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白宫首席智囊团（组图）

　　上世纪50年代，他们对朝鲜战争以及苏联发射卫星事件进行了准确评估，此后，在诸如中美建交、古巴导弹危机、德国统一等重大事件中，他们同样进行了成功预测，这，就是全球著名的决策咨询机构兰德公司。作为白宫头号智囊团，兰德公司不仅因其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声名鹊起，也以其研究方法而闻名。日前，“太平洋论坛—2006”在沪举办，记者采访了与会的兰德公司执行副总裁迈克尔·里奇、高级经济顾问查尔斯·伍尔夫、政治学家埃里克·荷金伯斯，请他们畅谈兰德故事，并给出有关亚洲问题的观点。

　　“我们推动了美国太空计划”

　　记者：我们知道兰德成立之初主要为空军服务，但现在它已经是一个全能型的决策咨询机构了，很重要的是，兰德的一些研究影响了美国政府决策，那么，你们的研究报告如何变成了白宫的政策？能举些实例吗？

　　里奇：兰德公司是独立的研究机构，不是政府的一部分，我们进行研究和分析，为客户提供服务，当然政府也是我们的重要客户。兰德的任务是通过分析和研究改进决策者的工作，当然我们科学的、客观的研究也为政府决策提供了依据，也很高兴看到政府采用了一些我们的建议，我们也通过发表我们的研究报告来吸引人们的关注并产生影响力，一些建议会被采纳，但并不是所有的都被接受。我们总会选择最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并试图找到解决的途径。我们有三分之一的课题来自客户的要求，三分之一是我们认为重要的而向客户推荐。

　　伍尔夫：我们的研究成果是有一部分为政府所用，比如国防部、情报部门等，但那只是一部分。比如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为防止核战争的破坏，兰德参与了阿帕网的开发，为美国国防部、情报部门的网络正常运转提供保障，也正是在阿帕网的基础上形成了现在的因特网。

　　里奇：我想最好的例子就是1946年兰德对世界卫星发展初始阶段作了预测和评估，这份报告也推动形成了当时美国的太空计划。

　　伍尔夫:我在兰德公司工作了50年，它就像我的家一样。1956年我加盟兰德时，世界正处于二战之后、朝鲜战争刚结束、越战之前、冷战早期，那时兰德的研究领域还比较窄，主要聚焦核战略方面，比如有关第一次打击、第二次打击、相互保证摧毁等战略的研究，以及美国的轰炸机群应设在国内还是国外，战略轰炸机力量、导弹力量、海基发射力量各应占多大比例等等。进入最近的10—20年，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兰德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我们进行更广泛的政策研究，既包括国家安全问题，也有国家安全以外的课题，比如卫生、教育、能源、刑事公正、环境问题、生态问题等，现在的预算是每年2.5亿美元，也被平均分配到各个领域。而在安全问题上我们也开始更关注恐怖主义、动乱、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核武器和生化武器扩散等课题。

　　“我们的文化是客观”

　　记者：作为闻名世界的政策咨询公司，兰德依靠什么造就了今天的地位？能谈谈兰德的研究方法吗？

　　伍尔夫:1956年我加盟兰德时，它已经建立了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传统以及高质量客观研究的声誉。我们汇聚各学科专家的智慧，科学家、经济学家、人类学家等会联手攻克一个课题，比如对恐怖主义的研究，我们就会涉及社会学、宗教神学、人类学等等多个领域的研究，兰德公司也走出了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我们还会先提出问题，然后请专家回答，经过反馈后再研究分析并反复征求各方面意见以形成最后的结论。此外，我们采用系统分析模式，对整个问题的有关部分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并研究各个部分的变化与其他部分的关系。上世纪70年代我们建立了兰德研究院，我曾是第一届研究院的院长，创立了有关课程和系统分析的概念，这种方法也是目前用得较多的一种分析方法，而兰德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兰德的文化是客观，不像有些传统的基金会和企业研究所与共和党或民主党关系密切，兰德没有党派之见，我们跟政府有联系，但并不跟特定的哪一届政府，我们反映的是各个角度的看法。

