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核扩散 怀念冷战

　　郭晓兵

　　朝鲜核试爆引发国际社会剧烈震动，给本已处于困境的国际核不扩散机制造成了巨大冲击。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人巴 拉迪说，“朝鲜核试意味着国际军控进程的倒退，如不及时采取措施，将有30多个国家具备研制核武的能力”。设在美国芝 加哥大学校园内的“世界末日钟”为此又向后调整一分钟，警告人类距离“核末日”更近了。人们不禁要问，国际社

会花费30 多年功夫构建的国际核不扩散机制怎么了？难道人类真的没有能力束缚住核武器这个被放出魔瓶的精灵吗？

　　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核危机此起彼伏，与冷战时期相对稳定的核扩散形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人将此起 彼伏的核危机归咎于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固有的种种缺陷和不足，如有核国与无核国之间的歧视性待遇，缺乏有力的监督保障措 施等，均不无道理，但这些问题自核不扩散机制创建之始就一直存在，何以近年来却日形突出，且变成一发不可收拾之势呢？ 实际上，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今日的困境还有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它赖以存在的基础——两强并峙的权力格局已经崩溃，冷战 后逐渐成型的一超多强格局对原有的防扩散机制架构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挑战。

　　来自合法的核武器大国

　　尤其是美国的挑战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得以建立的物质基础是美苏战略核力量之间的“恐怖平衡”。但“恐怖 平衡”绝非美国对外安全战略的最佳选择，而是在无法通过“第一次核打击”一举消灭苏联战略核力量的情况下被迫做出的次 佳选择。随着俄罗斯战略核力量不断衰落，美国再次拥有了追求绝对核优势，进而谋求绝对安全的机会。退出《反导条约》， 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拒绝批准《核禁试条约》，发展小型核武器，取消对无核国家的“消极安全保证”，提出“核先发制人” 便是美国为实现这一目标而采取的一系列具体措施。

　　为维护其核优势地位，美国对防扩散问题不可谓不重视，它出台《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战略》，将防扩散与反恐并 列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两大优先任务。但它的种种做法却产生了南辕北辙的效果。

　　首先，刻意回避核裁军，片面强调防扩散损害了核不扩散的道义基础。《核不扩散条约》对无核国与核武器国家规定 了不同的责任和义务，前者承诺不研制核武器，而后者则承诺逐步削减核武器，最后达到彻底、完全销毁核武器的目的。但来 自俄罗斯的战略压力减小之后，美国在核裁军问题上不再积极，在美俄《莫斯科协议》中拒绝采取不可逆的裁军措施以及有效 的核查办法，对无核国提出的“核裁军十三条”建议嗤之以鼻。相反，它强化核武器的实战性，追求战略力量的攻防一体与核 常混用，并明明白白地昭告天下：“核武器在美国的国防力量中仍然发挥着关键作用”。“一人之欲，天下人之所欲也。”美 国拒绝履行条约义务，一味抬升核武器的地位和作用，有些核大国和地区强国难免起而效尤。

　　其次，以意识形态和地缘利益划线，执行双重标准，损害了核不扩散机制的可信度。美国在2006年《国家安全战 略报告》中宣称，美国对外战略追求的是理想主义的目标，采用的是现实主义的手段。这体现在核战略方面就是在防扩散问题 上的意识形态色彩越来越浓厚。根据《核不扩散条约》的规定，任何国家要想开展国际核能合作，必须签署《核不扩散条约》 ，永远放弃核武计划。但美国置印度拒绝加入《核不扩散条约》，坚持研制核武的事实于不顾，2005年与之签署核合作协 议，并在核供应国集团内为其特殊核地位积极奔走呼吁。美国有意纵容“负责任的拥有先进核技术的民主国家”合法拥有少量 核武器，以增强所谓“民主国家阵营”的国际影响力，让核武器发挥“民主军火库”作用。防扩散的标准已经从核武器的“有 ”与“无”，变成了扩散者的“好”与“坏”。这种政治有色眼镜让国际防扩散机制丧失了应有的公正立场和普世性质。

