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全球政治：核不扩散体系面临瓦解危险

　　3. 核世界与核对抗

　　基于上述情形，笔者的第三个判断就是：由于“后9·11危机”的深化，更因为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矛盾性，现有的不稳定的核不扩散体系正面临瓦解的危险。它同样能够从近一时期尤其是2006年的重大事态里找到证据：

　　美国充当了新一轮军备竞赛的“领头羊”，对于潜在的核扩散趋势难辞其咎。美国现有的年度军费开支，占全球总军费开支将近一半(48%)；仅在2006年的国防开支中，美军就把近700亿美元用于新的军事技术及其手段的开发、试验和评估，另有780亿美元用于购买最先进的武器装备。我只想指出：山姆大叔“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的姿态，激起越来越多的对立情绪，伊朗和朝鲜即是典型：2006年4月，伊朗用100台离心机成功获得了丰度为3.5%的浓缩铀，内贾德总统宣布“伊朗加入了八个拥有重水技术的国家行列”。这无疑是直接针对美国的一种挑战性宣言。同样，朝鲜在2006年下半年以来多次宣称，已拥有可攻击敌国的核武器，它的核试验，针对的目标就是美国。

　　与此同时，美国在核武器发展问题上的多重标准，也大大刺激了其潜在对手的核野心。美国的第一重标准是用于美国自身，以及像英国这样的大国铁杆盟友，即不断更新和改进现有核武器，竭力发展令对手无法防范和回击的打击手段，丝毫不管什么国际约束。第二重标准用于以色列和印度这样的战略盟友，即在美国的监督下，为了美国主导的国际安全体系的利益，使其拥有开发核武器的多数权利和好处。第三重标准是对美国不喜欢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尤其是美国痛恨的所谓“无赖政权”、“邪恶轴心”以及“基地”之类组织，严格禁止这些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拥有核武器，严查相关的核开发活动，一旦违禁便最大限度地予以惩罚。在很多国家眼里，现有的核安排与规则没有公正和合理可言；而被美国视为假想敌或现实威胁的那些国家和势力，当然会全力谋取反击美国的手段，包括核武器这样的致命性和大规模的毁灭性手段。

　　现今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使越来越多的中等强国和地区，寻求包括核武器或核开发能力在内的各种自我保护手段。2006年5月6日，巴西科技部长宣布，巴国已建成浓缩铀中心，从而成为自主拥有核技术的国家。这是一个有深远意味的事件。实际上，类似巴西这样的地区大国强国还有不少，如土耳其、埃及、墨西哥、南非、韩国、乌克兰等，它们不论本国自然资源(石油、煤炭、铁矿石等)是丰富还是贫乏，不管安全环境是宽松是严峻，都察觉到核能的巨大前景，也都注意到现有核不扩散体系的不公正与“软约束”，因而都把发展核能作为国家战略目标。与伊朗、朝鲜有所不同的是，它们善于与美国和西方主要国家周旋，公开宣布的目标是发展民用核能。然而，稍懂这一问题的人都明白，拥有核浓缩技术，到开发核武器，仅仅是一步之遥。

　　技术的进步和资金的充裕，无形中加快了各国核开发的步伐，使核武器的扩散变得更加简易。须指出的是，由于苏联的解体和前苏东地区混乱局面的久治不愈，这片曾经储存了世界上最多核材料、拥有大量核科学家的地区，如今也是核扩散危局的源头之一，是类似基地组织或伊拉克前萨达姆政权那样的买主瞄准的主要对象；对美国而言，最大的噩梦，莫过于这片地带疏于管制的核技术、核材料以及核科学家，与伊斯兰弧带那些极端仇美势力结合到一起。这也是为何美国尽管对普京有诸多不满和批评、却始终不敢太惹恼俄国人的主要原因。

　　国际原子能机构控制能力有限，核制度规定漏洞不少，对核扩散势头难以防范。理论上讲，1995年5月得到多数国家批准和无限期延长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管功能的存在，是遏止核扩散的重要工具之一。然而，由于前面提到的各类消极因素的综合作用，这一工具的约束力越来越小、越来越“软”。条约虽然规定了签约国的义务，但签署和退出却是自愿的，这无形中让那些有核野心的国家很容易利用它；技术上讲，虽然条约规定不准将民用核转向军用方面，但没法把握这中间的尺度，主权国家自己完全有可能视情况决定发展的阶段；尤其是，条约没有对霸权国家可能的“违法乱纪”制订任何有约束力的条款，事实上给美国等滥用解释权留下巨大的空间。

　　综上所述，我个人认为，未来若干年很可能是一个加速而非减缓核扩散的时期。不论美国解决伊朗和朝鲜两大核危机的努力是否奏效，全球范围核扩散的势头很难阻挡。这并不是说，很快有一大批国家拥有核武，而是指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试图拥有核技术和搞核开发，最终使现有的核不扩散体系名存实亡。今天比冷战刚刚结束时更具有核扩散的危险，国际社会的努力更多却难以奏效。未来一、二十年，也许我们见到的结构，将不再是目前的“五个正式核国家、三个准核国家、十几个抓紧核开发国家和几十个设计核蓝图的国家”，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核世界，一个与现有的国际权力结构和政治扭曲关系相对应的核力量结构；特别是在我所谓的“新两极”之间，存在着核对抗的可能，从而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

