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福成：中法战争漩涡中

　　李扬帆

　　科举埋没英才，

　　曾国藩慧眼实珠

　　薛福成之才学，堪称后期桐城派(清代文坛最大的散文流派)的典范。薛福成的桐城文化根底深厚，其所著《巴黎观 油画记》，用极富动感的文字演绎了静态的普法战争画面，被后来大学、中学多次作为教材。

　　薛福成自幼致力经世实学，不做诗赋，不习小楷，对八股尤为轻视。21岁时中了秀才后，他在乡试中只中了一个不 能进京会试的副贡生，仕途渺茫。薛福成最终的报国之志，实得益于倡导经世致用的曾国藩。

　　薛福成的求学时代，正值太平天国运动和英法联军侵略中国之内忧外患之时。尽管科场失意，薛福成仍以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士人精神自勉。在26岁时就撰写了有名的《选举论》(攻击科举制度的政论)，27岁向曾国藩上万言书，提出 了《养人才》、《广垦田》、《兴屯政》、《治捻寇》、《澄吏治》、《厚民生》、《筹海防》、《挽时变》的八项建议，由 此受到曾国藩的赏识，他成了曾的幕僚，被保为候补同知、直隶州知州并赏加知府衔，由此与遵义黎庶昌、武昌张裕钊、桐城 吴汝纶同被尊为“曾门四弟子”。薛福成的经世之文，被当时士林推为“首屈一指”，他对西学的研究和西方社会情势之了解 ，黄遵宪称方今于此者，“无逾先生”。

　　薛福成之成长，还得益于另一位洋务派主将李鸿章。光绪元年(1875年)，薛福成入李鸿章幕府办理文案，次年 写就《论与英使议约事宜书》上呈李鸿章，为李鸿章交涉马嘉理案出谋划策，遂得以随行参加与英国公使的谈判，并因此而升 为知府。后来其《筹洋刍议》一书，也得李鸿章大为赞赏。1881年，薛福成写下了《酌议北洋海防水师章程》，提出了对 未来北洋海军的构想。李鸿章的北洋水师建设就是以此为据。

　　挺身抗法，开眼看世界

　　法国觊觎中国南方日久，终于在1883年12月挑起了中法战争。两个月后，46岁的薛福成结束了长达20多年 的幕僚生涯，被实授为宁绍(浙江)道台，走上了中法战争的第一线。

　　晚清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军事行动，对中国而言，是双重的冲击：一方面，中国千年以来建立的朝贡体制受到西方基于 民族国家体制的国际关系规则的冲击；另一方面，中国本身自军事、政治而经济的各个层面，均受到严重的挑战。

　　处于中外交往第一线的有识之士，首先感受到这双重的冲击，他们不得不同时回应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调整与周边属 国的传统关系；二是如何应对中国本身生存的危机。

　　中法之战，几乎把所有的中国官僚都卷入了纠葛中。处于总揽全国对外交涉事务地位的李鸿章，不得不在第一波的交 战后，和法国达成了《中法会议简明条款》。其基本内容为越南可以放弃，云南可以通商。一时间劾李的奏章达47起之多。 时人称：“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

　　在主战之声高涨的情况下，中法战争进入第二阶段。法军在马尾军港击沉中国11艘军舰和19艘商船。福建水师全 军覆没。主战的清流派主将张佩纶临阵脱逃。

　　作为曾、李的得意门生，薛福成自然要被贴上所谓主和派或者“卖国派”的标签。可是，我们看到的是：1885年 ，在保卫镇海、定海之战中，薛福成和所属将领，沉着迎战，守备吴杰亲操大炮炮击法舰，将法国舰队司令孤拔击伤(后来不 治身亡)。这是中法战争中，中国方面取得的巨大军事胜利。薛福成在海防上的胜利和黑旗军在陆上的胜利，显示满清军队依 然具有较强的战斗力。薛福成重视海防早在1881年给李鸿章的筹建北洋水师的建议中已经凸显出来。如今他亲自得以实践 自己的海防主张，他力排众议，筹银几十万两构筑镇海海防工程，用四年时间主持修筑了笠山、招宝山、金鸡山等多处炮台。

