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婴儿重返出生地感慨万千

　　重返出生地感慨万千

　　吉塞拉曾经两次回到以前母亲工作的“育婴农场”斯特恩霍灵。斯特恩霍灵坐落在绵延起伏的旷野上，远处是覆盖着皑皑白雪的阿尔卑斯山。吉塞拉的母亲就是在这里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负责“希特勒婴儿”领养的登记工作。如今，这所被废弃的房子靠马房而立，房屋大门上的纳粹党卫军标志依然清晰可见。门前的纳粹雕像——“希特勒婴儿妈妈”用母

乳喂养孩子，提醒并向世人诉说着这所房屋黑暗的过去。

　　尽管斯特恩霍灵现在已经是一个残疾人中心，但吉塞拉依然深有感触。她说：“看着这些快乐的孩子玩秋千，真的非常激动。如果生活在当年那个第三帝国世界，他们不可能生存下来，因为希特勒疯狂的种族政策不允许。”吉塞拉说她在“生命之源”纪录文件里找到证据可以证明，这个计划下出生的残疾儿童不是被杀死就是被送去集中营。

　　效忠希魔的妇女不愿接受事实

　　玛丽亚·多尔是另一名“希特勒婴儿”，母亲来自挪威，父亲是德国军队里的士兵。多尔现在生活在德国法兰克福附近，她认为自己是希特勒的一名受害者。还是嗷嗷待哺的婴儿的时候，她就被从挪威转移到了莱比锡市附近的克兰·萨里斯“育婴农场”，后来被一德国家庭收养。

　　强忍着泪水，多尔回忆了当时她意识到自己原来是养女的那一刻：“当我还是名学生的时候，有个女人突然走过来告诉我，我不是德国人。于是我开始秘密注意养母的所有东西，但直到长大成人后，我才知道了自己的‘希特勒婴儿’历史，发现了真相。我无法摆脱‘希特勒婴儿’这种感觉，我觉得受到了伤害和干扰，我的生活完全遭到了破坏。”

　　而在距离莱比锡市一个半小时路程的一所小公寓里，玛丽亚·黑妮奇骄傲地看着那本有60多年历史的相册。1942年，那时她是克兰·萨里斯“育婴农场”的秘书。

　　黑妮奇不记得多尔了，但她仍然与“育婴农场”其他一些“希特勒婴儿”保持着联系。黑妮奇目光坚定，她坚持认为尽管自己曾经在“育婴农场”里工作，但她并不是纳粹分子，“当时我还年轻，根本没有想过我们做的事是对是错，但我真的很喜欢那份工作，我没有尝试做任何事情来纠正这个计划，我不过是个小小的秘书而已。我也没有与慕尼黑的‘生命之源’总部有任何联系。”

　　吉塞拉解释说，事实上，许多曾经为“生命之源”工作的女人，包括她自己的母亲，在余生中都耻于提起“生命之源”、不愿接受自己这段人生轨迹。因为不管她们的作用是多么微小，她们都曾经扮演着支持希勒特种族政策的角色。

　　吉塞拉表示：“说出真相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在纳粹统治下，她们觉得自己充满了罪恶、耻辱和恐惧。于是她们建造了一座谎言之墙，然后有人出现，威胁说要推倒这堵墙。这对于她们来说，无异于威胁她们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她们不愿意道出真相的原因。当时，许多女人向党卫军立下誓言‘忠诚是我的荣幸’，这句话至今仍影响着她们的生命。她们情愿死也不愿意说出真相。”

　　吉塞拉是首个出书讲述个人经历的“希特勒婴儿”，在书中她勇敢地告诉世人自己如何寻找真相。吉塞拉的自传还被改编成电影，并在2006年7月的慕尼黑电影节上播放。

　　有必要让孩子知道历史事实

　　吉塞拉参加了11月4日的“希特勒婴儿”集会，她强调在课堂上向学生讲述“生命之源”这段历史故事的重要性。“如今孩子们知道很多历史事实，他们的历史知识很丰富，但他们对历史缺乏情感上的联系，”吉塞拉说：“‘生命之源’的故事很重要，因为它关系到家庭，是关于母亲、父亲和孩子的故事。这能帮助学生们把历史和自己联系起来，更好地理解历史。”这次的重聚还证明了所谓的“优秀人种工程”作用非常有限。已经长大的“希特勒婴儿”看起来与其他普通德国中年人没有什么区别：男人都留着花白的胡子和顶着个秃头脑袋，女人也都是头发花白、戴着眼镜。