　　4. 大国对话

　　除上述有重大影响的三种事态外，站在全球角度观测，2006年还有一些不能不提到的动向，它们中有的消极阴冷，有的令人鼓舞，传递着相互矛盾的信息，折射出当下世界政治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

　　亚非地区一些传统上不太稳定的地区或重燃战火，或既有矛盾加深。2006年，泰国经历了近十五年来第一次军人政变，陆军总司令颂提将军把民选总理他信赶下了台。斯里兰卡依旧是南亚乃至整个亚洲地区内战最频繁的国家。尼泊尔是南亚另一个动荡不安的国家，在大规模群众示威抗议和流血之后，国王被迫交权，随之而来出现了新一轮博弈形势。朝鲜半岛及日本海一带，是东亚地区为数不多的麻烦地点之一。围绕朝鲜核问题的谈判在今年停滞不前；被美国金融制裁激怒的朝鲜，向公海区域发射了导弹，并悍然进行核试验；日本与朝鲜的旧怨未解，与韩国之间围绕有争议的岛礁归属问题又产生了新的争执，今年上半年日韩之间甚至一度剑拔弩张。

　　非洲大陆总体上看处于相当边缘的位置，非洲这一年的战乱不算多。但非洲国家在政治和国际关系方面的贡献有限，尤其在经济上的成绩乏善可陈，如百年前一样，非洲在国际舞台上是不起眼的配角，几十年的政治独立和主权回归进程，并没有换来世人所期待的经济振兴和社会进步。这是世界政治中令人失望的一个现实，是国际权力结构长期扭曲、调适不当的一个结果。

　　一向富庶、安宁的西方发达国家，社会问题和种族矛盾有某种激化的苗头。2005年年底，在澳大利亚，一批以黎巴嫩裔青年为主的澳大利亚穆斯林人，与当地的白人青年之间，发生了较大规模的冲突。2006年3-4月间，针对德维尔潘政府出台的《首次雇佣合同法案》，有几十所法国大学同时罢课，大批的法国学生走上巴黎街头抗议游行，引起社会各界的担忧。像法国、澳大利亚一样，前面提到的发生在英国伦敦的穆斯林激进青年阴谋炸毁英美班机的未遂事件、发生在美国芝加哥的伊斯兰激进势力追随者企图炸毁北美最高建筑的未遂事件，既有种族矛盾和后“9·11”进程的背景，也跟这些国家内部的经济不景气、尤其是少数族群的生活状态有关。

　　2006年9月美国总统布什关于“伊斯兰法西斯”的说法，以及差不多同一时期新教皇本尼迪克特关于历史上的宗教战争(“十字军圣战”)的判断，更是招致包括欧美地区在内的全球穆斯林民众、知识界和宗教人士的广泛针砭，其冲击波到底持续多长、造成哪些后果，至今尚难充分估量。前面已透视过“新两极”对抗的阴影，在此想补充的是，这一逐渐加深的阴影，不仅对伊斯兰世界形成巨大的压力，对国际社会造成不利影响，它同时伤害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自身，危及着后者的社会稳定与国际形象。

　　2006年的国际形势，也有让人稍感安心之处。在主要大国之间，虽然存在分歧与摩擦，保持了有限却有效的战略沟通，政治和安全关系基本稳定。我认为，观察每个时代的战争与和平趋势，最重要的判别尺度之一，是主要大国之间的友善或敌对关系。依据这个标准，可以认为，现今的世界，总体上仍然是以“和平与发展”为基调。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有全球影响(不管是政治影响、安全影响或经济贸易方面的影响)的各个大国之间，从各自国家的核心利益出发，保持了战略沟通和对话关系；即使是那些彼此间存在芥蒂的国家之间，在工作层面和技术官僚之间，依然建立起了有效的对话机制，从而降低全面对抗的风险，遏止了矛盾与摩擦的升级。例如，尽管美俄两国媒体和政客互相攻击，一度还传出美国副总统贬损普京执政方针的消息，但两国经贸与战略对话照常进行，八国首脑峰会按预定计划在俄罗斯顺利召开。英国与俄国之间在2006年发生了间谍事件(俄方有关部门抓获了英国伪装成外交官的间谍)，但布莱尔与普京在八国首脑会议上保持了对话，两国在推动能源合作方面也有新的进展。类似情况也发生在东亚区域：中国与日本之间，韩国与日本之间，虽然最高领导层之间由于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而无法互访，但在外交部门和其它专业层面却进行着有效的沟通，有效维护着两国经贸和民间往来的重大利益。不光中国与美国、俄罗斯、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及整个欧盟之间，建立了战略对话机制，其它大国之间或多或少也有这类协调体制。事实上，以“两手”对“两手”，斗而不破、和而不同，这些不止是中国人的外交智慧，业已成为当今国际关系里主要大国间的默契准则，是它们捍卫各自国家利益和战略疆域的复杂博弈手法。

　　发展中世界和转型区域的重要枢纽国家，如所谓“金砖四国”(“BRIC”，是英语里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第一个字母之组合)，在这一年里平稳上升，在国际社会的分量有所加大。印度被誉为与中国并提的亚洲成长的“新驱动者”(NEW TRIVER)之一，近年来在核工业发展、卫星和航天探索领域、导弹及远程控制技术、医药和生物工程技术、软件业和汽车工业等多个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进展；普京驾驭的俄罗斯大船近几年一直顺风顺水，苏联解体后一度元气大伤的它恢复迅速。巴西在美洲几十个发展水平相似的国家有如“鹤立鸡群”。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