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世界各大新闻媒体纷纷进驻阿富汗这个新闻富矿。当时，那些懂英语、能给外国记者当向导的阿富汗人一天就可以挣200美元，许多人一夜之间成了暴发户。扎比可以说是出身新闻世家，据说塔利班掌权之前，他的父亲是政府新闻文化部的高级官员，受到家庭熏陶，扎比有与生俱来的记者潜质。为了养家糊口，扎比也相中了为外国媒体打工这个行当，并于2002年成为新华社喀布尔分社的一名雇员。这一晃，已是4年。

　　扎比身材与我相仿，1米85的大个，长得魁梧壮实，陪我出门像兄弟，陪分社其他人上街像保镖。他的朋友圈子很广，除了政府新闻官、警察局长、外通社当地雇员之外，还有许多可以充当新闻热线报料员的私交。扎比贡献最大的地方也就在于他是新华社在阿富汗的信息渠道。自杀式人体炸弹、火箭弹袭击、地雷爆炸、监狱暴动、坠机、绑架、火灾......不论大事小事，扎比利用当地人头熟的优势，往往很快就能得到消息，并立即通知我们。分社文字记者可以利用他的电话报告迅速抢发快讯，我则抄起相机和他一起快马加鞭奔赴一线，进行摄影报道。到了现场，他一方面会为我当翻译，另一方面会积极了解事件详情，不断向在分社的文字记者电话通报最新进展。当遇到现场管制严格的场合，他还会为我“打掩护”，假装跟外国大兵和当地警察攀谈，而我则在一旁迅速偷拍。那些荷枪实弹的大兵还没缓过神的时候，我就已经拍到了关键画面。我得手之后，扎比会找个借口立即撤离，与我配合得非常默契。

　　扎比的敬业精神也很值得称道。对于我们新华社驻外记者来说，新闻报道是24小时运转的，没有工作日与休息日之分，更没有白班与夜班之分。我们必须以社为家，可扎比有自己的家人需要陪伴，我们不能强求他每周一天的休息日也来分社盯班。可只要是有重大事件发生，扎比会自觉放弃休息，赶到分社加班，不论多晚，只要工作不干完，他和我们一样，绝不收工。

　　在阿富汗这个战乱地区搞新闻，可以说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阿富汗被有的人称为“第四世界”，持续20多年的战乱把这个高原国度摧残得满目疮痍。“9·11”事件之后，美国推翻了塔利班政权，但阿富汗局势并没有就此平息，相反，奥马尔统率的塔利班和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残余发动的针对驻阿多国联军、阿新政府当局政要以及平民的恐怖袭击几乎每天都在发生，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2005年，在阿富汗发生的各类袭击、爆炸和冲突中伤亡的人数是2001年塔利班政权倒台以来最多的一年。其安全局势之恶劣由此可见。

　　摄影工作的特性的就是遇事必须亲临第一现场，危险既然与战地摄影记者零距离，也就意味着跟战地摄影记者的助手近在咫尺。说穿了，我和扎比是“绑在一条绳上的蚂蚱”。每当外出采访时，扎比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帮助我们俩共同规避风险。我们两个大龄男青年都不想还没结婚就“光荣”了，彼此“惺惺相惜”。

　　阿富汗埋有1000多万颗地雷，驻扎有4万人的外国联军，组建有10万人的本国军警队伍，存在着派系林立的民间武装，还隐藏着不计其数的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分子，这让我们时刻面对着一系列暗藏的生命威胁。在监狱暴动现场，当我全神贯注地盯着相机取景框的时候，扎比会在双方交火时把我往掩体后面推；在野外坠机现场，当我为了寻求拍摄角度而上窜下跳的时候，扎比会提醒我不要到没有脚印的地方去，以免踩上地雷；在骚乱现场，当我面对被攻击的危险时，扎比会出来替我挡驾，保护我安全撤离。扎比还多次冒着被火箭弹击落的危险，陪同我乘坐驻阿联军的“奇努克”直升机采访拍摄。我们乘坐过的一架飞机3天后就因为设备原因撞毁在海拔3000多米的皑皑雪山之中，机上人员全部遇难。为了寻找那架“熟悉”的失事飞机，我俩背着相机、电脑和海事卫星发稿设备，踩着没过小腿厚的雪，扎进杳无人烟的茫茫雪山搜索了4天，甚至曾经徒步在冰天雪地的野外行进了10几公里，差点没走出来。

　　总之在阿富汗，生命面对着太多的不可预料。有时候，我和扎比去采访拍摄爆炸事件，刚离开现场回分社抢发稿件，同一爆炸地点就发生第二起、第三起连环爆炸......

　　可以说，新华社能够在阿富汗与美联、路透、法新等三大通讯社同台竞争，新华社的图文稿件能够经常占领当地报纸的头版头条，我能平安、出色地完成新华社托付我的使命，扎比功不可没。

　　当我任期届满离任回国时，面对着这位一年来与我同患难、共生死的兄弟，我在喀布尔机场与他紧紧相拥，禁不住嚎啕大哭。有太多的辛酸和感激无法用言语表达，我只是泣不成声地对他说：“扎比，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在北京再见！” (侯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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