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奖”迫使我们思考

　　——俄语文学界如何面对自己的专业使命

　　□林精华

　　从事俄国问题研究、俄国文化交流、俄罗斯语言文学教育和翻译的专业人士，都无法回避这样的历史情势：鲁迅兄弟、茅盾、耿济之、戈宝权、曹靖华等大力引进俄国文学，从

而加速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但中国在深受苏俄影响的同时，也给中国成为让国际社会普遍接纳的文明强国带来了许多麻烦。近30年来所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在相当程度上就是要革除苏俄的影响，如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党政不分、以牺牲效率去实现公平等。由此，中俄关系也得到了重建——变意识形态同盟或敌对关系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经由两国高层达成的互设对方“国家年”，其10个方面的交流活动也将于今年陆续展开。而俄罗斯作协向中国方面颁发的高尔基奖，是其中的文化交流项目之一。

　　说到高尔基奖——表彰中国专家们在俄罗斯文学翻译、研究和出版等领域所作的贡献，我们就得明白：它肯定不是类似诺贝尔文学奖那样的国际奖——按国际奖的惯例或规则操作，可以不考虑对象国的民众意愿和政府意见；也不再是充满着意识形态考量的斯大林文艺奖，后者于1951年在国际共运名义下，以苏联国内奖的形式“合法”延伸到中国，颁发给创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丁玲和创作《暴风骤雨》的周立波。2006年，俄国作协在中方协助下向包括资深翻译家草婴、原《世界文学》主编高莽、北大教授任光宣等在内的15名中国翻译家和学者颁发首届高尔基奖，既体现了俄方在中国推广甚至普及俄国文学经典及其审美价值的积极意愿，又顾及中国知识界在中俄文化交流方面的实际情况和自觉意识。由此，我们有必要冷静梳理百年来尤其是最近30年来，中国在引进和研究俄国文学方面所取得的业绩、所遗留的问题，从而不至于被外来的奖项模糊了视野。

　　重构苏联文学体系

　　始自19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在得益于尝试欧美经济发展模式和大量接受欧美现代文化的同时，也受益于反思苏联模式、从观念和理论上突破研究苏俄文学的僵化思维。我们知道，1957年尤其是1964年之后，深受苏联主流思想影响的中国知识界，却跟不上苏联变革的脚步了，反而以更左的姿态对待俄苏作家作品，斯大林时代被禁止讨论或被当作批判对象的作家作品，在中国继续遭遇同样的命运。直到1982年，夏仲翼才率先打破僵局，大胆著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和小说复调结构问题》、翻译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章节译文，正面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位深刻叙述现代性问题的复杂作家，为中国俄苏文学研究界的学术进步奠定了扎实的基础。随后，白春仁和钱中文很快就译出《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巴赫金全集》。而当欧美文论迅速席卷中国知识界之际，俄苏文学研究界也推出俄国文学理论经典著作，包括刘宗次译的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刘宁译的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方珊等译的《形式主义文论》等。这些译作，让中国读者看到了俄国文学理论的另一侧面及其魅力，和欧美现代文论一道促使国人走出苏联主流理论所制造的误区。

　　与此同时，中国知识界重建俄国文化史，不再把俄苏文学看作苏俄意识形态在文学中的延伸，刘宁和程正民的《俄苏文学批评史》、刘宁主编的《俄国文学批评史》、彭可巽主编的《苏联文艺学派》、汪介之和张杰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批评史》等著作，尝试用中国人眼光建构俄国文学批评史，呈现出俄国人的文学观念远比现实主义和非现实主义之争要复杂得多的情状，诸如包括了斯拉夫主义和西欧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象征主义和形式主义等多种。与文学观念解放相呼应，吴元迈的《苏联文学思潮》、彭可巽的《苏联小说史》、薛均智的《回归》、张捷和李辉凡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刘文飞的《20世纪俄语诗史》等力作，分别重构了苏联文学思潮、文学史、小说史等。

