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腐败毒瘤肆虐全球 地下尸体交易猖獗

　　编者按：

　　今年早些时候，一家著名的国际反腐组织“透明国际”发布了《2006年全球腐败报告》，将医疗卫生腐败问题定为本年度全球腐败报告的主题，报告同时指出全球医疗卫生服务行业中存在大量贿赂和欺诈行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事务局主任韦托·坦茨在《世界范围内的腐败：原因、后果、范围和医治对策》一书中谈及腐败时也指出：医疗卫生腐败是一个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问题。蒋东仁

　　今年早些时候，国际反腐败组织“透明国际”将医疗卫生腐败问题定为2006年度全球腐败报告的主题。报告指出，医疗卫生行业的种种不确定因素使得这个行业无法像别的行业那样运用市场供需杠杆或行业规范来调节。这个行业的参与者很容易形成一个利益共犯结构，从而产生腐败。

　　形形色色的“红包”

　　越来越多的国家医疗体系商业成分趋高，竞争异常激烈。一些官员通过暗箱操作、设备采购和药品供应的方式，把医院变成了贪赃自肥的财源。很多医务工作者在商业化的不正当竞争中沦为金钱的奴隶。因此，《2006年全球腐败报告》认为，全球数以百万计的穷人的生命实际上是被缺乏道德的药品供应商“挟持”。

　　医生培训：冠冕堂皇的受贿借口哈佛大学医学院的阿诺·雷尔曼教授认为：“医疗腐败最根本的症结在于，我们把医疗系统当作了商业形式来运作。但病人和普通消费者是截然不同的。医生应该是清廉正直的，因为这是一个神圣的职业。但他们却在医药公司简单的推销伎俩中迷失了。”

　　美国有很多愿意为药商作“托儿”的医生借各医药公司的“医生培训计划”之机，获得免费的豪华假日旅行。每年这些“托儿”们要玩掉各医药公司至少60亿美元。据纽约一个小镇的医生鲁迪·穆尔勒说，有一次一个医药公司送给他2000美元的好处费，因为他把这个公司生产的降低胆固醇的新药开给了4个病人。医药公司给这种奖励冠名为“临床学习”，但穆尔勒坦言说，这就是一种物质奖励。“我已经当了好多年的医生，以前我从来没有收到过这种奖金，在十几年前，根本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美国各大医药公司里通常都设有“特派员”，这些人的工作就是到各个诊所同医生沟通，“指导”他们该给病人开什么药，然后给他们塞上公司的各类礼品———免费的食品，免费的照片，免费的随身听，免费的球票，甚至免费的灭火器。美国现在至少有8.2万名这样的“特派员”。

　　出卖署名：方兴未艾的学术腐败在英美等一些国家，最近还掀起了一股这样的热潮：医药公司为自己的产品杜撰学术论文，然后重金贿赂一些资深的医生，收买他们的署名权。这些文章多为“枪手”的大作。署名的医师往往是在这一领域小有成就者，这无疑抬高了论文和药品的身价。但令人忧虑的是，这些医师可能从来没有对药品的功效进行过研究，甚至连原始数据都没有瞥上过一眼。有的医生在署过名之后，还会代表医药公司出席一些学术研讨会，甚至就别人代写的论文发表演讲。为了应付这样的情况，公司自然会提早做好准备，而医生本人还会获得一笔额外的收入。据美国马里兰贝塞斯达的斯坦利基础研究计划负责人富勒·托里调查，一名英国的精神病专家的署名可以卖到大约2000美元，美国同行的姓名则值3000美元。有的专家署名甚至高达5000至10000美元，可谓是一字千金。

　　尸体交易：令人发指的医德沦丧在非洲和东欧一些国家，地下尸体交易非常猖獗。在波兰，死亡公民的家属可以获得国家社会保险局提供的4000兹罗提(约合1000美元)。各殡仪馆为争夺有限的利益，竞争激烈。为了获取急救中心尸源的消息，各殡仪馆纷纷开始贿赂急救中心的工作人员。提供一次病人死亡信息的回报是1800兹罗提(约合450美元)。更令人发指的是，有些急救中心的工作人员接到急救电话后拖延时间，草草检查就开具死亡证明书，甚至对重病患者注射过量弛缓剂促使病人提前死亡。殡仪馆趁机胁迫死者家属选择他们的殡仪服务。

