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寡妇的孤独生活：成为美国人受到伤害的标志

因为害怕被遣送回国，来自厄瓜多尔的“9·11”寡妇不愿太引人注意

寡妇俱乐部的四个姐妹。

　　5年前，她们在“9·11”中失去了丈夫，她们被称为“9·11”寡妇。她们中的大多数人得到了高额抚恤金，然而金钱能够弥合内心的伤痕么？5年来，她们在痛苦、不安与尴尬中挥别了过去，而其独特的身份，又注定让她们在面对未来时多了几分顾虑和戒心。在“9·11”5周年来临之前，我们把目光投向了这群人。

　　在人们眼中，她们已经成了一种标志，代表着美国人受到的伤害

　　没有绿卡的孤独寡妇

　　她是一名拥有200多万美元的寡妇，但她无论走路还是坐公共汽车都提心吊胆，生怕别人会注意到她。

　　5年前，她的丈夫在世贸中心的恐怖袭击中身亡。与数以千计的受害者一样，她成了“9·11”受害者赔偿基金的受益者。但是，一个秘密将她与其他受害者区分了开来。跟遇难的丈夫一样，她在美国也是“黑户”。美国政府给了她以前做梦也没想到的一大笔赔偿金，但这些钱无法改变她非法移民的身份。她害怕自己随时会被遣送回国。

　　恐怖袭击发生5年后，她仍然生活在恐惧当中。她没有工作签证，无法办理抵押，无法领取驾照。她平时花钱很少，害怕惹人注意，“对未来我很悲观。”跟许多有着类似遭遇的人一样，她不愿透露自己的姓名。“我害怕被媒体报道，那真的很可怕。”在美国国会设立受害者基金后，官员们表示外国人和非法移民都可以获得赔偿。移民局官员也宣称他们不会利用受害者提供的信息来追捕非法入境者。但是，如果他们在其他场合曝光，仍然可能面临被遣返的命运。

　　1992年，她和丈夫付给当地人蛇1.1万美元，从厄瓜多尔来到美国。丈夫在纽约皇后区的一家餐馆里工作，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他们住的地下室环境很差，污水总是漫到地板上。丈夫去世之初，她连地下室的租金都支付不起，也没钱给儿子治哮喘病。当这个来自厄瓜多尔的寡妇第一次听说受害者基金时，她还以为是一个陷阱。在厄瓜多尔的一个山区小镇长大的她，经常是一顿只吃一碗米饭和半个鸡蛋。因为过惯了拮据的日子，这一大笔钱令她不知所措。她本可以带着这笔钱回到祖国，在那里过上舒舒服服的日子。但她眷恋这块地方，她的丈夫在这里工作和去世，而且她想给儿子一个美好的未来。她说：“他们不会理解我的感受，我的心在哭喊。我们需要帮助，我们孤独无依。我们不属于这儿，但我不想回到自己的国家，因为我丈夫的灵魂在这里。”

　　这位38岁的女子竭力把这笔意外之财想成是丈夫留给儿子的礼物，她试图以此来平息心中的不安情绪。在别人的协助下，她用这笔钱进行了投资，万一到时被遣送回厄瓜多尔，她可以利用这笔钱。如今她靠利息过日子，在皇后区租了一个月租金1200美元的两室房子，继续过着俭朴的生活。她看起来依然热情爽朗，只不过越发离群索居。她唯恐自己非法移民的身份暴露，所以跟邻居总是很疏远。她渴望通过工作来填补空闲时光，但又没有工作签证。她也不再去探望老朋友，她们总是对她的暴富冷嘲热讽。她甚至对“9·11”受害者支持团体也怀有戒心，因为那里有很多罹难警察的妻子。

　　“我非常孤独。”她轻声而诉。

　　她的儿子今年17岁，就读于曼哈顿的一所私立学校。在摄影方面儿子表现出了很高的天赋，梦想以后到大学读设计，但身份问题仍然是他挥之不去的梦魇。“我5岁时离开厄瓜多尔，回去怎么办？”他叹息道，“我的生活在这里。”

　　无法完美的百万寡妇

　　卡尔身高5英尺8英寸，一头金发，淡蓝色的眼睛，性格开朗，但“9·11”之后，很少有机会听到她的笑声了。吃饭的时候，她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体重已经明显下降。对她来说，她所居住的斯坦顿岛有太多痛苦的记忆。

　　斯坦顿岛在纽约附近，在“9·11”牺牲的消防员中有78人来自斯坦顿。今天，岛上的街道多数用殉难的消防员的名字命名。5年前，卡尔的丈夫迈克在世贸大厦执行任务时牺牲。镇上的一家酒吧、一所高中的体育馆和棒球场、一座保龄球馆和一所小学的游乐场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从斯坦顿东边开车到西边，几乎每条街都是我熟悉的名字——我丈夫的名字，我朋友的名字。”

　　丈夫殉职后，卡尔处处受到特殊待遇，几乎每天都有人送来鲜花、食品和慰问信。刚开始她对这些突如其来的重视很不习惯。有一次，卡尔应邀去看棒球比赛，半场休息时，她和3个孩子被请到球场正中，全体观众起立鼓掌，搞得一家不知所措。卡尔不能理解这些人，“难道他们鼓掌是因为我没了丈夫？”后来，她慢慢明白了，自己和其他寡妇已经成了一种标志，她们代表着美国人受到的伤害，可以在必要的时候激发爱国热情。“我们开始的确很悲伤，时间长了就觉得累。在公众面前我们必须保持凄惨的形象。不管嘴上怎么说，他们实际上希望我们永远做完美的寡妇。”卡尔渴望被爱的感觉，“但谁愿意跟完美的寡妇约会呢？”

