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任秘书长潘基文试图把东亚文化注入联合国

　　这位新任秘书长一上台便开始对联合国“动手术”，并试图把东亚文化注入其中

　　本刊记者 席来旺 发自纽约  本刊特约记者 李学华

　　拨快联合国的钟

　　美国东部时间2007年1月2日，新年第一个工作日，联合国总部迎来了自己的第八任秘书长潘基文。新“老板”还没现身，职员们已感受到了“第一把火”：联合国的工作时钟“被迫”调快了1小时！

　　按惯例，新任秘书长通常是在上午10点钟来总部大楼上班，但勤奋的潘基文很早就要来办公室。于是，纽约曼哈顿的联合国总部大楼前，9点钟便已步履匆匆。6名身穿淡蓝色制服的联合国保安人员分两队站立，组成一个小小的仪仗队，静静地等候在玻璃门外。门内，则是近百名联合国雇员和媒体记者。

　　约9点，潘基文出现在总部大楼入口处。他脱去深色大衣，一身黑西服、红领带、梳理整齐的分头发型，精神抖擞地跨过了玻璃门。这是他首次以秘书长的身份走进联合国总部，开始为期5年的秘书长生涯。

　　而他第一天的工作日程，已安排得密密麻麻——

　　9点30分，一楼大厅，接受联合国职员的欢迎；

　　9点35分，静思室，悼念为联合国事业献身的工作人员；

　　9点40分，采访区，举行简短的记者招待会；

　　10点10分，会见联合国副秘书长；

　　10点30分，地下一层第一会议室，召开首次员工大会，发表施政讲话；

　　中午，员工餐厅，吃自助午餐；

　　下午，38楼秘书长办公室，会见本月安理会主席国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会见联大执行主席、经社理事会主席等6个主要部门负责人；走访办事处各部门。

　　看来，这位“新老板”要把他多年来的勤奋作风，灌输到联合国的庞大身躯里。

　　潘基文担任韩国外长时，就以勤奋而著称。现在，他从东半球来到了西半球，受命于

联合国改革的关键时刻。他的案头，摆放的是“地球上最难完成的工作”。身为资深外交官，潘基文自然十分清楚联合国的“顽疾”，但顽疾不能用猛药，只能抽丝剥茧。既然联合国和其他相关机构的规模很难缩减，那就只好“强迫”各个部门全力以赴，形成新的联合国“工作文化”。作为联合国秘书长，“没有神奇的公式，也无其他工作可比拟。但一切都始于勤奋、可靠和开明。”

　　面对如此重压，潘基文怎能不把工作时钟调快一点儿呢？

　　我姓潘，不姓文

　　新年的纽约，天空特别晴朗。这是一个多年不遇的暖冬，仿佛在预示着良好的开端。1月3日，联合国秘书处高层管理人员的每周例会，也按照新秘书长“快了1小时的钟”，在上午9点开始了。

　　与此同时，潘秘书长新任命的女发言人米歇尔·蒙塔斯，为“老板”刮起了一次“正名”之风。

　　潘基文并不是秘书长席位上的第一张“亚洲面孔”。在他之前，缅甸人吴丹也曾任此职，但吴丹似乎没有给联合国秘书处带来多少亚洲文化。现在，潘基文来了，他来自深受孔子思想、儒教文化影响的韩国，代表了一种典型的亚洲文化。他上任的第二天，联合国秘书处就开始感受亚洲新色彩，首先从他的名字开始。

　　米歇尔·蒙塔斯在1月3日的记者会上，教记者们如何正确理解“潘基文”这个名字。她说，潘基文的英文译名“Ban Ki-moon”，是遵照韩国人姓在前、名在后的习惯，直接音译的。所以，在用英语称呼新秘书长先生时，应该是Mr Ban(潘先生)，而不能是Mr Moon(文先生)。对西方记者来说，这一点很容易搞错，经常误称他为“文先生”。虽然秘书长不会在意这种小事，但新闻媒体必须尊重各个国家的文化，不能一错再错。于是，美国电视台恍然大悟，非常郑重地报道了潘基文姓名的正确读法。

　　名字的区别只是亚洲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一点小小的差异，更大的不同可能会在潘基文的工作风格中体现出来。

　　虚心和谦逊在亚洲人眼中是一种美德。外貌温文尔雅、待人亲切的潘基文在自己的工作中所体现的，正是这样一种风格。上任时，他没有前呼后拥的车队，只带了七八个刚任命的随员；午餐时，他和其他工作人员一样，在员工餐厅拿着托盘排队；用餐后，他又自动把托盘和餐具拿到了回收处。这一切，让联合国工作人员对他的第一印象颇佳。

　　新秘书长对于联合国的事业，还有一种家长般的情怀。在第一天的施政纲领中，谈到联合国的弊端，潘基文既充满心痛之情，又有革弊除旧的持家决心。他直言不讳地说，近年来，联合国秘书处受到“缺少问责制”、“操守有问题”等“严厉的、有时候不太公平的批评”，联合国员工“士气下降”。“我们必须采取措施化解这些批评。”

　　潘基文还用东亚人耳熟能详的“任人唯贤”一词，来概括自己的用人观——他会尽量发掘广大员工的潜能，倾听普通员工的声音，保持人员构成的地区平衡和性别平衡，用对话解决分歧。他还对联合国雇员提出了要求，希望大家畅所欲言，哪怕是在讨论联合国的缺点时，也应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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