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万中国官员 考察韩新村运动

　　韩国农民在田地里工作

　　图片提供：韩国庆尚北道（北京）联络处30名浙江村支书到韩考察 记者从学习归来的村官处获悉 该国农民每家都有电脑可上网

　　3万中国官员 考察韩新村运动

　　该国30多年来城乡差距明显缩小 但文化上仍有差别 我国专家称 我们要学习其精神而不是形式

　　今年上半年，我国浙江、上海、山东等地纷纷派出考察团赴韩国考察该国的“新村运动”。据韩国“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介绍，在未来的3年内，中国将派出3万名农业官员到韩国考察学习。

　　韩国开展“新村运动”已有30多年，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变化？考察团都看到了什么？本报记者采访了多位曾经到韩国农村考察的人士和韩国有关专家，请他们讲述了他们眼中的韩国农村。

　　村庄

　　只有十几户人家

　　“到了某个山坳里，有人说我们要访问的目的地到了。看上去零零散散的几户人家，走进去才知道这就是我们要访问的韩国农村。”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镇何村村支书陈永平向本报记者这样描述他看到的韩国农村。

　　5月31日，包括陈永平在内的来自浙江各地的30名村支书来到韩国釜山，开始了为期7天的中国村官看韩国农村之旅。

　　陈永平说：“韩国的农村很小。每个村里只有十几户人家，也就中国的一个自然村大小。在中国，若干个自然村才组成一个村。”村官

　　只服务不拿工资

　　与中国的村官完全不一样，韩国的村官是不拿工资的。陈永平说：“韩国的村委会叫做会馆，占地大概100多平方米。村长是村民选出来的受村民尊敬的人士，一般比较有文化，能为村民服务。村长任期没有年限，不拿报酬，只是在就医和交通费上有优惠政策。”

　　与中国农村不同的是，韩国农村发展实施 “一村一品”。根据陈永平的介绍，这次浙江村官考察了3个村庄，其中有个香瓜村，是专门种植香瓜的。香瓜村村长的收入主要来自香瓜，但他要负责带领大家做好香瓜种植工作。村长合格不合格的标准就是能不能为村民很好地服务。年底的时候，韩国政府有相关的考核制度，如果村长做得好，政府会发给一笔奖金。

　　村民

　　每家都有电脑和汽车

　　韩国农民的生活很城市化，提到这一点，陈永平的语气里流露出叹服。在韩国农村，家家都有轿车或小型货车，出行非常方便，从农村到城市只需要十几分钟。

　　陈永平再三提到：“每家每户都有电脑，可以上网，而且村委会给村民进行电脑培训，可以更方便地和外界沟通。这个国内做不到。”

　　参观的安排中并没有入户访问，陈永平和另一些村官只能偷偷地透过韩国农民的房屋的窗户看看屋内的陈设，“电视、冰箱、洗衣机等电器他们都有。”

　　不用一次性筷子

　　韩国农民很能吃苦。陈永平发现很多韩国农民常常工作十几个小时，走路时匆匆忙忙，“我看到在田间干活的韩国农民都是瘦瘦的，根本没有胖子。”

　　陈永平反复强调：“韩国农民的环保意识非常强。韩国农民在屋里不吸烟，谈吐非常有礼貌。”

　　陈永平注意到一个细节，在他们所到的农村食堂内，没有像国内那样使用一次性筷子，“他们都用不锈钢的勺子，非常有环保意识，这个是特别值得我们学习的。”

　　专家体验

　　跟踪研究14年

　　我国教育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比较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李水山跟踪研究韩国“新村运动”长达14年之久，20世纪90年代末曾到韩国“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参加培训，他向本报记者讲述了他去参加培训的一些体验。

　　晨练也是培训内容

　　当时，中国学员被照顾每2人一间，而韩国学员是十几人一间。在晨练的时候，中央研修院院长——一位曾经当过道知事的长者早晨6点和大家一起敲钟、晨练，原来这也是培训内容之一：教职员工无论身份高低都要以身作则。

　　此外，学员还要爱护公物、勤俭节约、清洁卫生、管好生活垃圾等。

　　我们要学的是精神

　　李水山说：“韩国发起和开展‘新村运动’已经有30多年时间，内容包括农村环境、住宅、设施、道路、电气化、农民收入、农民协会等。韩国农村能发展到今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由于国情的区别，我们要学的是它的精神，而不是形式。”