　　暴利影响经济运行

　　有专家指出，全球制药业已日渐成为一个暴利产业。以美国为例，利用旧药“循环使用”来代替研发新药；通过重金收买议员促成自愿“购买”；对医疗人员另有目的的“能力培训”；向市场进行虚假宣传等行为屡见不鲜，这些都已经成为医药业突出的问题

　　美国一家权威机构今年6月20日发表报告说，生产技术日益先进、药物化学不断进展以及人类基因组密码破译等因素的结合，促使全世界制药业进入迅猛增长阶段，与此同时，消费者的药物开支大幅上升也为制药业提供了光明前景。美国国际医药展览会组织机构“英特费克斯”提供的数据表明，2006年，全世界制药业的销售额预计达到1800亿美元，比上一年增加了11.2%。统计表明，制药业正在开发的新药和疫苗等就达1000多种，这包括已经处于临床试验阶段和有待药物管理机构批准的药物。

　　美国是世界上制药业发展最为迅速的国家之一，1998年至2003年期间，美国市场上投入了487种药品，但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表示，这些药品中78%的药品的药效并不比市场上现有药品有任何改善。实际上，它们当中的68%甚至算不上新药，而只是一些复制品，是将旧药重新组合包装而已。

　　最近20年，制药业已经大大偏离了它发现和生产有用新药的宗旨，基本上变成了一台以可疑利益为出发点销售药品的市场机器。制药行业利用自己的财富和权势同化所有可能挡道的机构，包括美国国会、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医学研究机构甚至医药业本身。2002年美国十大制药公司的销售额大约为2170亿美元，其中利润率为1.7%(将近370亿美元)，而同年名列财富500强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为3.1%，药厂的利润是它们的5倍多。

　　制药业还有许多其他惯例：例如以“教育机会”的名义向医生大肆派送珍贵礼品；向立法人员施与好处；为咨询所和负责反映民意的机构人员支付薪金；利用法律法规漏洞最大限度地降低专利利润以遮人耳目等。

　　缺少反馈协作机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推进，跨国医药集团在海外向当地政府官员或国有企业工作人员行贿，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普遍的问题

　　按照1997年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通过的《禁止在国际商业中贿赂外国公职人员公约》，任何一个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公司假如在成员国行贿被判罪，在他们本国也是要受到惩罚的。问题是，还有不少国家没有加入这个公约，缺少一套联手惩治腐败的反馈与协作机制。

　　2005年5月，美国司法部官方网站公布，一家名为DPC的医疗公司由于在中国行贿160余万美元而受到总额480万美元的罚款。DPC在天津的分公司———天津德普公司从1991年到2002年期间向中国的实验室工作人员及国有医院医生行贿162.3万美元的现金，用来换取这些医疗机构购买DPC公司的产品和服务。DPC公司因此违反了美国国会1977年通过的《反海外腐败法》，该法严禁美国公司向外国有关人员行贿。因此，在DPC官方网站上，DPC公司与美国司法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达成协议，同意向两者分别交付200万美元和204万美元的罚款，此外还要付出75万美元的预审费等费用，总计超过480万美元。

　　由于医疗卫生事业腐败无孔不入，致使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也未能幸免。这主要体现在各种援助资金不能全部、及时地被用于购买急需的医疗设施，救助继续治疗的穷人们。

　　在伊拉克重建进程中，总造价约为66万美元的希拉市中心医院医疗设施重修工程，还没有开工的时候就已经自动停止了。在哥斯达黎加，负责健康保险的官员鲸吞了芬兰援助的专款900万美元；一笔援建一个医院的款项，其中高达40万美元被贪官私分。在柬埔寨，多年来国外在医疗卫生方面援助不断，人民健康指数不升反降，因为这些援助款项都被部分不法官员变为私有。在肯尼亚，1999至2002年间，用于建造国立医院的费用在采购过程中被贪污了1200万美元……

　　正如报告还指出，在全球每年近3万亿美元的医疗卫生服务行业中，存在着大量的贿赂和欺诈，从暗地里的偷偷摸摸，到明目张胆地敲诈勒索，再到贿赂官员，以名正言顺的理由来扭曲公共健康政策，贪赃自肥等等。

　　背景资料

　　美国《反海外腐败法》

　　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简称FCPA)于1977年制定，期间经过1988年、1994年和1998年三次修改，其宗旨在于限制美国公司和个人贿赂国外政府官员的行为，是目前规制美国企业对外行贿的最主要的法律。

　　《反海外腐败法》的立法背景是由于“水门事件”的影响。美国司法机关和政府部门发现不少美国公司为了获取有利于自己的待遇，曾经对某些外国政府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官员大量行贿。

