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弓没有回头箭”——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新书回忆执政生涯

　　本报驻慕尼黑记者严建卫

　　引言

　　最近，一部“政治畅销书”在德国乃至国际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它就是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新近撰写的回忆录——《决断——我的政治生活》。在这部长达554页的书中，施罗德

回顾了红-绿政府执政7年的经历，并对其中的许多事件和人物进行了评价。虽然作者的一些阐述引起了很大争议，但人们至少可以通过施罗德的观点和诠释了解近年来德国和国际上发生的一些重要事件，解开某些尚未破解的谜团。

　　本文是该书主要内容的摘编。

　　支持中国参与多边合作

　　施罗德每年都要访问一次中国，他曾力主解除欧盟对华武器禁运，其对华政策甚至在德国也曾受到批评，他的回忆录中在提及中国时这样写道：

　　由于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被炸的消息突然传来，所有(为解决科索沃问题)的和平努力都变得悬而未决。我立即意识到，这是一次酿成严重伤亡的不可原谅的事件，它会使中国民众和政府做出强烈反应。

　　然而恰恰在这个时候，1999年5月，我们正在筹划我作为总理的首次中国之行。当时，访问的几个站点以及参加访问的人员都早已敲定。虽然我并不想取消这次访问，但要想兑现精心准备的会谈和参观项目恐怕是不可能了。

　　于是正式的代表团访问被推迟了。我只好先带施泰纳(德国总理府前外交政策顾问)和赫耶(德国政府前发言人)飞往北京，进行了为期一天的工作访问。那次飞过去用了10小时，在那里逗留仅仅几个小时，归程又用了10小时。但我认为，此次访问十分重要，因为这是我作为北约的代表向中国政府进行的公开、正式的道歉。这次与中国领导人的会晤使我感到，我的道歉不是没有成效的。中国媒体对此也进行了足够的报道。后来，中国在巴尔干冲突中保持了中立，为阿赫蒂萨里(芬兰前总统、当年的北约特使)的调解行动打开了绿灯。

　　在原来的设想中，那次不得已而取消的访华本来是要作为德国对华政策的新开端的。对于改善德中关系，我是从当选总理后一开始就给予重视的。所以我决定今后每年至少都要访问一次中国。当然，发展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对一个世界头号出口大国德国来说意义重大。德中经济关系发展成果显著：从1999年到2005年，双方贸易额增加了两倍，已超过了600亿欧元。

　　然而，经济合作只是德中伙伴关系中的一个方面。在过去的一些年中，中国在国际上的作用得到了很大提高，而在运用这种影响力方面中国是十分负责任的——比如在朝鲜半岛冲突、以及克服1997年至1998年亚洲经济危机中的表现。未来人类要应对全球所有的挑战，包括气候保护、能源政策以及维护和平，都不能没有中国的参与。所以我一向支持中国参与多边合作。

　　另外，欧盟也决定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并且在各个层次发展双边关系。德国的对华政策从未与欧洲的对华战略发生对立，包括在一些争议较大的问题上也没有矛盾，如解除欧盟对华武器禁运。1989年6月以后，欧盟决定对中国进行多方面的制裁，但这些制裁在几个月后就取消了，惟独剩下了具有象征意义的武器禁运。此后近20年来，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领导人认为，这条措施是歧视性的，欧盟也决定开始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欧盟的禁运措施只是一个空壳，因为有限制性的出口规定，实际上向中国提供武器是不太可能的，而且政府也不会愿意。我始终认为我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正确的，因为在国际政治中，人们对制裁措施越来越慎重。制裁的目的是为了孤立某人，在某些情况下使用是必要的。然而在处理与他国关系时，如果准备采用对话方式，力求促使对方变化，那么就应考虑收回制裁措施。

　　普京承担着艰巨的工作

　　施罗德与普京私交甚好，为此他在德国受到不少批评。但是他认为，加强与俄罗斯的关系符合德国和欧洲的利益。

　　施罗德写道：普京显得特别谦虚，不尚奢华，不讲排场。当然，他的德语非常好，因而与他打交道就比较容易。另外，他对德国的情况相当了解。他阅读德文报纸，关注德国电视台的新闻和政治问题的报道。如果到普京夫妇家中作客，可以感受到真正的好客。他们会想尽办法让客人感觉自在。

　　当我第一次见到普京时，他的睿智和超常的身体状态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人们都传说，普京的柔道水平已经达到了黑带等级。也许人们并不知道的是，普京还是一个长年坚持游泳的人和优秀的骑手。普京与他的前任不同，是一位苦行主义者。在饮酒习惯上表现尤为突出。为了领导这么大的国家，他保持良好的身体和自律都是非常必要的。这个人肩负着世界上工作最艰巨的职务。

　　施罗德说，我对普京的评价是从与他多次无所不及的长谈中逐渐得出的。他的理想就是要把俄罗斯重新塑造成与美国平起平坐的世界强国。他知道，要达到这个目的，俄罗斯必须在战略上不断加深与欧洲的关系。因此普京坚定地走上了这条道路，并竭力使这一发展不可逆转。

