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难忘的合作 ——中国外交官眼中的潘基文 中国前APEC高官 王嵎生

　　安理会今天将举行正式投票，以决定下任联合国秘书长的人选。由于竞争对手已全部退出，如无意外，韩国外交通商部长官潘基文几乎已经笃定当选。

　　这次很多优秀人士参加竞选，潘基文能脱颖而出并非偶然。1995年，我曾同他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共事，同为自己国家的APEC高官，对他的为人处事颇有了解， 有些事甚至印象深刻，至今难忘。

　　潘基文在竞选过程中一马当先，很快取得绝对优势，国际社会普遍欢迎、反应积极。但也有人担心他“过于亲美”，或认为他“过于软弱”。其实不然。他是一个既灵活又坚定、处事温和、公正的外交家，而且还带有一点人情味。他在美国工作多年，确实同美国关系密切，但他同很多国家关系都不错，同中国的关系也相当友好。如果说他“亲谁”，他“亲”的是韩国自身，以及维护国际行为准则。

　　我与潘基文有过一次难忘的合作。1994年，APEC领导人茂物会议制定了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的两个时间表，要求发达成员不晚于2010年、发展中成员不晚于2020年完成任务。1995年，APEC制定“大阪行动议程”时，成员间最大的分歧是，这两个时间表是否具有“约束性”和“全面性”；是否允许必要的“灵活性”。美加澳等发达成员坚持前者；中日韩等成员，由于农产品等方面的实际困难，则坚持后者。大阪领导人会议前夕，日本考虑到东道主地位，态度暧昧，退居幕后。但韩国态度坚决。

　　潘基文私下告诉我，在农产品问题上，韩国由于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没能顶住，让步太多，损害了国家重要利益，造成国内动乱，总理被迫辞职。这次金泳三总统亲自指示，必须坚持保有“灵活性”，“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潘基文还说，必要的“灵活性”是APEC自主自愿原则的一个重要方面，不能妥协，并希望中国鼎力相助。当时中国同韩国的处境和立场十分相似，因此我自然完全赞成他的主张。我们约定，各自扮演不同角色，从不同角度施加影响。

　　由于潘基文苦口婆心地做工作，向美加澳等成员晓以利害，并在施加适度压力的同时，做出一些技术性的妥协，最后终于达成各方基本上都可接受的案文。即在序言中写明，所有成员都要按期全面完成贸易投资自由化；同时又在具体条文中规定，在处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引起的问题时，允许有“灵活性”。

　　这个难题的顺利解决，是潘基文外交经验与智慧的一次很好的表现。既坚定又灵活；既维护了国家利益，又照顾了发达成员的立场。这正是秘书长所需要的素质。

　　由于办事得力，争取“灵活性”有功，潘基文不久便荣升总统府典礼官，成为金泳三总统身边的得力助手。

　　潘基文有时也很幽默。在我访问韩国期间，我祝他荣升要职，他却开玩笑说，现在“更辛苦了”。每天早晨上班时，见到部长，他都得点头鞠躬，弄得脖子都酸了。不过也有点“回报”和安慰，过后部长们要想见总统，或者要急送文件，不得不亲自到他的办公室来，向他点头鞠躬。在幽默中潘基文透露了他的实际身份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