　　由于《反海外腐败法》的适用范围仅限于本国公司和个人，给美国公司的海外扩张带来了一定的制度成本，因此，自该法颁布之时，就受到众多大公司的激烈反对。为此美国国会通过了1988年《全面贸易与竞争法》(OTCA)，对《反海外腐败法》进行了修订，如将向国外政府官员的支付分成两类：一种称为腐败性支付，其目的在于诱导该官员滥用或偏离其职责，从而获得或者保留某些合同、特权等；另一种支付称为加速费，其目的仅在于完成或加快政府例行职权的行使。1988年后，美国继续致力于将《反海外腐败法》的范围扩大，增强了其国际影响力。1988年之后的修正案继续体现了这个意图。虽然1994修正案只调整了法律的个别词语，但1998年修正案却将《反海外腐败法》的管辖范围进一步扩大，将外国企业或自然人在美国境内实施的违反《反海外腐败法》的行为也纳入该法的管辖范围。

　　透明国际

　　透明国际，又译国际透明度，是1998年5月成立的国际反腐组织之一。总部设在德国柏林，是一个非政府、非赢利的国际组织。其宗旨是通过加强与有关国际组织和各国反贪机构之间的联系，扩大反腐败影响，制定并推行反腐败计划，遏制国际商务活动中的腐败行为。

　　透明国际设理事会和顾问委员会。理事会现有10名成员，分别来自德国、孟加拉国、美国、贝宁、英国、尼日利亚、肯尼亚、厄瓜多尔，他们大多是资深的法律专家和商人。理事会下设执行委员会，负责透明国际的日常工作。透明国际顾问委员会有31名成员，多数曾在本国政府担任高级职务。透明国际还在69个国家设立了分支机构或联络机构。

　　透明国际的工作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开展反腐败舆论宣传。透明国际编辑出版有《透明国际通讯》和《透明国际年度报告》等刊物；二是积极与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发展关系，推行其反腐败主张与计划。三是开展反腐败研究。透明国际重点研究有效预防和制止腐败的措施，并取得一定成果；四是评估反腐败工作步伐。评估结果是根据多家权威调查机构的调查数据求出的平均值，基本上反映了大多数被调查人的观点。

　　但是，从历年的评估结果看，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得分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得分，因此评估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

　　编辑视角

　　医疗腐败何时休

　　赵阳

　　这是一个什么都要讲国际化的年代，油价的不断上涨，让有车族们胆战心惊，纷纷弃车步行；房价的一路走高，更是地球村里不同肤色的居民，都发出了“何处是我家”的哀号。如今，就连与百姓息息相关的医疗也沾上了腐败的边，似乎与国际接了轨，成为商业贿赂领域的一个重灾区。

　　商业贿赂，是以获得商业交易机会为目的，在交易之外以回扣、促销费、宣传费、劳务费、报销各种费用、提供境内外旅游等各种名义直接或间接给付或收受现金、实物和其他利益的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

　　20世纪90年代，我们引进的第一部大片《亡命天涯》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道貌岸然的医生接受了不法药商的贿赂，将不合格药品变成合格药品，用在患者身上，并导致患者非正常死亡。好在我们的主人公伸手敏捷，历经磨难，终将幕后真凶绳之以法。

　　医疗卫生领域的腐败是一个全球各国要共同面对的毒瘤。国际著名反腐组织“透明国际”在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2006年全球腐败年度报告》中指出，全世界每年用于医疗卫生服务的支出高达3万亿美元。尽管各国在公共卫生支出方面占GDP的百分比有很大差异，但其绝对数额依然庞大无比。据推算，各国在医疗卫生方面的公共支出由于腐败而造成的损失一般占公共卫生支出的5%。

　　医疗腐败的可怕之处在于一些政府主管医疗卫生公共政策的官员和医疗专家往往还会同社会保险机构、医生、药剂师、医院、医疗设备和医药工业的生产厂家和代理商等密谋串联，形成一个各个环节紧密相连、所有参与者共荣共生的利益共犯结构。此外，医疗腐败还促进了假药生产的“繁荣”，其生产、销售链的每一个环节所得的巨额收益，使得假药从生产源头一直到消费者手中一路“畅通无阻”，前不久发生的齐二药假药事件就是一个明证。

