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拉斯的姿态表明：真正的忏悔不是靠发表痛快的讲演就可以办得到的，而必须把自己整个生命都放在天平之上；真
正的反省不是在善恶、好坏之间做出简单取舍，而是要让一切价值还原到历史的情境之中。
撰稿／宋明炜
最近，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在回忆录《剥洋葱》中承认曾参加“党卫军”的事引发了轩然大波。格拉斯是当代欧洲
重要的反纳粹人士，“但泽三部曲”既是着眼于个人心灵发展的成长小说，也是描绘纳粹德国精神历程的历史反思巨著。而且
格拉斯更积极地参与到欧洲政治生活之中，曾为德国总理布兰德撰写多篇检讨德国犹太政策的讲演稿。批评者认为，有意隐瞒
加入“党卫军”的过去，给格拉斯一向标榜的反纳粹立场投上了阴影。格拉斯本人的答辩是：“只有现在，当我已经垂垂老矣
，我才找到恰当的形式在一个更广泛的背景下谈论这件事。”
“德国人的思考方式不是政治的，而是悲剧式的、神话式的、英雄式的。”这是托马斯·曼针对包括自己在内的德国
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的描绘，这个描绘也可应用在格拉斯的身上。但是在二战之后，像托马斯·曼那样站在人文主义立场上反对
纳粹的那种悲剧式的精神气质从德国知识界中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一种看似理性实则偏激的政治意识，其背后的意识形态逐
渐显露为统摄着今日美国社会(及其影响范围)的保守主义思想。尤其在最近二十多年间，是一种善恶对立、非此即彼的政治
正确性在支配着德国的忏悔话语。对格拉斯大加指责的菲斯特(《希特勒传》的作者)，本人也新著有一部回忆录，反省他的
纳粹经历，书名是“不是我”，言下之意是说：那一场政治灾难都可归咎于希特勒和他的邪恶政治，而作为“天真的年轻人”
的菲斯特，只是茫然无知地被席卷其间。菲斯特的忏悔是政治性的，他通过这个忏悔认同了政治正确的新意识形态，并以此让
度了自己的责任。但格拉斯的忏悔建立在主体自觉之上，那个在书中时而用第三人称描述的年轻的格拉斯，不是一个“茫然无
知”的人，而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并且格拉斯相信，加入到纳粹德国及其意识形态的建设事业中的，不只是那些天真汉们
，而更主要地是受到了良好教育、有思想、有主体性的德国人；更为重要的是，那个被“妖魔化”的纳粹德国的精神世界中，
也不是可以用意识形态一言以蔽之的。
格拉斯的姿态表明：真正的忏悔不是靠发表痛快的讲演就可以办得到的，而必须把自己整个的生命都放在天平之上；
真正的反省不是在善恶、好坏之间做出简单取舍，而是要让一切价值都还原到历史的情境之中。尽管也许迟了六十年，但格拉
斯作出了他发自个体心灵之内的忏悔，而且他的忏悔方式正如托马斯·曼所形容的那样——是悲剧式的、神话式的、英雄式的
。这个判断的意义在于，格拉斯不顾及“政治正确性”，将自己的忏悔摆在了作为身处历史之中的个体思考者的主体位置上。
这个位置也许在政治上“暧昧不明”，但也正是因此，格拉斯的充满内省性的文学自传重现了德国人的精神历史，后者具有的
悲剧感不能以纯然理性的政治话语言尽，其所具有神话般的表象形式，也不是能够简单地用“非此即彼”的政治思维来加以批
评的。
格拉斯的书名叫做“剥洋葱”，他对于个人和民族经验的回忆，即如“剥洋葱”的过程，痛苦而辛酸。那被层层剥落
的历史的碎片，不断加强了一股令人难以面对的辛辣之味，它以无法言说的方式表达了历史带给个体的复杂感受。格拉斯在已
经功成名就、迈入暮年的时候，敢于再次和读者分享他“剥洋葱”的痛苦和辛酸，而且他剥下的是自己的皮肉，这行为使他加
入到人文思想史中那些最伟大的忏悔者的行列。
在另外一个意义上，“剥洋葱”的比喻凸现出了历史记忆的吊诡之处。那一层一层的剥落过程中可能有着意料不到的
发现，呈现出许多被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所压抑的故事——比如格拉斯在小说《蟹行》中重现了装载着九千德国难民的“古斯
洛夫”号被苏军炸沉的经过，这个几乎无一人生还的海难比“泰坦尼克”号遇难更为令人发指的地方是，它完全被人忘却了；
而格拉斯在“剥洋葱”式的回忆中让这许多“被迫遗忘”的时刻重新获得了生命，包括德累斯顿的轰炸，纳粹德国的最后岁月
，以及他作为纳粹信仰者的青春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