　　拥有金发碧眼的吉塞拉说：“我真的是个例外。”

　　汉斯·乌尔里奇·韦斯奇：半世纪后才与亲人团聚

　　我产生了恐惧感，那是一种一生都挥之不去的恐惧。

　　64年前，在德国韦尼格罗德绿荫葱葱的住宅区的“育婴农场”里，汉斯·乌尔里奇·韦斯奇出生了。64年后的11月4日，韦斯奇也出席了“希特勒婴儿”首度公开集会。他眼中噙着泪水，叙述他战后是如何被迫和母亲、姐妹分离，在前民主德国被抚养长大，并在半世纪后才得以与亲人团聚。

　　调查身世受到阻挠

　　韦斯奇表示前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斯塔西”总是极力阻止他寻找亲生父母。“我曾经写信到韦尼格罗德的登记处，但他们没有回信，反而把我带到了‘斯塔西’面前。‘斯塔西’想知道我为什么调查这种事情、我认为自己是谁。他们还告诉我当年的那个组织已经不存在了，那是个法西斯组织，而且所有的文件都已被摧毁。”“斯塔西”还坚称即使韦斯奇的父母还在世，他们也已经再婚，不会想与他有任何联系。

　　随着调查的深入，韦斯奇要面对的不仅仅是“斯塔西”，他还失去了工作。因为“斯塔西”的阻挠，他一直没能找到生母。直到柏林墙倒塌后，他才停止了私人调查，后来还与“生命痕迹”组织取得联系。

　　“三四个星期后，有个人打电话给我，他说，‘你先坐下，韦斯奇先生。’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说‘我找到了你的母亲。她现在已经80岁，但我们不敢跟她说，也许她不愿意承认这个事。’”

　　“生命痕迹”组织还帮忙找到了韦斯奇的三个姐姐。但韦斯奇与姐姐们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后来韦斯奇的姐姐询问母亲才知道事实的真相。当时，韦斯奇的母亲是想和他的父亲结婚，而且韦斯奇最大的姐姐跟他也是同一个父亲，可惜的是，战争还没结束，韦斯奇的父亲就死了。

　　小时候没人愿意要

　　虽然在老母亲临终前，韦斯奇赶得及见上她最后一面，但韦斯奇对于前民主德国阻挠他与母亲的团聚还是心怀恨意。他说，如果不是因为前民主德国，他也许可以早点见到自己的母亲。韦斯奇说：“当她见到我的时候，她非常非常高兴。一直以来，她也承受了很多痛苦。”

　　事实上，在战后被抚养大的“希特勒婴儿”在寻找自己的过去或者亲生母亲时都和韦斯奇有着类似遭遇，而且，他们都承受着没有人愿意要自己的痛苦感觉。韦斯奇说：“

　　马蒂亚斯·麦斯纳：纳粹险恶阴谋的人体标本

　　要加入这个项目必须提出申请，“生命之源”的总部在慕尼黑。申请人必须填写一张调查表，证明父母双方均没有遗传性疾病，即使是普通的疾病也不行，而且这至少要追溯至两代人。他们还必须证明自己是德国血统。

　　他是德国纳粹“活着的遗迹”，是纳粹施行“雅利安精英”这一险恶阴谋的人体标本。作为纳粹“生命之源”计划的“产品”，马蒂亚斯·麦斯纳向大家解释了“生命之源”系统是如何运作的：“要加入这个项目必须提出申请，“生命之源”的总部在慕尼黑。申请人必须填写一张调查表，证明父母双方均没有遗传性疾病，即使是普通的疾病也不行，而且这至少要追溯至两代人。他们还必须证明自己是德国血统。”如今，麦斯纳是“生命痕迹”组织的负责人，他认为11月4日这次聚会对于让这些家庭摊在阳光下，并平息某些相关迷思有其必要性。

　　出席了聚会的另一名“希特勒婴儿”奥莱特·瓦伦博恩也强调说：“我们需要勇气向公众讲述我们的故事，只要我们还活着就要诉说。”瓦伦博恩的生母是一名挪威歌手，生父是一名纳粹唱诗班主管。

　　黑尔格·卡罗：住所不远就是犹太人屠杀区

　　“有4年的时光，我是在纳粹高级军官的抚养和教导下长大。从某种程度上讲，我实际上也参与了对犹太人的屠杀。”