　　在发展中国家，购药是每个家庭医疗支出的最大部分，因此，制药工业的腐败对低收入家庭影响最为直接。发达国家由于腐败而造成的公共医疗卫生支出的金额远远超过了不发达国家。但事实上，发展中国家由于腐败而造成的缺医少药、见死不救、婴儿夭折、艾滋病肆虐等，社会影响更大、危害更深远。

　　打击商业贿赂领域的医疗腐败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我们在行动。2005年，中国药学会的刘玉辉涉嫌行贿被刑事拘留。随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因涉嫌受贿被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刑事拘留；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一批重要官员也被检察院调查。有关专家指出，这一窝案标志着中国反腐败运动正在从打击索贿，转移到切断腐败的供给，从管束党政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转移到治理私营领域，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转折。

　　为了打击医疗领域的腐败行为，中国政府相关部门从今年1月1日起实施了中国联网查询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行贿黑名单”制度)。对此，“透明国际”大中华地区及南亚区专员廖燃发表评论说：“‘透明国际’很赞同中国反贪部门以公开透明的方式推广‘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以打击医疗卫生行业里滋生的种种腐败现象。中国在公共采购方面引入‘黑名单’制度，反映了中国反腐败正在转移到注重预防的制度建设上来。‘黑名单’制度所产生的威慑和预防、教育作用非常大，在国际反腐败运动中也是一个新的经验，它具有惩戒目标明确、执行程序快捷、打击面小、社会威慑性强等特点。”

　　今年2月2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第四次全国廉政会议，部署了2006年政府系统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治理商业贿赂中的医疗腐败”成为重点之一。

　　纵深阅读

　　英国：反腐成立专门机构

　　英国在1998年专门成立了一个“反欺诈行动部”，其主要职能是负责从国家健康服务部门的预算与使用的每个环节着手检查资金的使用情况，要求所有收支都必须经审计，精确到1%以内。自成立以来，“反欺诈行动部”起诉了一批组成不法“卡特尔”以垄断药品高价的医药公司，涉案价值2.7亿美元：以刑事犯罪罪名起诉一名以假履历谋得国家健康服务部门董事会职务的高级官员;对以莫须有服务骗取钱财的医师处以刑事犯罪的处分，并处民事赔偿处分。由于查处认真，7年间该部门有效减少病人欺诈金额1.66亿美元，减幅54%，减少医师欺诈43%，挽回损失3亿美元。比金钱更重要的是，“执法必严”造成了一种强烈的威慑效应，在健康服务部门形成了一种以欺诈为耻的反腐败文化。

　　德国：创造廉洁社会氛围

　　在德国，已经逐步形成社会福利高，病人有保险，医生很廉洁的社会氛围。他们认为，收入高是从源头上遏制医生发生腐败行为的重要措施之一，而处罚严厉则是一种措施，让医生在索取或接受红包时须“三思而后行”。根据德国相关法律，一经发现医生有腐败等违规行为，医生首先须将所得款项全部退还，其次要被处以高额罚款，再次将面临最长达3年的监禁，最后，也是最严厉的处罚便是取消行医资格。处罚严厉不仅针对医生，同样针对行贿者。此外，从合同的招标到药物的采购，每个环节都被置于严格、独立的监督之下；对那些涉及腐败的人，严加惩处；对制药业进行彻底改革，例如加强对复制药品的控制，监督大型制药公司的药品研究，加强专利管理，制药公司资金来源透明化等等。

　　美国：保险公司监督医疗服务 　

　　在美国，目前参加和享有医疗服务的公民是由保险公司来付费的，公众(投保人)先到保险公司买医疗保险，投保人看病后由保险公司为其治病费用埋单。如此一来，第三者的监督能够到位并极其有效。美国国家质量保险委员会要求，医疗机构要对其客户———病人所支付的费用进行公开的说明和解释(写一个报告)，而且要由保险公司的专业人员来审计医疗费用单。把病人的付费与医疗机构的治疗结果联系在一起，就像消费者的一般消费一样，好则付费，不好则不付费或退货。如美国2003年实施的医疗处方药物法中就规定，把一小部分医疗付费与医院的服务结果、医院递交的收费、医疗质量报告联系起来，根据情况以决定是否付酬给某些提供医疗服务的医护人员。实践证明，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监督：医疗机构和专业人员不得不使自己的医疗方案、医疗技术和医疗行为要有充足的根据、精心的安排和科学的处理，不能随心所欲地搞过度医疗、过度开支和重复收费。如此不仅能使处于信息不对称的患者获得合理和货真价实的医疗服务，也能极大地减少医疗事故。东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