　　我国城乡差距

　　2004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性消费支出为2185元，而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7182元。

　　2005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3255元。当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万元大关，达到10493元。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例达3.22∶1。

　　数据来源：2006年《农村经济绿皮书》

　　“新村运动”的发展过程

　　1970-1973年重点改善农村生活条件

　　1974-1976年“新村运动”迅速向城市﹑工厂等扩大

　　1977-1979年建设工农基地及新农村工厂等，推进城乡一体化

　　1980-1989年从政府主导方式转变为民间主导方式，

　　1990年至今掌握了自己的发展空间，提高了国际竞争力

　　韩国人眼中的农村变化

　　当初目标是建设富家

　　韩国光州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曹彰完是韩国研究“新村运动”的专家，他向本报记者介绍，在韩国，20世纪70年代初，经过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和朝鲜战争以后，韩国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地区之间的差距非常显著，城乡之间的差距是最突出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韩国政府开展了“新村运动”。

　　“勤勉﹑自助﹑协同是‘新村运动’的精神，目标是建设富村和富家。”曹彰完介绍。

　　老龄化问题严重

　　在中国取得博士学位的韩国人李旻泰今年40多岁，从小在韩国农村长大。李旻泰介绍， 随着农村城市化的发展，韩国农村也有了很多变化。李旻泰说：“我小的时候，村子里的户数大概为70多户，现在只有20多户了。越来越多的人去了城市工作，村里只有老人和小孩子。年轻人都去了大城市工作。”

　　李旻泰的小学是在自己村子里读的，而现在村子里的小孩子必须要到镇上的小学去读书，“当时我们村里有自己的小学，现在我们村的小学都没了。”

　　李旻泰说现在韩国农村的老龄化问题非常严重，“我的母亲还留在农村，没人照顾。一般情况下，农村的年轻人或者到城里的大公司打工，或者是大学毕业后不再回到村里。”来源于韩国农林部2005年农业统计年鉴中的数字显示，2004年，韩国年龄60岁以上的农民占农村总人口的36.1%，而1980年这个数字是12.7%。

　　城乡文化仍有差别

　　虽然韩国农村现代化水平发达，交通便利，但两者之间仍存在文化上的差别。“在农业基础上形成的文化和城市文化是不同的。” 李旻泰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待在农村不知道该做什么，他们只有到城市去工作。

　　相关链接

　　其他国家经验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存在着城乡贫富差距，他们在推进农村建设上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值得借鉴。

　　德国

　　“巴伐利亚试验”

　　搞了50多年

　　德国新农村发展模式中最有代表性的要数上世纪50年代开始在巴伐利亚州搞的“巴伐利亚试验”。该项目的经验就是用“等值化”的理念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民爱上农村。

　　这种模式不仅保护传统文明，如整修传统民居、建立博物馆等，而且让孩子从小既学文化课，也学实用技术。

　　瑞典

　　一个农民

　　加入几个合作社

　　目前，瑞典有90%以上的农民加入了合作社，一个农民通常同时加入几个农业专业合作社。

　　在斯德哥尔摩郊区的一个农场里，年近60岁的伦德贝格介绍，他自己就是5个合作社的成员。伦德贝格把他饲养的肉牛交给肉类合作社屠宰定级，每天挤的牛奶由当地的奶制品合作社收运加工，收割的小麦等送往粮食销售合作社，采伐的木材则由林业合作社运往木材加工厂。最后，他的大部分收入会存入农业合作社的银行。

　　荷兰

　　靠经营单一化

　　确保专业化

　　荷兰的家庭农场强调经营品种的单一化，以确保专业化。荷兰大部分的温室都只种植一个品种的农作物，这一特点在花卉业表现得尤其突出。

　　法国

　　没有农业税

　　补贴却很多

　　法国农民不仅不用交农业税，还可以在购买种子、除草剂、肥料和农机等时从政府那里收回部分增值税。法国农户每卖出一吨粮食，都可凭发票向政府申请一定数额的农业补贴。

　　此外，法国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给予农业生产大量补贴。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 郭媛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