　　在“生命之源”计划下出生的黑尔格·卡罗53年来备受精神折磨。

　　孩提时，黑尔格·卡罗就朦胧地感到，自己与众不同。她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战不久时期的纳粹德国，隐隐约约记得当时

　　的生活环境十分高雅，生活优越而舒适。家里来往的人都衣冠楚楚，看上去颇有地位。黑尔格·卡罗还记得，母亲马蒂尔德·卡罗当时也不是个简单人物，她身兼希特勒高级助理马丁·伯曼和纳粹宣传部部长戈贝尔的秘书。不过，对于过去的事情，母亲一直守口如瓶，不愿多说一个字。为避免母亲的不快，黑尔格在她面前一直小心翼翼地回避这个话题。

　　1993年马蒂尔德去世，在参加完母亲的葬礼回来的路上，黑尔格突然感到了某种如释重负。她马不停蹄地开始了对自己家庭过去的研究，迫切地想找到在自己心中折腾了几十年的身世之谜的答案。对于自己点点滴滴拼凑起来的发现，黑尔格说不清自己到底是什么感觉。

　　被母亲送给纳粹秘密警察

　　黑尔格的亲生父母其实彼此并不熟悉。1940年6月，纳粹德国为庆祝占领法国，在柏林举行了一次规模盛大的宴会。在这次宴会上，马蒂尔德·卡罗和一名年轻而英俊的德国陆军军官相识了——此人后来无意中成了黑尔格·卡罗的生身父亲。那是一个狂热的夜晚，几乎所有的人都被一种近似疯狂的情绪笼罩。马蒂尔德和那名军官挥霍了一个晚上的露水情缘，翌日，两人便分道扬镳、各奔前程。9个月后，马蒂尔德在慕尼黑附近一个纳粹开办的“育婴农场”生下了黑尔格。

　　刚刚呱呱坠地，黑尔格就被挑选出来，成为纳粹指定的“种族纯洁”儿童之一。尽管“有着优秀而纯正的血统”，黑尔格没有逃脱被母亲抛弃的命运。马蒂尔德把她送了人，纳粹的一个高级秘密警察成了黑尔格的养父。养父对黑尔格虽慈爱有加，对犹太人却心狠手辣，曾多次指挥用瓦斯屠杀大批手无寸铁的犹太人。在养父进行这一切“工作”的时候，黑尔格就在离屠杀地点不远的纳粹生活区中长大。回忆起这段日子，黑尔格说，“有4年的时光，我是在纳粹高级军官的抚养和教导下长大。从某种程度上讲，我实际上也参与了对犹太人的屠杀。”

　　经常找心理医生寻找解脱

　　马蒂尔德1993年去世之后，黑尔格孤身来到慕尼黑附近的普拉齐。她当秘密警察的养父曾经在这里居住过，如今这里已经变成了德国情报部门的总部所在地。对黑尔格来说，这个地方来对了。在这里，她找到了有关她养父的详细记录。档案中，她养父的名字以及犯下的罪行历历在目。刹那间，黑尔格什么都明白了。接下来，她把时间几乎都花在了图书馆里，饥渴地搜索关于“生命之源”的点点滴滴，试图找到自己身世之谜的最后一块碎片——亲身父亲的下落。1994年，当一个陌生的男子在电话里声称他就是黑尔格的亲生父亲时，黑尔格克制不住地热泪盈眶——她的身世之谜终于有了一个完整的答案。

　　打那之后的4年，黑尔格一直在和一个当心理医生的朋友的倾诉中寻找解脱和安慰。她也经常去慕尼黑附近的出生地转转，但一直没有得到有关她身份的确切文件。和挪威不一样，德国没有为援助“生命之源”儿童开设的慈善组织，也没有人愿意插手这档子事。黑尔格还是常常在惴惴不安中过日子，担心周围的人会把她看作一个纳粹，因为她曾经“在纳粹屠杀者身边长大”。当她和采访她的记者在慕尼黑市中心的一个饭店见面的时候，黑尔格显得十分紧张。如果有人不小心把“生命之源”几个字念得稍微重了一点，她会立刻绷直了身体，一副准备随时逃走的样子。对于她以前或是现在的生活，她执意只私下里在隔音效果比较好的包厢里谈谈。她自己承认，“要知道，‘希特勒婴儿’这个标签可能会给我带来无尽的烦恼和耻辱。”

　　编译 盆盆 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