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与希望

　　“人类正带着它所有的恐惧带着所有对未来的期望

　　屏息期待自己的命运”在“9·11”五周年纪念的钟声敲响之际，朗费罗的这首诗也许最能折射出人们复杂而又微妙的心境。

　　5年，在历史长河中也只是沧海一粟，但在这个时代的人们心中，过去的5年却弥足

漫长，留下的记忆也弥足深刻。这是反恐战争的5年，是美国转变全球战略的5年，也是国际关系发生戏剧性变化的5年。

　　当反恐战争真的成了持久战，当美国将反恐与防扩散视为左右手的问题，当中东成为了令华盛顿牵挂不已的战略核心地带，当欧亚地缘政治发生了微妙但却深远的变化，人们发现，“9·11”真的成了21世纪分水岭式的事件。

　　当富有同情心的人们追思着5年前魂断世贸的生灵，当美国士兵的父母们牵挂着前线的孩子，当伊拉克的青年男女为了省电不得不坐在屋顶谈情，当美国国会打开“9·11后遗症”听证会的大门，世人也许更能理解贝尼特的那句经典诗句———“时间太久，代价太高，痛苦洒满道路”。

　　已经5年过去了，而约瑟夫·奈仍在说着他那句让布什团队耳熟能详的话：“仅依靠军事力量等‘硬实力’无法战胜恐怖主义，只有将‘软实力’和‘硬实力’结合起来，才是制胜之道。”这句话让五角大楼中的一些人汗颜，也使得人们更能深刻感受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的巨大差异。

　　用奈的话说，美国过去5年来与恐怖主义打了两个回合，各有胜负。

　　第一个回合是在阿富汗。在世界范围内近乎压倒性的支持下，美国只投入了有限的军事力量，便使“基地”组织失去根据地，许多重要成员被俘，指挥系统遭到重创。这个回合的胜利属于美国，也属于全球反恐联盟。而那段日子，也是布什最诗意的白宫岁月。

　　但过于顺利的战争却也在不知不觉中滋生了一些人内心的傲慢。在较之苏联轻松得多地拿下喀布尔之后，五角大楼的鹰派开始以为，没有其他人的支持，美国也一样能够独力平息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火焰。这使“9·11”当日曾说出“今天，我们都是美国人”的法国人感到失望，也使为任何解决国际问题的合作与努力提供广阔空间的联合国舞台显得落寞。而萨达姆也开始倒数起他留在巴格达的日子来。

　　第二个回合不可避免地展开了。让包括奈在内的许多美国人感到遗憾的是，在布什政府不顾国际社会反对，悍然入侵与“9·11”事件和恐怖组织并无直接联系的伊拉克之后，人们发现，被打开的“潘多拉的盒子”不仅没有放出希望，却把绝望、血腥、仇恨、悲伤等等负面的因子通通放了出来，恐怖主义不但没有被铲除，反而借鸡下蛋地把伊拉克变成了滋生恐怖的土壤。奈无奈地摇摇头说，在这一回合，美国已经失败。

　　更令美国人感到难堪的是，伴随着继续日日不息的坏消息，虐囚、黑狱、窃听等一系列丑闻也同时接踵而来。而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在这其中扮演不光彩角色的一些人，对此却不以为然，就像《一个德国人的故事》一书的作者塞巴斯蒂安·哈夫纳曾经说过的那样：“那不是我做的。那是一场游戏，我只是在其中扮演了一个角色而已。”

　　但问题是，大多数美国人和几乎所有美国之外的人却不会这么看。在他们看来，一个不光彩的角色也许可以说成是个案，但许许多多个不光彩的角色，却会影响到美国在这个世界上扮演的角色。

　　今天，也许会有美国政客犹太人说“今天，我们都是以色列人”，但却很少有人再会充满感情地在伊拉克街头说“今天，我们都是美国人”。

　　不仅如此，这些反面教材还被恐怖主义很好地利用来发展它们的队伍。在绝望、贫困、仇恨等多种因子的佐料下，基地主义开始在许多地方传播起来，反美主义也较以往更为容易滋生起来。让人忧心忡忡的是，一些甘心充当人弹的妇女和青年，却在从容地说着与因在意大利开展恐怖活动而入狱的切萨雷·巴蒂斯蒂相似的话：“是他们迫使我们拿起了武器……如果有机会重来一次，我还会选择同样的道路。这是我一生中做过的最有趣、最快乐的事情。”

　　法里德·扎卡里亚说的“反恐战争是一场打击到处散布恐怖观念的思想战”的话不无道理。而为了打赢这场“思想战”，就必须做更多赢得而不是失去民心的努力，并且要尽可能去除恐怖观念最容易滋生和蔓延的“空洞”地带。

　　其实早在“9·11”之后不久，美国军事专家托马斯·巴尔耐特就曾警告说，本·拉丹和“基地”组织都纯粹是全球化“空洞”地区的“产品”。“实际上，这是全球化‘空洞’对全球化“核心”的最残酷的回应，它显示出我们不顾及这些陷入无政府状态的地区的死活，就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当布什总统缺席许多事关全球利益的重要会议时，他是否会意识到，他所漠不关心的地方，恰恰正是恐怖主义最快乐的滋养区。

　　而让五角大楼中的克劳塞维茨的信徒感到尤其尴尬的是，目前伊拉克的局势正是克劳塞维茨最忌讳的战略性错误之一。克劳塞维茨认为要真正打垮一个对手，“在政治上的处境必须能保证，这样的一次胜利不致招来新的更强大的敌人，不致为了对付他们而丢开原来的敌人”。抓住萨达姆，并没有顺理成章地引来伊拉克的春天。

　　也许真正的春天只是属于夏日里清醒的头脑、秋日里辛勤的臂膀、冬日坚定的双眼吧。那是一种寰球同此凉热的清醒，那是一种一点一滴掩埋“黑洞”的辛勤，那是一种充满同情和宽忍之心的坚定。

　　那同时也是一种选择。就像《文明的冲突》的作者塞缪尔·亨廷顿在《我们是谁》一书中所提出的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的课题一样。作为20世纪这个意识形态世纪和意识形态冲突世纪结束的象征，“9·11”宣告了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在这个时代里，人们主要是从文化和宗教信仰的角度界定自己。

　　而美国人需要认真思考的是，美国该与世界各地保持什么样的关系，是拥抱世界，向别国人民和文化开放，还是试图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去改造别国的人民和文化，抑或是，保持自己社会和文化的特性，使之不同于别国人民的社会和文化？

　　历史充满了如同“9·11”事件一样的转折点，但是，历史没有回头路。今天，人们纪念“9·11”，不是为了抱怨，也不是为了叹息，而是为了拍去身上的灰尘，撤去眼中的横梁，把过去5年间所失去的相互理解和信任重拾起来，把对未来的希望凝聚起来，牵着手，而不是握着拳，一同默念《基度山伯爵》中的那句传世经典：

　　“人类的所有智慧，都可归结为四个字———等待和希望。” （作者系早报学术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国际问题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