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摩 一个老兵永恒的伤痛

　　塞摩 一个老兵永恒的伤痛

　　“痛彻心扉的教训，迫使我们要搞清楚事情的起因，让我们不憎恨纳粹极权，不承认历史，不记取教训，怎么可能？”

　　-朱维毅

　　我认识塞摩老人是通过了一连串中间人的，否则我根本不可能在德国中部的这个小山村中找到他。

　　被塞摩领导过的这个小山村有一个毫无诗意的名字——老村(Altendorf)。塞摩的家是个大院，就坐落在山沟的最东头。

　　大门虚掩，一推就开，接着院里就传来一片狗叫声。在3只大狗的簇拥下，一个拄着拐棍的瘸脚老人出现了，他就是塞摩，身板粗大结实，长着一对典型的德国式双眼皮大牛眼,面色微微发黄。和他握手，一股巨大的力量即刻传递过来。在德国，软弱的“棉花手”意味着冷淡或病态，是男人间握手的大忌，于是我也加劲予以“还击”。

　　老人非常开朗，而且极为健谈，开始时我们还是以问答形式对话，但很快谈话就变成了他的一言堂。

　　19岁的农民兵

　　塞摩出生于1923年9月，塞摩是姓，他的名字叫海尔伯特。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老村里悬挂起纳粹党旗，当时的小塞摩和他的乡亲们根本想象不出这面触目的旗帜会给老村人的生活带来些什么。在谜底远未揭开之时，老村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二战”期间，这个总共才有百十来号人的村庄里的适龄青壮年全部参战，走了共计49人，其中18人阵亡，8人伤残,塞摩就是其中的一个。

　　1942年4月，塞摩应征入伍，被送往法兰克福接受新兵训练。他说，训练的强度极大，纪律也特别严，就连忘记向军官敬礼、进屋忘记关门都要立即招来严厉惩罚。3个月后，这群新兵就被送到激战正酣的苏德战场，参加抢夺南俄油田的夏季攻势，当时的塞摩还不足19岁。

　　作为一个刚刚接受了3个月军事训练的19岁农民来说，突然而至的激战和血腥对他产生了雷霆般的震撼。他从一个旧式的布钱包里取出了一个子弹头给我看：“高加索大会战非常激烈，我们损失了20多万人，却没有突进外高加索地区。1943年1月份，在抵抗俄国人反击的战斗里，这个小家伙穿过了我的身体。它从我的左肩射入，右腋下钻出，恰好躲过了心脏，要不然我们今天就不能坐在一起了。战后,我把这个小东西一直带在身边。”

　　这次受伤后，塞摩回德国养了8周伤，他原以为可以就此退伍了，但又被医院确定为“已恢复战斗能力”的人员，再次被送回激战正酣的高加索战场，在塔曼半岛坚守“蔚蓝色防线”。1944年5月，塞摩再负重伤，他的右脚和双手被炮弹炸伤，右脚只剩下两个脚趾头，被定为40%的伤残度。

　　面对如此厄运,塞摩却非常知足。他说：“我命大。这肯定和我信教有关。有一次我们在经过一个教堂的门前时，俄国人的子弹迎面打来，我没有中弹，我身后的士兵却被打倒了。还有一次我在驻地烤面包，游击队神不知鬼不觉地爬上屋顶，拉了弦的手榴弹就砸在我的脚边，可它竟然没有炸响！”

　　1944年的重伤使塞摩再次回国疗伤，就在他走后的第三个月，罗马尼亚人倒戈了。驻地附近的罗马尼亚军队以绝对优势兵力突然包围了他所在的部队，他所在连队的弟兄们几乎全被杀光。

　　福祸相倚。塞摩的第二次重伤不仅使他躲开了那场昔日“友军”的毁灭性攻击，还使他免遭大多数德国军人在战争后期沦为战俘的命运。

　　我问老人：“到了战争后期，德国军队究竟是怎样把一场早已看不到胜利希望的战争打到最后的？”

　　塞摩答道：“是的。从进入俄罗斯不久，我们就在盼望战争的结束了，但只要上级命令作战，我们就不能停下来。德国军队之所以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还能挺那么长的时间，严格的军纪和无条件的服从是很重要的原因。无论胜利是否还有希望，只要命令要求我们继续作战，我们就必须打下去，不但要打，而且要尽力。德国军队可以被打败，但不会溃败，不会倒戈。这样的军队掌握在纳粹这样的集权政府手上，它的战斗力和破坏力是可怕的。”

　　“它的战争罪行也同样令人发指。”我补充道。

　　“这是事实，但我个人从没有经历过。”塞摩稍微停顿了一下后说道，“您要看到这一点：战后揭发出来的德国军队的罪行无一不是执行命令的结果，很少听说有哪个德国军人作为个体乱来的。举个例子吧，在高加索时我们吃西瓜都必须先征得农民的同意，然后从他们手里买。”

　　他取来一个大铁盒，里面装的是我在很多老兵家都见过的各种战争纪念品，只是他的收藏更为齐全。那里面有他的士兵证、纳粹党证、二级“铁十字”勋章，还有士兵标志牌。士兵标志牌是一块椭圆形的黄铜片，士兵作战时就把它挂在脖子上。椭圆片的上半部和下半部都刻制着相同的内容，即持牌人的姓名、部队番号和血型，一旦它的所有者战死或受伤，掰下一半就可以找到他的所属单位，留在身上的那另一半就用来标志身份了。