　　随着抚恤金的到来，矛盾更突出了。一个普通消防员的工资并不高，每个月2000美元左右，但

　　走在斯坦顿街头，你会不时看到豪华轿车开过：奔驰、捷豹、凯迪拉克……在这个蓝领聚集的小镇上尤为显眼，这大都是“9·11”遗孀们的车。卡尔也不例外，儿子看中了凯迪拉克，5万多美元的车，卡尔连看也没看就买下了。不久，卡尔发现旁人的态度变了。很多人来找她借钱，卡尔丈夫的一个朋友张口就要借1万元，并声称他认识迈克的时间比卡尔还长。有些寡妇受不了，纷纷搬离了这里。而留下来的也都已经辞职在家，很少出门社交。卡尔还算幸运，结识了另一个消防员，两人感情不错。但卡尔没有再婚的勇气。斯坦顿当地媒体对寡妇们的压力很大，不久前一家日报记者当着卡尔男朋友的面质问她是否已经忘记先夫，让她不知道如何回答。

　　重获新生的幸福寡妇

　　在纽约曼哈顿的史密斯和沃斯基餐厅，4个女人每周都会出现在靠墙的一个固定位置上。看她们高举香槟酒杯，大声说：“为男孩儿们干杯！” 你也许认为她们正在开庆祝会。事实正相反，“男孩儿们”指的是4个人的先夫，他们都曾在世贸大厦办公，一个是投资银行家，其他三个是

　　俱乐部的主心骨是37岁的格百斯，她找到其他3个人，约她们一起在牛排店聚会，这是她丈夫巴特生前最喜欢的餐馆。巴特所在的公司有658名员工在“9·11”中遇难。格百斯仍清晰地记得“9·11”发生的时候，她接到丈夫的那个电话，“我还好。到处一片糟，我得离开这里，我先挂了……”以前每次通电话，无论什么情况，丈夫最后总要说一声“我爱你”，这一次格百斯隐隐觉得不对劲儿。

　　“9·11”以后，格百斯度过了她人生中最难熬的日子。每当有人问她：“你还好吗？”她总是无言以对。而她第一次跟其他3个人见面时，格百斯发现她们有说不完的话，她们所面对的伤痛和生活是如此相似。什么时候该摘下结婚戒指？如何开始新生活？在经历了痛苦、内疚和再次约会的尴尬后，她们仍然对未来怀着憧憬。她们边喝边聊，不知不觉，2小时过去了。“我们最好吃点儿东西，” 格百斯开玩笑说：“否则就没力气回家了。”

　　随后的日子里，她们分享着彼此生活的点点滴滴，“9·11”以后，格百斯每天都会写日记，她把想对爱人说的话，都写在日记里。业余时间里，格百斯还参加了一个写作学习班，开始把写作当成一种心理治疗，不管老师布置什么样的题目，她总是写跟丈夫有关的事情。俱乐部其他成员也有写日记的习惯，几个人一拍即合，决定出书。但是大家不知如何开始。直到2003年，事情终于有了进展。格百斯认识了一个男朋友并开始了一段新的感情。男朋友鼓励她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他帮格百斯联系到了一个出版商，事情进展迅速。

　　出版商帮她们找到专业作家伊夫，由伊夫负责编辑整理WC俱乐部成员写的故事。在此后的一年中，每到星期一晚上，格百斯和其他3个姐妹都跟伊夫会面。伊夫布置一周的写作任务，到了星期四，每人必须按时交作业。下个周一，伊夫把修改后的稿子发还给大家，格百斯在聚会中大声朗读，姐妹们一起讨论，回忆起更多细节。回忆，对她们来说，有时是极其残忍的，很多时候，念着念着，泪水就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每到这时候，伊夫总是会问：“我们是不是进展得太快了？”但是写作已经成了格百斯哀悼亲人的一种方式。终于有一天，格百斯摘下了结婚戒指，那是“开始接受现实的一小步”，但她仍不舍得删除电话留言机上丈夫的声音。

　　如今，格百斯已经结婚两年了，新丈夫约翰很理解她，在婚礼上，他举起酒杯大声说：“为逝去的男孩儿们干杯！”格百斯热泪盈眶，在那一刻，她知道自己找到了新生活。“我终于可以重新去爱，约翰了解我所失去的过去，并会因为这些而爱我更多。”她跟现在的丈夫住在曼哈顿。格百斯的3个女伴，44岁的海恩斯现也已经结婚，最近刚辞职，全心照顾3个孩子。柯林斯现在也已经订婚，并且正准备收养一个孩子。卡林顿刚刚在

　　今年9月11日，WC俱乐部成员将在世贸大厦前出席“9·11”五周年纪念活动。格百斯说：“悲伤的闸门会被打开，但是今年我更坚强了，每天，每年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件礼物。”5年后，她们再坐到一起的时候，笑声会远比眼泪多。对了，那本书的名字叫做《我爱你，真的》，它来自格百斯和姐妹们的口头禅。▲本报驻美国特约记者 王 悦 王小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