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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中美媒体交流研讨会:中美随军记者经历大不同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1月27日14:39 中国新闻网

  《华盛顿观察》周刊和美国《中国安全》季刊作为共同发起方,联手中国新闻社、新浪网、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和青年参考报社,于11月初在北京举办了“第二届中美媒体交流研讨会:全球危机报道年会”,致力于为中美的新闻界打造一个少有的交流平台,促进两国媒体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会上云集了80位中美媒体人,讨论两国媒体在危机新闻报道中的不同看法。

  第二届中美媒体交流研讨会于2006年11月初在北京召开。本年度的中美媒体交流研讨会将视角对准全球危机报道。伊拉克战争中两位随军记者——《纽约时报》首席军事记者迈克尔•戈登(Michael Gordon)和凤凰卫视前驻美记者隗静,各自道出在伊拉克随军报道的苦衷,但是经验却大不相同。

  “因为安全问题,随军记者更多地被局限在美军营地范围内进行采访活动,他们接触更多的或是美军,或是帮助美军的伊拉克人,很少能够外出接触一般伊拉克平民。即使在营地外采访伊拉克平民,也要有美军士兵在一旁端枪保护。当然,伊拉克人在无人干扰的情况下对记者所说的同枪口在脑袋旁晃动的状态下所说的,一定会有不同,”戈登说。

  伊拉克战争刚开始的几个星期之内,美军随军记者高达6000多人,《纽约时报》在巴格达驻扎的记者最多时达到6、7个。随着伊拉克安全局势不断恶化,记者的人身安全受到越来越大的威胁,随军记者人数也随之下降,影响到对战争危机的报道。

  “对于伊拉克战争,伊拉克平民的理解和我们的理解有很多分歧。他们应该代表自己发言。”戈登在第二届中美媒体交流会上强调说,“正因为在伊拉克的美国记者面临严峻的安全挑战,为了真实报道战争,由伊拉克记者采访伊拉克平民显得尤其重要。”

  这些伊拉克记者仍然面对人身安全的问题。戈登说,他们雇的伊拉克记者在逊尼教徒为主的区域用一个逊尼教的名字进行采访,在什叶教徒集中的地方则用什叶教徒的名字采访。无疑,这些伊拉克人所做的战争报道对于《纽约时报》真实报道伊拉克战争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戈登认为美军随军记者享有极大的自由空间。

  “你(作为记者)随军期间,只要有笔记本电脑和卫星通讯手机,文章发表之前没有任何人,尤其军队的人,能看到你写的文章。我也发现美军驻伊部队,特别是基层的大兵,对于记者非常友好。他们对战争经常有自己的看法,而没有什么保留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包括对政府战争政策的批评,”戈登说。

  戈登说,在伊拉克的记者经常能获得关于战争的敏感信息;到底什么该报,什么不该报,这是一个记者经常面对的职业难题。他认为,记者应该对自己所知道的某些战争事实进行保密,比如美国军队如何探测和对付路上掩埋的炸弹,或者详细的军事行动计划。首先,这些都是非常技术性的资料,对于公众了解战况并没有本质上的影响;另外,如果这些情报被披露,将帮助伊拉克抵抗力量反制美国士兵的行动,而导致美军一方的伤亡。

  戈登这样一个在美国新闻界和军方广为人知、极受尊重的记者,在伊拉克做随军记者无疑受到军队更优厚的待遇和更信任的关注。

  凤凰卫视前驻美记者隗静,是唯一获准随美军采访伊拉克战争的华人女记者,自称在伊拉克的随军经历证明美军并没有如戈登所说的那样对随军记者坦诚以待。

  隗静在伊拉克战争初期先是在科威特美军基地随军,因为同美军新闻官在一起受限太大,因此尽量躲开新闻官去拍基地里的设施和军人。

  “我们自由活动的时间越多,他们就怕我引起越多的麻烦。我觉得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是中国的记者,跟美国自己的记者还是不一样的,”隗静在第二届中美媒体交流研讨会上说。

  隗静一行在一星期后被赶出基地,所幸他们碰到美军第三步兵师,因为美军刚刚攻陷巴格达,情绪激昂,于是允许隗静在那随军了一个星期。但是这一星期的随军记者生活仍然让隗静在采访时感到处处受限,举步维艰。

