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日新又新的中越关系

　　作者： 陈斌

　　今年4月留任的越共总书记农德孟，于8月22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这是他自2001年就任总书记以来的第三次中国之旅。当年履新不久的他、今年留任不久的他，都选择了中国作为自己的出访目的地，显示了中国之于他、之于越南的特殊含意。

　　不过，这种特殊含意，主要并不如一般人所设想的那样源于相似的文化传统或意识形态。毕竟，朝贡时代的藩属关系和后来的“同志加兄弟”式关系———那种单纯以文化或意识形态的亲缘性来界定和处理国家关系的方式———早已不能适应当今民族国家体系的现实。我们不妨转变一下思考的角度。

　　第一步，我们把中越关系放在民族国家关系的框架之下来看待，这样的参照系有助于得到有意义的观察结果。

　　第二步，我们发现特殊含义出来了：中越两国处在经济改革、制度转型和民族国家建设的相似阶段，中国领先几个位，越南则紧随其后；而相似的发展阶段意味着面临着相似的问题，相似的问题又意味着相似的解决方案。这种特殊性塑造了和塑造着全新的中越关系。

　　一般而言，同一文化背景的不同国家，如果实行不同的制度而经济表现相差迥异，较之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更容易激发国家间围绕制度展开竞争，从而带来制度的进化，欧洲的发展就是在这样的你追我赶中起来的。

　　而像中越这样的国家，文化和意识形态背景类似，更是同处民族国家建设的类似阶段，由于总体上制度转型有时差，又由于两国相同领域的制度转型也有差别，这较之不同文化和意识形态背景及处于民族国家建设不同阶段的国家之间，更容易激发制度层面上的学习和竞争，从而为制度转型和民族国家建设提速。

　　民族国家建设包括一些基本方面：把全国整合成为统一的市场；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制度和产权结构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强有力的法律执行体系；去“魅”存“人”，使得人民追求物质满足不仅成为行为上的必然，也成为道德上的正当。借此社会达成有机的统一。

　　可以说，中越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是经济改革，是制度转型，更是民族国家建设：由于计划经济倾向于“政府办企业”、“企业办社会”，政府通过控制构成社会的基本细胞———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单位———实现对社会的控制，达成社会机械的统一；这种统一的机械性就在于各级政府、各个企业都天生喜欢搞“大而全”、“小而全”，以行政把本该统一的市场分割得支离破碎。因此计划经济本身就是反市场、阻挠民族国家建设的，这导致改变制度的成本巨大。

　　苏联搞计划经济的时间最长，计划经济的影响既深且广，最后积重难返。越南由于长期战争搞计划经济的时间很短，计划经济的影响有限，船小好调头。中国则介于两者之间。中国逐步走向市场经济而经济民生大有改善，“示范效应”明显，对越南有吸引力。中国“摸着石头过河”克服重重障碍获取了宝贵的经验和信息，越南可以轻松拿去消化吸收“为我所用”，大大降低改变制度的信息成本。

　　中国把现阶段定位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南则说自己是“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要建设“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有学习，不过措辞更“谦逊”。撇开沙石看，中越两国最终都选择了市场经济道路，中国说“坚持改革方向不动摇”，越南说“革新之势不可逆转”，都无意走回头路。对中国来说，这样的学习是“惠而不费”。

　　这个时候，越南学习中国多一点，值得自豪；将来有必要，中国也可以放下身段，向越南学习。只要别人的经验尤其似乎制度经验对自己有用，无论中国还是越南，吸收利用都是善策。

　　中越两国的发展阶段类似，市场经济虽然蔚为可观，转型还是任重道远，过去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条块分割或多或少阻碍着转型进程，甚至还孳生出地方保护主义的怪胎；各种管制挥之不去，甚至还多冒出了许多新的管制名目，有待解决的问题不一而足。

　　要解决这一系列问题，两国都得进一步厉行市场化和政府权力结构的改革，尤其要进行制度和权利基础设施的建设，并朝着减少和消除各种管制的方向努力。

　　在这样一个民族国家建设的过程中，中越两国制度上的学习和竞争是可预期的。

　　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国家时代的中越关系是日新又新的。

　　农德孟访华是中越关系的一个注脚。

　　来源：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