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谍身份败露狼狈逃回莫斯科

　　间谍身份败露，狼狈逃回莫斯科

　　好景不长，这位学者在向克格勃出卖中国情报的同时，也捎带着向苏联提供一些日本方面的相关情报。这引起了日本反谍报机关部门的注意。当时，这位中国学者声称得到了一份“足以给中国带来道德上的打击”的情报。这可把克格勃乐坏了。克留奇科夫亲自拍板，决定把他培养成“超级间谍”，并引见给时任克格勃主席的切布里科夫。

　　克格勃要求康斯坦丁教那位学者学习无线电密码知识，以便他能直接将秘密数据发到莫斯科。康斯坦丁买了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改装成收发报机。把中国学者带到公园里训练，因为“在公园里我们很不起眼”。

　　然而这项任务却彻底暴露了康斯坦丁的间谍身份。1985年7月的一天，莫斯科克格勃总部开始向日本东京发送无线电，目的是考核中国学者使用无线电密码的能力。无线电的内容没有实际意义，一个中年男性用俄语很慢地念出一长串数字：7、5、11……中国学者需要捕捉并记下这些数字。之后按计划，康斯坦丁会将他的笔记发回给莫斯科，以判别正误。

　　计划没能实现。日本无线电反间谍部门截获了这些电波，并当场抓住了他们。

　　康斯坦丁在两个小时后被释放。日本警方要求康斯坦丁第二天到东京的中央警察局。但克格勃的上级不许他去，他被强行送回了莫斯科。中国学者后来也被立即遣送回了中国。

　　负责中日、朝鲜半岛地区，对华情报工作屡屡受挫

　　康斯坦丁离开克格勃前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在克格勃科学技术情报部门当顾问，主要负责分析中国、日本和朝鲜半岛方面的情报。

　　康斯坦丁透露，前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曾下令在中国以外的国家开展对华情报工作。这样做是因为中国有极强的反间谍能力。克格勃的对华情报工作不仅在中国国内屡屡受挫，即便是在国外也常常是铩羽而归。上述那位学者只是一个个例。

　　一次，一名苏联情报人员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街上接近一名中国

　　康斯坦丁说，克格勃对华工作是最为困难的行动之一。这不仅因为让中国公民充当间谍基本无望，更因为中国人了解克格勃的思维习惯。

　　蒙古曾是主阵地，运送测谎仪到缅甸

　　康斯坦丁透露，蒙古曾是克格勃对华工作的主要阵地。蒙古被苏联认为是最亲密的“卫星国”，严重依赖苏联的经济援助，克格勃在蒙古“感觉就像在自己国家一样”。

　　蒙古安全部有大量苏联人，目标就是对华谍报工作。据康斯坦丁讲，苏联驻蒙古大

　　使馆中的克格勃官员多达上百人。蒙古安全部所有部门负责人都配有苏联顾问。“这些顾问才是各部门真正的领导者。”但康斯坦丁说，蒙古安全部的很多官员有中国血统，他们会在暗地里破坏克格勃的行动。

　　为了开展对华情报工作，苏联还曾利用中缅边境宽松的通关政策派遣间谍，在缅甸开展对华情报工作。由于这些人中，有些也为台湾情报部门工作，克格勃还特地通过外交邮袋从雅希涅瓦(位于莫斯科的俄罗斯情报部门总部)将笨重的测谎仪运到缅甸。测谎试验一般在苏联驻仰光的外交官家中进行，测试语言是汉语。

　　此外，克格勃还专门成立了哈萨克斯坦情报局。在20世纪80年代，这个情报部门的负责人被调到莫斯科，成了克格勃一总局六处的负责人，六处是专门针对中国的情报机构。

　　康斯坦丁说，在冷战时期，克格勃对中国进行的情报活动很多。他透露说：“克格勃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对华情报作业。”(本文作者是上海太平洋国际战略研究所秘书长、高级分析员)

　　克格勃已退出历史舞台

　　克格勃的全称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即是该委员会三个俄文首字母的音译。克格勃1954年3月12日成立，总部设在前苏联首都莫斯科。

　　克格勃曾有谍报人员50余万。据说，其中4万多人在苏联外从事间谍工作。克格勃分为4个局：第一总局为对外谍报局，第二总局是国内防谍局，第三局空缺，第四总局是边防总局，第五总局为秘密警察局。

　　克格勃设有专门“技术学校”，训练间谍。科目包括电报术、摄影术、窃听术、爆破术、密写术、毒杀术、外语、格斗、擒拿和射击。

　　1991年，随着苏联的解体，克格勃作为一个机构退出历史舞台。当时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继承了前苏联的情报力量后，在克格勃的基础上成立了俄罗斯三大情报机构：负责反间谍工作和国内治安的联邦安全局、负责对外谍报工作的对外情报局和负责保护俄罗斯要员的联邦保卫局。

　　克格勃已经不复存在。(来源：国际在线-世界新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