　　再次，注重单边行动、蔑视多边制度，损害了核不扩散机制的权威性。超强的军事实力让美国过于自负，并使之对联 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等“没有效率的”国际组织抱有“强烈的偏见”(福山语)。伊拉克战争之前，联合国核查小组提交的 报告并没发现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但是未能阻止美国战争的车轮。为了避开国际防扩散机制协商一致的程序，美 国另起炉灶，搞了“防扩散安全倡议”等一系列“志愿者同盟”。作为核不扩散机制的发起者和主导者的美国如此冷落了防扩 散机制，其他国家即使想继续维持也力不从心。

　　来自中小国家的挑战

　　国际战略力量对比失衡加剧了前中间地带国家以及原苏联卫星国的危机感。冷战时期，美苏向各自阵营的中小国家提 供核保护伞，削弱了其发展独立核力量的愿望，而一些地区大国、强国可以利用美苏之间的竞争，拓展外交空间，无需冒险发 展核武器。但苏联解体之后，曾托庇于苏联核保护伞之下的国家或者在美苏之间左右逢源的一些国家开始感受到强大的安全压 力。美国2002年《核态势评估报告》将朝鲜、伊朗等国列为核打击目标，使这些国家认为美国的最终目的并非防扩散，而 是要改变其政权性质，为避免重蹈伊拉克覆辙，它们就必须拥有自己的核力量。如朝鲜称：鉴于美国设法孤立和推翻其政权， 朝任何继续扩大其核武库的行动都是正确的。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称，“伊在核问题上的任何退缩都意味着百分之百的失 败”。

　　核武器对它们而言，可以发挥双保险的作用。一方面，拥有核武器可以慑止美国的武力侵略。尽管美国一再扬言，不 能容忍朝鲜或者伊朗拥有核武器，但它并没有有效的措施来制止两国冲撞核红线的举动。在朝核问题上，人们看到美国从自己 划定的红线不断后撤，由“禁止拥核”到“不得试爆”，最后撤到了“防止扩散”。朝鲜核爆之后，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哈 德利甚至宣称，美国不准备给朝鲜划红线了，因为这些红线反而给朝鲜设立了突破的目标。实际上，美国从来没有入侵过拥有 核武器的国家，一味虚言恫吓反而让核门槛国家坚定了发展核武的决心。另一方面，核武器还可以慑止美国的颠覆活动。美国 铲除“暴政国家”的另一个利器是“颜色革命”，而且已有成功的范例，但面对拥有了核武器的“暴政前哨”却不能不三思而 行。尽管美国讨厌它们拥有核武器，但是这些国家毕竟是国际社会中的传统行为体，美对它们用接触、制裁、威慑、报复等传 统对外政策手段时不能不有所顾忌，特别是一旦这些国家出现内乱，导致核武器落入恐怖分子之手，这是美国最不愿看到的结 果。所以，一旦一个专政国家拥有了核武器，美国对该国的战略重点就将会从“民主改造”向防止“失败国家”转变。一些核 门槛国家已经琢磨透了美国这种投鼠忌器的心理，因此在时机成熟时就大胆踏进了核俱乐部的大门。

　　来自恐怖组织等非国家

　　行为体的挑战

　　在后冷战时代，恐怖组织、武装军事集团等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变得极为活跃。联合国安理会1540号决议 将主要防扩散目标就锁定了这些团体。它们之所以能以较少人员和资金发挥较大的影响，主要得益于加速发展的全球化趋势： 便捷的交通和通讯促进了核技术的扩散；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许多武器级核材料流入黑市，而生产和贸易的全球化又加大了核材 料的管制难度；频繁的人员流动使得安保部门防不胜防。就硬实力而言，这些非国家行为体甚至远不及普通的中小国家，与它 们的主要对手美国更是无法相提并论。它们惟一的翻盘机会就是获取和拥有核武器。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本·拉登会将拥有核 武器作为其“宗教义务”，并一直为此寻求核材料和试图购买手提箱式核武器。囿于当时的国际环境，《核不扩散条约》签订 时并未对非国家行为体的扩散活动详加规定。国际社会曾试图弥补这方面的漏洞，联合国先后通过了1540号决议和《制止 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但要解决这一问题尚缺乏有效的具体措施。

　　米尔斯海默曾经有篇名作《为什么我们很快就会怀念冷战？》。十多年过去了，今天看来，冷战时代尽管核阴影时时 笼罩全球，但至少在防扩散领域的确值得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