　　与理论重建、文学史重构同步，不少学人把目光投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外的俄苏文学：一方面钱诚、夏仲翼、刘宗次、曹国维、石枕川和许贤绪等翻译家，大胆译出了被苏联官方所查禁的大量作品，包括普拉东诺夫的《切文古尔镇》、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马格丽特》和《白卫军》、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孩子们》等，以及如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阿斯塔菲耶夫的《牧童与牧女》和《鱼王》、《普里什文文集》等苏联的经典文学作品；另一方面，刘文飞、汪介之、周启超、汪剑钊、张百春、严永兴、郑体武、张冰等中青年学人，着力翻译和研究白银时代文学和文论、哲学，出现了《白银时代精品文库》、《茨维塔耶娃文集》等丛书，以及《俄国象征派文学研究》、《远逝的光华：白银时代的俄罗斯文化》、《俄罗斯命运的回声 ：高尔基的思想与艺术探索》、《俄国象征派文学理论建树 》等研究力作。这两方面贡献，让中国读者真切感受到俄国文学别具一格的风貌。

　　总的来说，由于与国内思想文化变革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中国学者在1980年代逐步跟上了苏俄方面重构文学体系的步伐，于主流意识形态统治文坛的缝隙中敏锐捕捉到深刻反映时代变革的文学作品，从而紧紧贴住了这一对本民族某阶段思潮产生重要影响的大国在特定时期的文学脉搏，也为我们自己的文学研究与创作，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参照物。

　　创造性地继承对方遗产

　　凡事过犹不及。最近20多年来，中国对俄国文学研究时常遭遇“时尚”的干扰——因为意识形态或名利驱动，苏俄知识界不少人并不去好好研究俄苏文学问题，而专事抛出大量揭露“主流”作家的阴暗面材料，此风也蔓延到变革中的中国。有见风使舵者适时地推出“鲜为人知的宝贵材料”，重新叙述苏联主流文学中的经典作家，赢得声名。在这种情形下，陈●、张捷、陈训明等老一代学人和刘亚丁和夏忠宪等中青年学者，继续做着开拓性的翻译和研究工作，将专业精神进行到底。更有一批老翻译家，不为简单重译的肆虐之风所诱，紧盯经典作家并努力翻译和研究出特色来。例如草婴创造性地翻译了托尔斯泰和肖洛霍夫的许多重要作品、藏仲伦译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个性、张铁夫和冯春在翻译和研究普希金方面各有特色、王智量翻译出《叶甫盖尼·奥涅金》的中国风格等。远比苏联主流文学的语言要复杂得多的重要作品被大量汉译，中国俄语文学翻译水平也由此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还须指出的是，近20年来，中国知识界开始逐渐用中国人眼光，不再根据俄国人的标准跟踪当代俄国文学。刘文飞主编的《布克奖丛书》、白春仁主持的《当代俄罗斯实验小说系列》、吴泽霖选编的《玛利亚，你不要哭：新俄罗斯短篇小说精选》、田大畏等人的翻译、任光宣等人对当代俄国文学的研究，消除了对当代俄国文学完全衰落的误解。不仅如此，学术界还积极引进并运用西方斯拉夫学界成果，扩大认识俄国文学的视野，《欧美学者论俄苏文学》、《西方视野中的俄国白银时代》、《西方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书系》等，一定程度地续上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从世界格局中看俄国文化的传统。而陈建华的《20世纪中俄文学关系史》、汪介之的《悠远的回响：俄罗斯作家与中国文化》、汪剑钊的《中俄文字之交》等，在不同程度上反思和总结中国接受俄国文化的历程。特别是，高莽先生以其多方面才华推出了涉及俄国诗人、作家、艺术家的独特著述，呈现出俄国文艺的多种风采。

　　总之，在价值观多元的全球化时代，俄国无力再延续当年借助所谓共同意识形态，单方面向中国推销苏俄价值观的文化战略，因而高尔基奖的意义是加深两国文化的互相了解，推广优秀的俄国文学作品，同时促进专业人士的责任意识，令其在俄国同行的基础上有所超越，故不会与中国有关部门设立的表彰中国俄语相关学者的奖项产生冲突。

　　俄罗斯从文化上对亚洲包括中国的认同必然是有限的、相对的、实用的，而同西方的矛盾不论有多深，仍然会保持深刻的内在联系。国人在对俄抱持好感的同时，务须保持冷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