　　美国希望中日关系平稳

　　记者：您如何看待目前的中日关系？

　　荷金伯斯：我认为，中日关系无疑是影响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问题，对亚太和平也很重要。一是有关地区主导权和影响力之争，日本能否接受中国的和平崛起，另一方面是由历史问题引起的两国关系紧张。此外，两国都存在的民族主义也可能对今后的关系产生危害。总之，影响中日关系的各种复杂因素在相互撞击。但中日之间也有一些积极因素，比如经济上的互补和合作，双方领导人也有改善关系的意愿等。

　　记者：可以说，作为小泉首相的继任者，安倍的当选已经没有什么悬念，那么您如何评估小泉卸任后的中日关系走向？

　　里奇：事实上，我认为任何政府的新变动都可能带来政策改变的机会。

　　荷金伯斯：我同意迈克尔的观点，这的确是一次新机会。虽然安倍以前曾有过支持参拜的言论，但有人认为安倍不会像小泉那样去参拜以获得谈判中讨价还价的筹码，其在竞选纲领中也表示了不去参拜的可能。

　　记者：那么再让我们谈谈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一方面美日是军事盟国，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的发展，美中也能在经贸问题或是国际重大问题上找到共同利益，那么，在中美日三角关系中，美国会扮演什么角色？

　　荷金伯斯：从根本上说，美国考虑问题会从自身利益出发。美国在亚太地区有自己的利益，美中有经济等方面的联系，美日是盟友，中日摩擦可能让亚洲分裂成竞争的两极，而美国也会受到影响。华盛顿和北京的双边关系前景充满希望，但中日关系的危机可能让中美关系出轨，虽然这种可能性很低，因此美国希望中日关系保持平稳合作，但中日间的问题还要靠你们自己解决，这个和解的过程是一个需要不断进行微调的长期过程。

　　美朝谈判难离多边框架

　　记者：关于朝鲜核问题，一方面，有消息称美国正在考虑本月末宣布对朝鲜的经济制裁，另一方面，日前进行新一轮东亚行的美国助理国务卿希尔表示，只要平壤重回谈判桌，美国将同意与其双边会谈，您如何评估？

　　伍尔夫：在我写的《朝鲜的自相矛盾》一书中，我对一些问题作了总体的论述，针对你这个特定的问题，我个人认为，美国希望朝鲜回到谈判桌上来，但是，我认为美朝的双边谈判只可能在六方会谈多边框架下进行。如果朝鲜不改初衷，我个人觉得，首先，美国可以维持对朝鲜金融账户的冻结，其次，美国财政部可以对朝鲜的某些行为进行特别关注，第三步，如果美国愿在多边框架下与朝方进行双边会谈的条件仍不能让朝鲜回到谈判桌上，美国可能要求相关国家采取措施进行配合。日本也许会考虑切断朝鲜部分资金来源。如果朝鲜再次试射导弹，美国可以启动导弹防御系统进行拦截，如果有关国家不愿意合作，那么美国可能单方面进行拦截。

　　新闻人物——

　　查尔斯·伍尔夫

　　兰德公司高级经济顾问。哈佛大学经济博士，专攻世界经济政策、经济事务及外交和防务政策的关系。其最近的研究聚焦亚欧长期经济和军事趋势，最新的研究课题是有关朝鲜半岛统一的评估。1970—1997年，伍尔夫出任兰德研究院院长。

　　 埃里克·荷金伯斯

　　兰德公司政治学家。麻省理工学院博士，是东亚政治、安全事务和政治军事关系专家。他最近完成了一本有关东亚军事关系的书，并与人合写了以中国与发展中世界为题的专著。加盟兰德公司前，他是外交关系委员会亚洲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

　　迈克尔·里奇

　　兰德公司执行副总裁。加州大学法学博士，专攻防务系统等领域。曾任兰德公司国家安全研究分部的副总裁和国家防卫研究学院主任。他发表了很多有关国家防卫的报告，包括B—2采购战略、武器采购趋势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