　　我曾担心，德俄关系会再度“意识形态化”，并使已经摈除的对俄偏见重新复活。这种偏见是被布什领导下的美国外交利益以及历史上波兰人对俄罗斯的反感所煽动的。这种趋向是破坏性的，也影响了德俄关系。

　　另外一个担忧是，德国要放弃刚刚争得的外交自主权，并且又要重新回到美国外交政策的卵翼下，这将给德国乃至欧洲在世界上的利益带来严重后果。如果社民党要在外交上发挥作用，就应该努力捍卫自己的相对自主权。

　　布什宗教虔诚让人疑虑

　　由于伊拉克战争，德美关系陷入了空前的危机。然而人们也许不知，布什与施罗德之间产生根深蒂固的猜忌，乃是因为布什宗教虔诚。

　　2002年5月底，我们在柏林期待着布什的来访。当时可以感到，德国民众对这位总统的好感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9·11”事件发生后，德国曾在柏林组织过一次声势浩大的声援大会，然而时隔不到一年，布什的这次访问竟然因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改变而遭到了强烈的抗议。

　　令我们吃惊的是，布什在国会大厦的讲话异常节制。而且在会晤中，也没有一点迹象表明美国准备继续发动战争。我强调说，德国政府在反恐斗争中无条件支持美国的立场没有改变。如果伊拉克像阿富汗那样真的成为了“基地”分子的庇护所，那么我们将坚定地站在美国的一边。不过，目前我们还没有这方面的证据。我向(布什)总统保证，德方愿与美方开展密切的情报合作。当时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是，美国已重新收回了一度要与伊拉克开战的政策。

　　布什访问的第二天，美国代表团和德国政府代表在总理府共进午餐。席间我们几乎没有提及任何重大的政治话题，而只是谈到了世界杯。布什还问到德国队的机会怎么样。我当时对德国队的水平并不看好，但德国队打进决赛否定了我的预测。

　　尽管当时的气氛十分轻松，但有件事总是缠绕着我，让我心生疑虑：在会谈中，包括在我与布什的单独会晤中，布什给人的感觉是十分敬神，对他来说神似乎是最高的主宰。在布什的访问中，这个感觉一直徘徊在我的心里。我非常理解，如果一个人十分虔诚，并要将自己的个人生活向上帝诉说，他在这种情况下就会祈祷。但布什给我的强烈印象是，他在做出政治决断时也要通过与上帝的对话才能确定，这就让我难以理解了。谁要是通过这种方式使自己的决策合法化，他就不会因为他人的批评或交换意见而改变或修正决策。如果他改变了决策就意味着他违背了神的旨意。布什这种绝对化的做法，绝不仅仅是我在2002年与他会谈时得到的印象，他在公开讲话时也一再表现出来，尽管我对美国和它的总统深怀好感，但这一点还是强化了我的疑虑。

　　提前大选不是愚蠢决定

　　直到今天，德国仍有许多人不能理解施罗德去年为什么提出导致自己下台的提前大选。施罗德在回忆录中道出了原委。他认为，他的一系列政治决断当年都是在现实的条件下做出的，历史就是历史，开弓没有回头箭。

　　“现在或许是德国大选的正确时机。如果借世界杯足球赛的热潮开启选战，红绿联盟有可能再度获得胜利。”2006年的夏天，人们经常听到这种说法。而且我敢肯定，在德国一些媒体的编辑部里也都出现过类似的想法。(因为提前大选)社民党内有些人感到忧伤，绿党肯定也有一部分人主张放弃提前选举。

　　施罗德写道：不过，这些说法对我没有产生什么触动，或者让我对2005年做出的决定产生怀疑。因为在此前的一系列州选中，社民党连遭失败，本党选民的支持在减弱，加之选民对我们的改革政策产生反感，这些都促使我考虑是否要提前举行联邦议会选举。我今天仍然认为，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提前选举是一个必要的决定。因为社民党在北-威州选举中遭到惨败以及联盟党领导的州在联邦参议院中进一步扩大了优势后，红-绿政府和我作为总理要想继续执政，风险实在是太大了。

　　2005年6月5日，德国一家大报刊登了一篇题为：“红-绿联盟自杀太愚蠢”的文章，该文评论说：“联合政府不死不活，是一个‘还魂政府’，它的假象行为就像恐怖片里那样：虽然不必当真，但还是让人毛骨悚然。”在当时看来，这个评论是错误的，但是估计15个月后联合政府的处境也就与评论员所说的差不多了。

　　我不愿想象，(如果不提前大选)德国的政治气候会怎样发展。有一种看法是，局势每天都严肃地要求我们为提前选举让开道路。每次出现经济萧条、股市低迷和劳动市场停滞，都需要找到一只替罪羊，那就是现任的联邦政府。反对党和倾向联盟党和自民党的经济联合会也用密集的炮火给联合政府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总之，形势制造了一个又一个严峻考验，联邦政府无法经受这些考验。从国家政治利益考虑，除了决定2005年提前选举，没有其他选择，而且对社民党的生存来说，这也是必要的。

　　(本报慕尼黑10月31日电)

　　施罗德在新书发布会上介绍自己的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