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从APEC看国际组织的发展趋势

　　作者：庄礼伟

　　在当代世界政治领域中，一个比较显著的趋势是国际组织的影响力在日益增长。成立于1989年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的英文名称(Asia-PacificEconomicCooperation)中并没有包含“组织”(Organization)或“协会”(Association)，APEC本身的英文含义仅仅是一个会议的主题即“亚太经济合作”。因此，APEC与其说是一个“国际

组织”，不如说是一个“论坛”；它的成员与其叫做“成员国(或地区)”，不如叫做“与会国(或地区)”。APEC不像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卫生组织(WHO)那样把“O”(Organization)连缀到自己的名称中去，说明它至少在成立之初，是不太想成为一个正式的国际组织的，它要刻意保持非正式论坛的属性，以至于它的各成员方领导人会议也叫做“APEC非正式领导人会议”。在APEC官方网站上，至今还标明APEC只是一个“多边经济论坛”(MultilateralEconomicForum)。

　　但从APEC目前的实际运作情况来看，APEC正在从一个“论坛”向一个比较正式的国际组织发展。它有明确的宗旨(促成亚太区域内投资与贸易的自由化和便利化，促进成员内部的经济与技术合作)，有固定的秘书处(设在新加坡)，有严格的新成员审查准入制度(远比报名参加一个论坛难得多)，有实际上已经制度化的各成员方领导人年会(自1993年的美国西雅图年会开始。这是其他国际论坛所不能比拟的)。并且，2006年APEC河内年会还设定专门议程，来讨论如何强化APEC秘书处的功能，使APEC的内部运作更加制度化。

　　APEC不仅正在向一个正式国际组织迈进，而且它在亚太地区的国际公共事务治理方面，也有了越来越大的企图心和责任感。例如河内年会上不仅讨论重启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促进区域内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等“本职议题”，而且还重点讨论了朝核问题、自然灾害和传染病防控以及反恐合作等问题。年会还发表联合声明，严厉敦促朝鲜采取实质性措施，兑现其停止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与会各方还普遍认为，下一轮“六方会谈”必须产生实质性的结果，否则将使这个多边外交机制本身受到伤害。

　　当然，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APEC还确实不是一个正式的国际组织。一般来说，一个正式的国际组织的成立和运作，必须建立在一部自己的“基本法”(如公约、规约、宪章)的基础上，从国际法的层面来规范自己的功能、使命和运作程序。APEC的成立不是建立在国际法、国际公约的基础上，因此目前只能算是一个“半正式”的国际组织。

　　从联合国、WTO、APEC等正式或半正式的官方国际组织的情况来看，它们正在成为当今国际公共事务治理的一支重要力量(另一支重要的新兴力量则是大量非官方的国际组织、跨国界的世界公民运动网络)，并且，它们通过自己的制度建设和政策导向，正在形成自己的独立人格，力争成为既汇集各成员方共同意志、又在运作上保持独立性和超然性的“国际公器”、“人类公器”，力争在可预见的将来成为“管理国家们”的机构而不是被国家们管理的机构。

　　国际组织不仅有自己的行政机构，有自己的“基本法”，甚至有自己的“军队”，如隶属和听命于联合国的维和部队。在实际运作上，官方国际组织也有越来越多的“管理国家们”的举动。而非官方的国际组织和跨国公民网络也发挥着越来越多的“监督国家们”的职能。

　　关于种类正在逐渐增多、功能正在逐渐完善、权力正在逐渐增强的国际组织，总体来说，尽管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强权势力操纵或介入的情况，但从其基本属性和发展趋势来看，它们是独立的国际行为体，反映的是世界人民和各成员方对各种国际公共事务加强治理的共同意愿。在这方面，我们有必要澄清一些基本认识。例如最近我听到一种说法：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新“掌门人”都是来自亚洲，这是否意味着在国际社会、国际组织中，亚洲人的办事方式将成为主导性的办事方式？

　　这种说法存在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否存在一个政治事务和政治理念中的“亚洲方式”？以目前亚洲在政治生态上的多元性来看，很难说存在一种统一的亚洲办事方式(就像不存在一种统一的“亚洲价值观”一样)。(二)从更具体的角度来看，潘基文、陈冯富珍是否有着共同的行为方式和政治理念，不经考证也无从得知，不能因为这两位都是亚洲人就想当然地认为他和她的政治理念与行为方式就一定一样，并且都还是“亚洲式”的。他们的政治理念和行事风格为什么就不能是西方式的或东西合璧式的？在这个全球化时代，按“血统论”来判断一个人的人生观和政治理念太过机械。(三)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在任职期间，其效忠对象只能是这个国际组织，而不是某一洲，某一国，他或她只能服从于这个国际组织的独立人格和特定使命。所以，即便是未来某个国际组织的掌门人来自中国大陆，我们也应当大大方方地嘱咐他或她：在任职期间，要努力效忠于和服务于那个国际组织(直到离任为止)，显示出公私分明的职业操守，公器不能私用，要公平办事，为国际公共利益奋斗，向世界展示中国人的优秀职业素质和宽广胸怀，这才是对养育了自己的祖国的最好回报。(作者系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教授)

　　来源：南方报业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