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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忍了一个世纪,雪耻用了23年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6月23日02:55 东方早报

  “最后一颗钉”敲进太平洋铁路那一刻,“人头税”,一个世纪的屈辱,也钉在了8万多名华人的心里。后人用了23年,为他们奔走雪耻。“平反列车”,承载着屈辱的历史,也承载着华人社会的宽容与谅解。带血的铁钉,开始熔化

  坐在从温哥华驶向多伦多的“平反列车”上,望着远处景色绚丽的洛基山脉,一些年逾古稀的华人泪眼模糊。脚下这条横贯东西、洒满父辈血汗的太平洋铁路,将
把他们送到渥太华,见证加拿大总理为百年之前的排华“人头税”做出历史性道歉。

  “我不知道自己能得到什么,但起码,政府不能让上百个老人在失望中空手而归。”74岁的安大略省华裔人头税家属联盟主席刘来增表示。在多伦多踏上“平反列车”最后一站前,刘来增接受了早报记者的专访。

  21岁移民加拿大的刘来增乡音未改,在电话那头说着一口台山话(广东方言)。和目前在世的3400名“人头税”苦主第一代子女一样,刘来增期待着哈珀总理22日不仅能正式向华人道歉,还能向这些直接或间接的受害者做出“爽快、象征性”的赔偿。抽税2300万

  可买3个阿拉斯加

  时光追溯到126年前的洛基山脚。1880年,为了修建横贯全境的太平洋铁路,加拿大政府通过承包商招来了一批华工,专门负责洛基山脉这段最危险的工程。

  4年间,雪峰密布、环境恶劣的建筑工地上先后迎来15700名华工。他们多是通过苦力合同,从美国或中国赶来,为的就是每天挣1美元的工资。虽然华工们勤奋能干,他们却处处受白人歧视。白人劳力的工资是华工的一倍,而且能免费享受食品、日用品等福利。华工却要省吃俭用,从1美元里挤出日常花销和路费。

  清扫路基、炸药开山,这些高危工作都交给了华工。施工中难免遇到爆炸等意外事故,一旦生病又得不到基本治疗,许多华工在工地上累倒或病倒,平均每英里就有4名华工献出生命。但在太平洋铁路的竣工典礼上,却没有一名华工受到邀请。

  工程圆满结束,加拿大西部经济从此被带动起来,但国会却企图把华工赶走。加拿大人也认为华工夺走了白人的工作机会,煽动排华情绪。1885年,国会通过针对华人的“人头税”政策,强迫每个华人缴纳50加元才能入境。

  1903年,“人头税”从早先的50加元涨到500加元———这相当于现在的30万加元,相当于当时一名华工两年的薪水,可以买两幢房子。“为了凑齐这笔巨款,华工就算不吃不喝也要干两年才能攒够。”刘来增表示。他父亲1912年移民加拿大时,正是向亲戚四处举债才得以入境。

  从1885年到1923年,加拿大政府对8.1万华人共征收2300万加元的“人头税”。“2300万加元是什么概念?可以买3个阿拉斯加。”刘来增忿忿道。有记载显示,卑诗省府维多利亚的省政府联合大厦就出自这笔款项。骨肉分离

  兄弟相差18岁

  最后,刘来增的父亲足足花了7年时间才偿清债款。但好景不长,白人对华工的排斥膨胀到金钱都难以抑止的地步。1923年7月,加拿大出台《排华法案》,禁止华人入籍、入境,也剥夺了华人享受投票、拥有土地、担任公职等基本权利。

  身上的负担已然沉重,但更令华工更痛苦的是,他们从此无法把家人接到加拿大团聚。许多华人家庭从此骨肉分离,亲人就这样隔海相望。《排华法案》实行的20多年间,加拿大的入境记录上仅有50个中国人的名字。为表示抗议,当地华人将本是国庆日的7月1日定为“侨耻日”。当年的华人聚居地落下一个别号,叫“寡佬区”。

  刘来增的父亲1930年回广东老家成婚,此后又匆匆返回加拿大,直到1947年《排华法案》被废除后,他才再度回乡。“父亲回国时我18岁,那是我出生后第一次见他。”刘来增痛苦地回忆道。1949年,刘来增的弟弟出生了———兄弟俩相差18岁。1953年,《排华法案》被废的第六年,刘家母子三人终于赴加团聚。但他们只是少数幸运的家庭之一,很长时间内,华人入境的条件依然苛刻。“一些‘人头税’苦主的后代直接受到影响,因为他们的子女不认得亲身父亲。还有一些母亲,在与丈夫分离30多年后,因为孤独和绝望而自杀。”加拿大新民主党国会议员邹至蕙曾指出。

  81000名华人受害者及其家人的血泪史就这样压抑了一个世纪。最初的铁路劳工早已不在人世,随着时间推移,大多数“人头税”苦主甚至他们的第一代子女都相继离去,历史似乎正在被淡忘。直到1983年的一天,温哥华老人马德伦(音译)走进议员玛格丽特·米切尔的办公室,将这段屈辱历史公之于众时,华人社区被震撼了。20年抗争

  华人不再“逆来顺受”

  “这之前,我们这代根本不知道这回事。”时任全加华人协进会(平权会)主席的王裕佳告诉加拿大媒体。不仅历史课本上没有记载,包括王裕佳祖父在内的许多“人头税”受害者,也对这段历史只字未提。刘来增回忆说,他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彻底弄清这段历史,“但很多老华侨还是不愿多讲”。

  王裕佳主席分析说,前人的隐忍完全出于无奈,一是为了生活平静,二是求助无门,势单力薄。他庆幸道,如果马老先生不勇敢地挺身而出,此事可能会被深埋地下,彻底被遗忘。

  1984年2月,米切尔向下议院提交了要求偿还“人头税”的议题。此后的20多年里,平权会为人头税及《排华法案》反复向联邦政府提出平反、赔偿和道歉等要求。在华人社团的宣传下,不仅许多老人为此敞开心扉,将过去的屈辱公之于众,加拿大白人也对此表示支持。遗憾的是,在此期间,当年“人头税”苦主相继过世,其中包括走出第一步的马老先生。目前只有19名苦主健在。

  “经过23年的争取,政府终于为解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做出正面表态,我们对此感到很高兴。”刘来增表示,“作为苦主家属,我们今后乐意配合政府,彻底解开这个心结。我们也要告诉所有人———华裔社群不再逆来顺受,而是有能力牢牢把握自己的命运。”

早报记者 俞懿晗 张俊

爱问(iAs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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