　　塞摩说：“一场大战役打下来，死伤的人躺得满山遍野。靠什么确定昏迷士兵的血型？靠什么辨别死者身份通知家属？就靠这东西。”

　　德国兵成了自由民主党

　　战后，塞摩的家乡在苏军管辖区，后来也就自然归属于民主德国。在农业改革期间，塞摩的豪爽和热情使他逐渐成了老村走集体化生产道路中的领袖人物。

　　1957年，东德开始效仿苏联在农村推行合作化制度。据称入社采取自愿自决的方式，但实际上拒绝入社的代价之昂贵根本无人能够承受：如欲保留私有土地，每公顷土地要交国家3000东德马克。老村没有任何人具备如此实力来继续维持私有制的小农经济，结果全村人统统“自愿”入社。塞摩当上了合作社社长。

　　他说：“我们眼前的这张大圆桌是当时全村的政治中心。社员办事、领导检查、外宾参观、苏军来访都来我家，而且就坐在这张圆桌旁说事儿。”

　　东德时期有很多党派。社会主义统一党(SED)是最大的党，而且从理论上说是不能下台的执政党，它是由在东德地区的原共产党和原社会民主党合并组成的，实际上就是德共。在它之后，按规模和影响往下排列就是基民盟、农民党、自由民主党，都是民主党派。

　　我说：“您先别说出来您属于哪个党派，让我猜一猜……您这么积极走合作化道路，一定是SED的党员！”

　　塞摩大笑：“错了错了，我是自由民主党的人。东德时期，要想升官做大事的人必须是SED的党员。我残废人一个，不会有什么政治前途了，没办法，就选择了自由和民主。”这话让我几乎把一口刚进嘴的咖啡笑喷出来。

　　他告诉我，东德农村也有退休制。他在65岁时按规定退休，工龄从1942年参军时算起，每月拿250东德马克的退休金。两年之后，两德统一了，他的退休待遇被纳入联邦德国的社会保障体系，除了基本的退休金以外，他每月还领取160马克的伤残抚恤金。

　　谈话间，塞摩的老伴轻轻推门进来说：“午饭好了。”

　　老太太看上去比塞摩还要显老一些，她皮肤雪白，头发仍然是棕色的，隐约能看出她年轻时的美貌。在我的请求下，她给我拿来了一个分别装着她和塞摩年轻时照片的小镜框，从照片上看，那时的她果然长相出众。这对相濡以沫的老夫妻的金婚庆典已经过去了10年。他们是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同庚夫妻，当年在塞摩入伍时两人已经订婚。老太太告诉我，在她的青年时代，德国女性用情是很专一的。她送走塞摩后，不管有没有他在前方的消息，她对他就是一个等。当她终于等到塞摩转业回乡时，21岁的小伙子已经是一个瘸足断趾的残疾人了，但她还是毫不犹豫地把一生交给了他。战争结束一年后，这对年轻人在老村举行了婚礼。

　　她说，和同村那十几个没有把爱人盼回来的女性相比，她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了。东德时期，塞摩夫妇夫唱妇随，老公任合作社社长，老婆任副社长。他们有两个女儿，外孙辈5人，重外孙辈2人，人数不算多，却已经是四世同堂了。

　　在午餐后的闲谈中，塞摩的话题转到了在战后驻守东德的苏军身上。

　　他说：“在苏德战场上，俄罗斯军人在我眼中是一群根本没有情感的粗鲁人。我根本想不到以后会和他们成为朋友。战后，分裂的德国成为东西方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最前沿。为了应付随时可能出现的冷战向热战的转化，双方就都在德国的土地上磨刀擦枪。1950年，苏联红军在我们村后面的山上建成了一个巨大的射击场，每天我们都听到在山上各种轻重步兵武器噼噼啪啪地响个不停，就这样一直响了40年。1990年两德统一后，俄国人才撤走。因为这个靶场的存在，我结识了一批又一批来东德服役的苏军官兵。我发现，化敌为友的过程竟然是这样简单：只要和平相处，具有不同民族和文化的人群之间不但完全能够沟通，还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

　　我问塞摩：“您的后半生是在战后的民主德国度过的，现在民主德国已经不再存在，您怎么看这个国家和它的历史呢？”

　　塞摩答道：“很多人喜欢用好或不好来评价某一个人、某一件事或者某一段历史，但我更愿意用习惯或不习惯来表示我的态度。我80多年的时间中有44年是在东德时期度过的，习惯了。”

　　我说：“我还有一个最后的问题想请您回答：我感到您是一个豁达乐观的人。我是否可以认为，战争带给您的那些痛苦记忆已经随着时间淡化了？”

　　他沉默了片刻后说：“我愿意这样，但我做不到。战争对我来说已经深深地印在了心里。每当我脱下袜子看到自己残缺不全的右脚时，每当我稍有剧烈活动就感觉呼吸困难时，过去的一切就要出现在眼前。我甚至至今还不愿听到别人轻声地喊我的名字，因为这常使我联想到在高加索战场上的一个场面。当时一个同班的小伙子被地雷炸掉双腿，他拼着最后的一口气请求我给他补上一枪，当时他就轻声叫着：塞摩，塞摩……那声音至今我还能想得起来。”

　　(作者为留德博士，长期从事中德经济和文化交流工作，著有《柏林，走过沧桑》、《寻访二战德国兵》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