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中国》：传统江湖对现代秩序

　　编者按：清末至民国初期，江湖的价值观、组织模式和习俗规范从“道上”扩散到整个社会，导致了近代中国社会结构和文化的“江湖化”。今天，形形色色的江湖组织不在了，但江湖的价值观和习俗规范衍变成的隐形惯例制度，仍然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江湖中国》一书借研究这段“江湖化”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颇富挑战性的命题，那就是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理解中国的传统变迁，以及如何看待传统变迁对全球背景下的现代转型的影响。

　　考察一个词的准确含义的可靠办法就是寻找其反义词，但是，对于像“江湖”这样含义丰富多元的词来说，这种方法需要略作修订，或许，我们需要找到若干个反义词，才能确定“江湖”的含义。在传统文化的习惯中，江湖首先对应的是庙堂，范仲淹有言“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其次，对应的是乡土，《水浒传》里各位英雄都是流落到“江湖”中来的，可见江湖乃是失去乡土天堂的人暂不得以的栖身之所，尽管也有乐不思蜀的可能。而在《江湖中国》一书作者这里，江湖取得了更为丰富的含义。

　　“江湖中国”的诞生

　　在本书中，江湖首先是指江湖社会，其存在于“清代以前”，“不断溢出过剩的人口，脱离传统定居宗族体制，孕育萌生了江湖社会”，在这一阶段，江湖只是作为一种体制外力量而存在，处在边缘和地下的状态；其次是指江湖时代，它“不是农业宗族社会，当然更不是现代法治社会”，而是“古典与现代之间的过渡产物”，也就是作者所指称的“1800年之后，一个全新的时代”。作者认为，由于人口压力的作用，导致“游民比例开始攀升”，于是，原本只是体制——庙堂和乡土宗法社会——外产物的江湖获得了主掌社会的权力，江湖组织模式——会党、教门、商帮、同乡会——登堂入室，不仅在组织上，进而在文化上、伦理上都取代了原来维持社会运行的主体力量。“江湖中国”就此诞生。

　　这当然是一个有见地的看法，准确地把握到了中国社会由古代向现代转型时期的特征之一：传统价值观念和社会组织形态的崩解，以及原本体制外力量的崛起。同时，作者也清晰地认识到，原本体制外的力量和体制内的力量本身也有同构关系，在1800年之前，江湖是“蜕化的‘儒教’”，而1800年以降，“江湖化的建构，既颠覆正统儒教，又吸收儒教价值碎片，担纲体制外秩序建构，从而形成一个既非正宗儒教，又脱胎于儒教的怪物，也搀和一些道、佛化碎片，形成一个后古典时期的大杂烩”。据此，在认识江湖现象的流变时，作者作出了“江湖萌芽——体制外江湖的崛起——体制内江湖化”的结论，用以把握江湖这一非正式制度在中国社会的地位与作用，尤其把考察的重心放在了体制内江湖化也就是“江湖中国”的阶段。

　　传统江湖对现代秩序

　　对此，有两个问题需要澄清。首先，如果江湖时代不过是古典时代体制外力量大规模出现并僭取了权力，且体制内外力量又有同构关系，那么，江湖时代何以能够成为一个古典和现代之间的“过渡”呢？作者所提出的人口压力、流民蜂起，完全可以导向一个传统的解决方式——起义、战争、改朝换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才是传统中国体制内外对立的更常规解决模式，也是人口资源冲突更常规的解决模式。这也正是本书的一个重大缺陷，也就是说，本书试图从人口资源矛盾和传统社会流变的角度来洞察1800年以后的中国社会转型，诚然是一个不错的视角，但是，正如我们所熟知的，这乃是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其之所以“未有”，就在于这是第一次在全球背景下展开的中国历史，是第一次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层面遭遇全面冲击下的中国历史，如果在一开始就忽略或者低估全球化背景对1800年以后的江湖时代的影响，所得出的结论肯定是不完整的。

　　其次，“体制内江湖化”的考察也有悖历史的真实，中国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是拥有过《临时约法》的国家，在1928年以后，中国无论是在经济制度还是在法律建设上，也有相当重大的进步，一个由政党领导的、通过大众传播和意识形态加以组织的体制形态，正是在本书所着力考察的。因此，在近现代中国社会，既有“体制内江湖化这样的失落过程”——蒋介石确实经常与人换帖拜把子，但更为重要的，却是现代体制的逐步浮现并确立，中国的法治与现代化不可能等待“体制内江湖化”完成后再行出发，恰恰相反的是，中国的法治与现代化正是在与“体制内江湖化”这一趋势的长期斗争过程中存活下来，并因此在历经磨难后依旧没有丧失其生命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书因为在整体分析中没有充分考虑这一因素，所得出的结论颇有可商榷之处。

　　之所以中国没有重回传统的解决方式，而是在跌跌撞撞中走上了持续的现代转型，历经洋务、维新、民国、人民共和国直到今天，正是因为1800年后的中国社会拥有了与传统社会迥然不同的异质，那就是源自西方的现实冲击和观念引进，是自《海国图志》直到《共产党宣言》的影响。具体而言，无论是日趋消亡的古典体制力量，还是暂时僭去主导位置的江湖力量，他们都脱胎于传统，乃是建立在熟人伦理之下的圈子规则，而全球背景下的现代冲击，带来的是大社会之下的抽象规则，是建立在个体私域与自主基础之上的普遍性规则体系——哈耶克先生名之为“自发秩序”。1800年以后的中国社会，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两种规则秩序的冲突进退之争，而非古典时代所诞生的体制内外之争，因此，作者所言之江湖时代，诚然不失为当时时代的一个面相，但只有将其放入全球背景下的中国现代转型这一场域，才能获得其应有的意义与价值，只有在这两者之间相互对立此消彼长的关系中，江湖时代才可以被更准确地理解。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江湖中国》一书提供了一个颇富挑战性的命题，那就是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理解中国的传统变迁，以及如何看待传统变迁对全球背景下的现代转型的影响。（莫之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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