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吉尔写回忆录赚大钱 赫鲁晓夫写书全凭记忆

图为杜鲁门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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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丘吉尔回忆录

图为赫鲁晓夫回忆录

　　上世纪中期，世界经历了二战、朝鲜战争以及美苏对抗等重大事件的严酷考验。作为当年见证这些历史事件的“政治巨头”，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美国前总统杜鲁门、苏联前领导人赫鲁晓夫各自为后人留下了记叙那些特殊年代的回忆录。由于他们各自的主题不同、所处境遇不同，几部回忆录为后人留下了不同的影响和思考。

　　丘吉尔赚得钵满盆盈

　　1945年，带领英国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丘吉尔，因保守党在大选中失败而黯然离开首相宝座。一下台，他就投入到了撰写二战回忆录的工作中。

　　对丘吉尔来说，写传记并非头一遭。多年前，在一战期间担任过政府要职的丘吉尔，曾历时8年写出一套五巨册的一战回忆录《世界危机》。作为二战期间的政治巨头，他更是参与了英国几乎所有的重大决策。撰写一部二战回忆录，是他从当上首相就开始考虑的事情。因此二战期间，凡是经他手的重要文件，丘吉尔都嘱咐助手留下一份抄件。平时，他还有把所见所闻写成文字的习惯，因而保留了大量的便条、备忘录和手令。同时，他与美苏领导人罗斯福、杜鲁门和斯大林之间的大量信函，也都以私人文件的形式被仔细地保存下来。所有这些资料、文献，都构成了他撰写回忆录的珍贵素材。

　　写作一部规模宏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是非常艰巨的任务，而此时的丘吉尔已70有余。因此，在朋友的建议下，丘吉尔将英国军队的许多专家召到身边，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写作班子。由这些人负责查阅资料、核对事实，并对他不熟悉的个别问题提供说明。丘吉尔则按照自己的习惯，每天口述大约9000字，由两个能干的秘书班子倒班辅助他写作。在撰写这部巨著之前，丘吉尔向出版商预支了稿费，还与美国《生活》周刊商定复制其多幅绘画作品，筹得2.5万美元现金充当写作经费。为了争夺丘吉尔回忆录的首先连载权，英、美两国的著名杂志竞相抬价，最后，美国的《生活》周刊用200万美元的价码得到了刊载权。1948年2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书稿校样被空运到美国，6月份正式出版。到了10月份，总印数已达到21万册。其后，很多国家也相继出版了本国语言的译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为丘吉尔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也让他赚了个钵满盆盈，其稿费收入甚至超过以往他所有稿费之和，以至于《星期日泰晤士报》声称，“20世纪很少有人比丘吉尔拿的稿费还多”。而丘吉尔自己则说：“我不是在写书，而是在积累财富。”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的巨大成功，1953年瑞典文学院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这样说道：“一项文学奖本来意在把荣誉给予作者，而这一次却相反，是作者给了这个奖项以荣誉。”

　　杜鲁门的古怪要求

　　接替病逝的罗斯福担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撰写过一部《杜鲁门回忆录》。对中国学者而言，这部回忆录被引用得最多，因为它讲述了朝鲜战争爆发前后美政府对战争形势的错误反应，让中国读者了解到了这场战争的另一面。不过杜鲁门写回忆录，可不是出于对写作的爱好，而是因为他的经济出现了困难。

　　杜鲁门跟钱财缺少点缘分，从政前，他曾一门心思想发财，跟别人合伙经营过采矿公司、石油公司，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还落得个债务缠身，最后不得已才走向政途。1953年，卸任后的杜鲁门因为不善理财而再度面临经济困难。为了摆脱生活的拮据，他于当年2月，与美国《生活》周刊签署合同，将其回忆录的全球发行权卖给了《生活》。这笔交易当时没有公开价码，事后经好事者暗查，总价值60万美元。在十几名助手的协助下，杜鲁门开始了撰写工作。此时正值丘吉尔的鸿篇巨制《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在全球热卖。所以从动笔开始，杜鲁门就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当时，他最常跟身边人说的一句话就是：“我可不是作家！”

　　依据美国法律，总统任职期间的文件属私人财产。杜鲁门退休后，从白宫带出来的文件总共有50大箱。这些珍贵的材料本来可以帮助他撰写出一部规模庞大、资料翔实的回忆录，没想到，过多的资料反而使撰写工作走了一大段弯路。1953年11月，出版商汤普森发现杜鲁门的回忆录进展得并不理想，“素材泛滥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虽然杜鲁门固执地坚持写作要以自己为主，但汤普森还是派来了《生活》周刊资深编辑霍夫曼协助他写作。这位职业作家一星期连干七天，杜鲁门惊叹地直说：“这简直是玩命。”很快，霍夫曼就发现与这位性格怪僻的总统实在难以相处，于是他只干了1个月就甩手走人了。1956年，杜鲁门的回忆录终于正式出版。签名售书那天，他向出版商提出了一个古怪的要求：为他从街角的平价商店买两支1美元多的钢笔，他说，“我可不想帮什么品牌的钢笔做广告。”不过，当天的签售会盛况空前，5个半小时，杜鲁门就签售出4000多本。

　　赫鲁晓夫写书全凭记忆

　　与丘吉尔和杜鲁门相比，苏联前领导人赫鲁晓夫撰写回忆录时，条件相当窘迫。他不仅没有自己的写作班子，还自始至终受到“干扰”。

　　赫鲁晓夫的记忆力惊人，每当有人问他各种问题时，他都能滔滔不绝地讲出当年的那些人和事。于是，在身边人的不断恳求下，1966年8月，赫鲁晓夫终于答应口授一部自己的回忆录。这是他被免职下台的第二年。

　　赫鲁晓夫的口述是从古巴导弹危机开始的，帮助他记录整理的是孙女婿彼德罗夫。由于怀疑居住的

　　赫鲁晓夫写回忆录，让通过政变手段把他赶下台的勃列日涅夫寝食难安。1968年4月赫鲁晓夫生日这天，苏共中央突然把他叫去，要他停止回忆录的写作。赫鲁晓夫不禁勃然大怒：“一切是你们说了算！你们这样做，我一点也不奇怪。不要紧，我能找到糊口的办法！我去当钳工！我记得怎么干！要不，我就背上包袱去要饭，会有人给我饭吃的！”不过事后，他并没有乖乖地停止写作。

　　在谢尔盖的建议下，赫鲁晓夫通过英国驻莫斯科的记者路易找到了一家西方的出版商。为防被骗，出版商特意托人从维也纳给赫鲁晓夫带来一黑一红两顶礼帽，要求他带着这两顶礼帽照两张照片，以证明回忆录确实出自他的手笔并经本人同意出版。

　　1972年1月，赫鲁晓夫的回忆录正式出版。可是，由于他的口述从始至终都是在半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并且没人帮助这位70岁的老人核对史实，这部回忆录还是有部分内容与史实有出入。在回忆录中，赫鲁晓夫极力吹嘘自己的对美政策，甚至称美国总统肯尼迪为“我的伙伴”。而他在有关中国的章节中，则大骂中国领导人，推卸中苏论战的责任，对苏联在二站后将旅顺和大连“免费”交还中国心有不甘，对中国领导人提出的“百花齐放”和“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等口号冷嘲热讽。这些文字都为后世学人研究20世纪中期的苏美、中苏关系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张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