　　理性认识的形成

　　李鸿章放弃越南和开放云南通商，实质上牵涉到两个根本问题：一是，在传统的朝贡体制已不符合时代需要的时候， 把宗主国的民族生存捆绑到属国的命运战车上是否合理。其实，放弃越南和放弃琉球一样，是回应时代的合理举措。二是，开 放通商，是无法避免的时代潮流。本身也没有问题。

　　薛福成对国际关系发展的认识，来自他对朝贡体制的反思。一开始，他在越南受到法国的侵略时，便以朝贡体制的思 想为基础提出“守在四夷”的战略，其实质是把周边属国作为缓冲国。随即，薛福成发现法国实力强大得足以攫取越南之后， 他的论点发生了转变。他认为“如竞欲以兵力与法相竞邪，斯为不达时务”。所以，“中国之谋，在自固滇粤边圉耳，在杜法 人无厌之求，而与议定一范围耳”。为此，他把“守在四夷”的传统战略作了变通，成为“先作势欲战而以和为归宿之地”。 其具体目的，就是“划界”。通过和法国的战争之后，划清中国的国防界限，是对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现代国际关系的确认， 也是对朝贡体制的反思。

　　对现代国际关系的认识，直接导致了薛福成利用国际法维护中国主权的现代意识的产生：“西法凡入万国公会者，邻 邦不得无故启衅，同盟诸国必善为维持。”在《筹洋刍议》篇中，薛福成指出“两国议和，不能无约。约章行之既久，恐有畸 重畸轻之事。以致两国之有偏损也，不得不订期修改，以剂其平，此中外通行之例也”。所以，要善于利用国际法维护中国权 益：“即令佯示决裂之形，中国惟当静以待之。其万不能见者，始终坚执一辞，而彼固无如我何也。”

　　中法战争的另一个结果，是使薛福成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变法思想。其一，他主张变革的合理性。所谓“天道数百年小 变，数千年大变”。“世变小，则治世法因之小变，世变大，则治世法因之大变”。其二，他比张之洞更早的提出了中体西用 的洋务总纲。他说：“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

　　“数十年来称使才者，

　　并推薛曾”

　　薛福成在光绪十五年(1889)被清政府任命为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经过五年的出使生涯，在中西文化 差异的对比中，开始进一步反思。有趣的是，他的文化比较视角充满中国特色。比如，他说“彼按中国字义，译彼之圣人曰‘ 耶稣’者。中国俗语呼父曰爷，其敬而畏之者亦曰爷，如金人之呼宗爷爷、岳爷爷……耶者，爷也，盖兼敬爱两义焉；稣者， 苏也，以其既死数日之后而复苏也”。

　　当然，薛福成不仅在具体的外交事务中做出了巨大努力，比如他疏请添设南洋各岛领事和保护华侨。更重要的是，他 通过观察西方的先进体制，把自己的洋务变法思想，上升到体制改革的高度，完成了从洋务派到维新派的转变。

　　其主要认识在于两端：赞赏“君民共主”的政治体制和“富民之术”的经济体制。他称赞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无君 主、民主偏重之弊，最为斟酌得中”。又说：“泰西风俗，以工商立国，大较恃工为体，恃商为用，则工实则尚居商之先”。 所以，为中国富强计，倘若“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乎”。其论已 经超越了后期洋务总纲的“中体西用”，而达到了维新派的高度。

　　薛福成以其出色的才干，赢得世人广泛的称赞。时人即称“数十年来称使才者，并推薛曾”(曾指曾纪泽)。惜乎， 二人均英年早逝，薛福成仅活了56岁(曾5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