  “可能是因为我们是中国记者,所以在战争发生的时候就更加令美军敏感一点。比如,我们提出要参观(美军)基地的指挥中心,……,我说可以把所有的机器关掉,我们也不要看比较机要的地方,只是拍一些很一般的画面;但是,这个要求从我们进去到出来从来没有被接受。我们看到的只是士兵怎么洗漱、训练、睡觉这样的日常生活。对这一点,我们当时非常不满,经常向新闻官提意见,”隗静说。

  隗静认为,中美记者在报道伊拉克战争时最大的区别是中方对战争本身有逆反情绪,比较同情伊拉克人在战争中遭受的创伤;相对而言,美国的新闻媒体更多关注美军如何被攻击和伤亡的情况,而当地平民死了多少,只报一个简单的数字就了事。

  “美军有士兵阵亡之后,美国的媒体就会聚焦报道这一战死的军人家里如何如何痛苦,死了一个儿子或是一个父亲;伊拉克平民死了以后,美国的新闻很少去报道这一家人的状况,很少有美国的记者说他们家死了一个儿子,死了一个父亲,这个家的支柱没有了,”隗静说。

  这种对伊拉克平民声音的忽视,不仅是美国媒体的通病,驻伊美军也是如此。隗静回忆说,有一次,在伊拉克报道哑弹事件,有一户当地人非常愤怒地告诉隗静说,美军有一枚哑弹投在他们家前院里,不知道如何清除,对小孩非常危险;一直到隗静把哑弹的事跟当地的海军陆战队说了,美军才立即派了一个拆弹小组去拆除。美军告诉隗静说,如果是伊拉克人向他们报告,他们还不敢相信,怕是引诱他们进入伏击圈,但是对于记者报告的,他们还是相信的。

  隗静承认说,随军记者同美军一起生活,时间长了是比较有感情的,但是记者在写报道的时候是应该将感情和事实分开的。

  “美军也会想一切办法让记者来报道他们想让世界知道的故事。但当你置身其中,自己是(应该)有一些判断力的,对他们的做法是赞成或者不赞成,有自己的观点。而观点会是在每一篇报道中(让读者)看出来的,”隗静说。

  当隗静随美军抵达巴格达后,因为战争已经胜利了,第三步兵师的军人心情非常好,对记者的态度也比较宽松一些,隗静便可以跟他们随意到各个地方去巡逻。然而,在非常关键的地方,比如说在巴格达的世界级的国家博物馆,由于美军作为占领者没有及时保护而遭到匪徒袭击和抢劫,破坏严重,美军便限制隗静跟随他们在那里的巡逻活动。

  未来中国记者在战争危机报道方面应该汲取什么样的经验教训?隗静认为,虽然媒体大部分是国有的,的确有倾向性的问题,但是中国记者应该避免走两个极端。

  “我觉得现在的中国媒体比较一味地相信中国学者的观点,但是很多中国学者的观点并不代表世界的或者世界上大部分的观点,所以中国媒体应该多借鉴国际学者和外国的一些看法。但是另一个方面,有些中国记者一味地相信西方记者的报道,西方报道什么,我们就照搬过来编译。西方报道什么事情还是有他自己一定的历史渊源的,所以中国记者能更多地深入到第一线去报道新闻的话,可以挖掘出中国人更感兴趣的观点,”隗静说。

  今年的中美媒体交流研讨会——全球危机报道年会有三个主题:战争和冲突危机报道,社会危机报道,以及危机报道中的记者责任。

  《华盛顿观察》周刊主编陈雅莉说:“今年的中美媒体交流研讨会主题定为危机报道,原因是我们觉得,当前,对于美国新闻界来讲,没有任何一个主题比战争和冲突,尤其是伊拉克战争,更为重要的,而对中国新闻界来讲,面对更多的是社会危机,像非典,突发灾难灾害事件。在这两种危机报道中,虽然中美两国的新闻视角、文化和价值观不同,但是都面对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回答在危机报道中,什么是记者的责任?什么是记者的使命?”

  (欧阳言非 / 《华盛顿观察》周刊(www.WashingtonObserver.org) 第4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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